中外灾难报道的伦理分析

三、中外灾难报道的伦理分析

正因为灾难发生时的不可预知性和紧迫性,记者在报道新闻时常常要面对职业素养和伦理观念的激烈拉锯。还记得那个南非小报的摄影记者凯文·卡特吗?虽然因为拍摄了《饥饿的非洲小女孩》而获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特写性新闻摄影奖”,但后来因为承受不住舆论及自我良心的苛责而选择自杀;是否又记得那个“中国最美丽的女记者”曹爱文?她做出了一次“不敬业”的失败采访,感动了整个中国,同时也遭到新闻界同行对其职业素养的质疑。伦理观念从来都伴随着新闻报道,在进行灾难报道时更是时刻考验着记者的神经。

(一)伦理与新闻伦理

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既有自我的要求,又受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的支配和约束。伦理指一定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规范及其相应的道德原则,是客观法,是他律的;从本质而言,是关于人性、人伦关系及结构等问题的基本原则的概括。

而新闻伦理,或称新闻道德、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工作者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形成的调整和处理新闻机构内外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或准则。我国新闻工作者应当严格遵守的职业道德如下:忠于职守、勤奋敬业;正确导向、注重效果;报道真实、客观公正;清正廉洁、遵纪守法;尊重群众、尊重同行;团结协作、公平竞争。

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中的“客观公正”,要求记者通过新闻事实的客观叙述等手段,运用事实的自身逻辑力量显现新闻传播的倾向性。记者应当置身于新闻事实之外,以一名中立者的角度陈述表达新闻事实,而不能随意加以主观地解释。

当客观成为新闻伦理的标准之一,力求客观、显现真相就成了记者们的责任,也成了衡量新闻可信度的标准。然而事实上记者并非置身事外的完全无关者,更多情况下,记者往往是最接近事件本身的目击者甚至参与者。在很多的灾难报道中,记者也同时遭受灾难的危害或者参与到灾难的救援当中。在无法摒弃作为普通人的情感因素的情况下,记者如何既恪守作为媒体从业者应遵从的“冷静、中立”的立场,又能尽量在冰冷而残酷的灾难事实中注入一些积极向上具有激励作用的人的情感力量,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二)中外灾难报道评析

选择“客观中立”,还是“人性伦理”,我想这不单单是中国新闻媒体的困惑,更是世界新闻从业者共同的困惑。下文将就西方与中国媒体面对灾难报道时的态度作一简单对比。

1.中国媒体——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里氏8级的特大地震。对于在这次的地震报道中,中国媒体所显示的空前的自由度,也让世界刮目相看,甚至可以说是“地震般的巨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在谈到此次汶川地震报道时说,大量媒体记者冒着危险赶赴灾区,第一时间为公众提供信息,信息发布之快,内容之丰富和全面,展现人性的深刻性,都是历史上少见的。十余天的大规模报道也展现了媒体报道理念的提升和运作机制的成熟。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值得骄傲的进步。

然而,在此次报道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根本的伦理观念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在持续时间较长的报道过程中,不断刷新的死亡人数、痛失亲友的灾民哭天抢地的照片、地震后四处残垣断壁血肉模糊的镜头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神经系统,使没有经历灾害的观众也感同身受。媒体以震撼的手法、悲惨的故事吸引人们关注的同时,似乎忘记了电视机前观众的心理承受问题。心理学家也点出此次灾难信息的接受存在过量问题,而对幸存者的心理状态也将产生不良影响,因为强烈惊吓和悲痛刺激将导致他们心理状态的恶化。

而在某些电视镜头和广播话语中,一些记者缺乏人文关怀意识的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

(1)地震发生第二天,国内某知名电视台某记者在做地震直播连线时涉嫌捏造采访内容,并擅自下结论说“救援工作已经进入尾声。”

(2)在紧张的营救过程中,某记者对救援人员说:“你让让好不好,让我们先拍。”为了追求拍摄效果,逼迫体力严重流失的大爷说话。

(3)5月17日俄罗斯救援队救出第一名幸存者时,一名队员对着镜头怒吼。原因是摄像机的强光灯正对着幸存者的眼睛。

(4)某记者在直播时进入手术室采访,消耗掉一件无菌手术衣,还强行采访即将要进行手术的已消毒完毕的医生,将其手术衣污染。

(5)重庆一家四口人自发开着车子赶到灾区送些吃的,记者竟然问:“你觉得他们需要这些吃的吗?”受访者一时楞住,隔了几秒钟才说:“需要!”

