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新闻报道中的政治因素

灾难新闻报道中的政治因素

社会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其《社会控制》一书中论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取决于整个社会如何在社会稳定和个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为达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社会必须有“控制”机制。而在各种社会控制中，政治控制的作用最为突出。灾难正是政府展示其政绩的有利时机和场所。

当然，政权一旦对灾难的控制不力，对灾难信息的控制和引导不力，将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崩溃。中国历代统治政权显示，只有“养民”才能“教民”。因此，谁在自己的政权范围内解决了灾荒问题，谁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杨卫华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立更加强大的国家政权，巩固政治的合法性，政府自然把新闻媒体当做社会动员的有力工具。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化，随着市场的发展，社会从一元向多元转化，人民群众对信息的需求大大增加，尤其是灾难信息的需求，作为“禁区”“雷区”的灾难新闻报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灾难报道的时效和形式也得到了提升，从灾难爆发之初的简讯，到后续的深度系列报道，全面客观及时地反映了灾难全景和救援情况。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传播方式的多元，尤其是网络的兴起，政府在信息控制方面越来越困难。手机媒体的出现更使信息的传播大众化、随意化，使传播速度与效果更为显著，灾难新闻往往是传播的首选和热点。

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政府要隐瞒封杀已经不太可能。早报还能争取主动引导社会舆论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杨卫华认为，与总体性政府控制时期不同的是，现今对灾难信息的控制多来自于当地的政府而不是中央一级。由于我国官员的任免取决于上级而不是群众投票选举，因而，地方官员形成了只对上级负责的思维。在涉及到地方利益的灾难信息中，只要能瞒上，其官位就稳如泰山，一旦灾难爆发，他们的反映就是“封杀记者”，堵住新闻。因为在信息不向群众公开的情况下，万一上级知晓了，也可以通过官场的疏通渠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在媒体公开之后，要逃脱责任也就没那么容易了。

1998年重庆綦江桥垮　事件发生时，《经济参考报》1999年1月17日的一篇报道揭露：“綦江县委书记张开科、副书记林世元召开了县属各部、委、办、局负责人紧急会议，会后各单位在深夜召开全体职工紧急会议，传达张、林‘四不准’的指示：不准参加围观，对闹事的死者家属，通过亲朋好友，做好疏导工作；不准议论彩虹桥之事；不准误传彩虹桥坍塌的原因；不准谈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会议还强调：职工不听招呼者要坚决处理，严重的开除公职。‘四不准’通知和打招呼会后，綦江县的采访环境立即‘冻结’，不少原来提供消息的人士在压力下三缄其口。”在当地政府和官员的阻挠下，关于这一灾难新闻的采访受到严重干扰。

当然，为了确保灾难新闻不出差错，灾难新闻报道中关键要处理好导向与看点、流量与流向、快速与准确、破坏与建设、曝光与关怀、放开与节制之间的关系，准确地把握报道的“度”。

总之，在灾难发生时，政府和媒体应该是真诚的合作者。政府需要通过媒体将最真实全面的情况通报给群众，稳定社会情绪，而媒体更需要政府的合作，以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在2005年伦敦大爆炸中，英国有关部门和媒体间的合作就是一个范例。在爆炸发生后，官方在警戒线外迅速划定了采访区，并为采访的记者提供相关的新闻素材，记者在第一时间采访到内容，救灾和侦破行动也没有因现场的混乱而受到影响。目前，我国各级政府正在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这对灾难新闻报道中“度”的把握，以及灾难新闻的透明性上，无疑大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