……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从职业素养上说,他们并没有错;但是从人文关怀、伦理观念的角度上去评判他们的行为的话,媒体却是大错特错。虽然公众有知情权,媒体也有报道真相的义务,但是面对灾难事件,媒体不应当不顾及受灾群众的感受刨根问底以求“独家新闻”,更不应当通过肆无忌惮地抓拍残酷、血腥的场景以达到煽情效果。因此中国媒体此次的某些行为难免让人觉得失望甚至愤怒。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媒体对待此类报道时就缺失了伦理观念和人文关怀,甚至在娱乐时代浮躁情绪的影响下,有着娱乐化、低俗化、媚俗化的倾向。此次地震后续报道中,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焦点是新闻媒体间接充当网民盘点企业、名人捐款清单的工具,模糊了救灾焦点,造成了很大的社会负面效应。

其实,中国媒体历来都有这种伦理观念缺失。在发生于南亚、东南亚的地震海啸期间,有些媒体将灾难的娱乐价值让位于新闻价值,出现《李连杰马尔代夫遇海啸凭真功夫保障家人平安》的报道题目,这种标题无非是渲染其武打明星的背景;2004年某电视台在报道俄罗斯别斯兰事件的同时,竟然还对死亡人数进行了“有奖竞猜”,实在冷酷得令人发指;在有关车祸的报道中,某报社用了《车“接吻” 人相斗》这样的标题报道两辆小轿车相撞。将类似于“接吻”、“拥抱”这样的词语应用于标题以吸引受众眼球的报道并不少见。

2.西方媒体——以美国“9·11”和空难为例

让我们调转视角去看看西方主流媒体面对突发性灾难事件报道时表现出的态度和采取的做法。

西方传媒对灾难事件的报道往往迅速、深入、全面、准确,不仅不隐瞒负面的、悲剧性的因素,甚至充分展示灾难细节。

(1)美国“9·11”

在“9·11”事件的现场直播中,同样也存在着带有强烈冲击的镜头,像美国的FOX、CNN等电视台播放了逃难者从高达110层的世贸中心高楼上跳下逃生的镜头,这给所有电视观众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是前所未有的。而“9·11”事件的现场直播如同一部好莱坞的灾难恐怖大片,其所具有的受人关注程度正好符合西方传媒这种追求“异乎寻常的感觉”的价值取向。但这种强烈刺激亦可带来社会效益,他们能够很好地传达社会责任感,在突出“以事为本”的信息传播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注重宣扬西方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恐怖袭击发生后,许多媒体都报道了美国民众昼夜排队献血,全体国会议员在关闭的国会山前齐唱《上帝保佑美国》,警察和消防队员救援受难者以及坠毁飞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以保护白宫等非常具有人情味和正面意义的报道。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就算是有“从高楼跳下”这样冲击性的镜头画面,美国媒体仍然对其他报道内容有所控制和保留。仔细查阅,我们很难找到血肉模糊、尸体横陈的内容或图片。

(2)美国环球航空空难

1996年7月17日,美国环球航空公司飞往巴黎的航班在长岛附近爆炸,造成230人遇难。法新社的记者乔恩·利维就没有以尸体和鲜血来表现事件的惨状,而是拍摄了这样一张照片:飘浮着飞机残骸的静谧的大海。利维认为,这张照片是飞机失事的一个“隐喻”。相反,美国《加利福尼亚》报刊登了一幅题为“被淹死的男孩和他痛哭的哥哥”的新闻图片,因为画面上展现了孩子的尸体而受到了许多读者的谴责,报社当天接到400多个电话、500多封来信,有80多人宣布取消了该报的订单。

3.同一灾难的中外报道——以“海啸”为例

面对不同的灾难,中外的媒体报道各有偏颇,当面对同一种灾难(如海啸)时,中外的媒体报道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新浪网页关于海啸的专题报道以较大字号将遇难者人数置于网页顶端,诸如“海里的浮尸”、“海啸中死去的婴儿“等过于直露的图片长时间悬挂在页面中心位置。对于个人报道对象的内容也显得冷酷无情,诸如《海啸中母亲面临艰难抉择:两个儿子只能救一个》之类的标题比比皆是。

而西方的切入点则着眼全局思考,英国《金融时报》整合全球各地7名记者的力量对印度洋海啸灾难进行全景报道,《救援工作面临挑战》、《重建成本可以控制》、《和平机遇》等独特视角给予此次灾难多重解读。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因为惯常的理性,西方媒体非常注重对自己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宣扬。西方文明价值观,就是以“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思想为基础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注重个体独立、个性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存在。在西方媒体的灾难新闻报道中常能看到这种文化心理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