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的政治性目的

第四节　新闻客观性

新闻，并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是对客观世界的镜像式再现，它更像是传播控制者用一个个貌似客观的事实“碎片”所组合而成的拼图，不仅夹带了种种主观意图，也隐藏着巨大的价值陷阱。不仅如此，当人们依照新闻所呈现的主流政治画面来进行判断的时候，这种画面本身还会自我放大，创造出一个可能并不真实存在的世界。于是悖论的事情发生了:新闻的幻象变成了某种政治现实。美国学者、华盛顿大学传播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兰斯·班尼特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提醒公众新闻客观性不过是个神话而已，新闻自由也并非民主的保障，未来的公民必须摆脱传统媒体的束缚。

新闻客观性作为新闻业专业化组织的标志，是这个行业里从业人员理应追求的理想。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加州大学教授迈克尔·舒德森指出:客观性是新闻媒介作为一个专业组织的意识形态，既是一种道德理想，也是一整套报道、编辑实践，以及清晰可见的写作样式⁽²³⁾。一般认为它体现为“准确、公正、平衡、全面”。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班尼特曾将“新闻”定义为“在新闻工作者、政客以及公众每日交互作用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持续变化的社会产品”⁽²⁴⁾。换言之，新闻通常是由记者、政治家以及公众通过不完善的信息交流、在不断寻求各自不同目标的过程中、不断变换和调整位置形成的。而在这种互动或博弈式的变动中，各方都有可能损及新闻客观性。

迈克尔·舒德森

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说，在一个媒体化社会里，新闻客观性表现为新闻执政，即运用新闻来提高公共政策部门的执政形象、执政公信和执政的合法性。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舆论监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治家最为关注的是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简而言之，它是指依据新闻媒体关注的问题，并依据媒体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确立自己看待事物的优先顺序。它意味新闻不仅是社会主要的信息源，更是重要的影响源。议程设置理论向政治领域扩散的结果，是将议程设置分为三个层面，即政策议程、媒体议程和公共议程。三者涵盖的范围并不相同，政策议程发生在政策决策组织中，媒体议程发生在新闻传媒的报道内容与报道形式中，公共议程则发生在公共舆论领域。有效的政治传播是将议程设置的三个层面有效地统一起来。任何政府无不希望通过对媒体议程的设置，影响公共议程，最后顺利实现政策议程。正如前白宫传播顾问戴维·格尔根坦言的那样，要成功执政，政府必须确定议程；而不能让媒体来为它确定议程。在当代社会，这种媒体政治已经无所不在，政治家对新闻进行显性或隐性的操纵和使用，把自己的议题转变成公共议程，通过巧妙控制，使公共议程向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政治的首要目标是控制新闻中的政治形象。

从记者的角度来说，围绕新闻客观性所要达成的目标是准确、公正、平衡、全面。即是说，避免主观成见，拒绝环境影响，从各种推断中筛选出事实，以保证向公众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但是，传播学领域的大量研究证明，新闻工作者一方面要受到本身主观性的影响，一方面要受到编辑部等组织环境的约束，而媒介组织自身亦要受到其他社会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制约。有人形容编辑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实际上是被包裹在一件由机械零件制就的紧身夹克中，受到来自媒介组织的强大制约。而且媒介的选择本身，就是在各种社会系统的制约中进行。所以，虽然新闻的客观性一直是新闻业的行业准则，但是记者和编辑在实际报道中很难做到客观中立。不仅如此，新闻人物的欺骗行为，还有新闻时效性对客观性的“牺牲”，都使新闻客观性可望而不可即。但是，尽管新闻不可能做到客观，记者和编辑们却发展出一套看起来是客观的或者看起来是可信的技巧。对此班尼特认为，为了迎合受众、化解压力，近年来的新闻报道出现了四个倾向:（一）新闻个人化，它是指在报道中突出个人因素，偏好人情味的角度，而弱化制度、社会和政治背景。（二）新闻戏剧化，指在报道中突出戏剧性因素，偏好极端化的个案和貌似高效的解决方法，误导人们对问题的理解和判断。（三）新闻片段化，指报道中给出的信息零散，很少触及问题的发展趋势和历史背景，使公众看到的是一个无序混乱的世界。（四）新闻报道的权威无序化，它是指报道过于强调权威人物的所作所为，和局势是否在向可靠稳定的方向发展，由于过于偏向负面问题，在反映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偏差。

从公众的角度来看，班尼特认为，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和政治的旁观者，大多数人不能对政治问题进行抽象的、整体的逻辑思考。一般人很难明确地说出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对于重大问题大多数人只能记住很少的事实，而看不到问题之间的联系。此外许多人很容易改变自己对某个问题的观点。人们往往对某一问题了解的信息越多，他们的观点就越容易受那些占据新闻主要位置的政党领袖和政治精英的影响⁽²⁵⁾。一些社会学家则忧心忡忡地指出:公民对民主政治日益冷淡，对政府和政治信息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相对于“硬新闻”，他们更喜欢“软新闻”。所谓“硬新闻”，是指一个社会人应该了解的新闻内容，包括政府行为、竞选代表的立场、国际形势发展、新政策、社会问题等等。所谓“软新闻”，则是指那些煽情的、短暂的新闻，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为目的，靠本身固有的戏剧性和耸人听闻来激起观众的反应，但是并没有多少社会价值。即是说，相对于“政治化”，大众似乎更喜欢“娱乐化”:爆炸性、恐怖性、丑闻化、绯闻化，“新闻”处在向“娱乐”下滑的轨道之中。所以对于新闻客观性来说，公众的需要与选择未尝不是重要的一部分。2004年美国报业总编联合会（APME）的年会将主题确定为“衰退的读者”，后来发表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上的文章干脆冠以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让我们谴责读者:假如公众不关心，伟大的新闻事业是否还有可能？》。

对此舒德森在他的《好公民》一书中认为，一些人在谴责社会和民族的衰落，而另一些人则在庆祝从公共准则和义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不是新闻界出了问题，也不是公民出了问题，而是社会政治环境不同了。在公共生活的转型中，公民从18世纪“恭顺的公民”（deferential citizen），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党派公民”（partisan citizen），再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最后是现在的“有权的公民”（rights－bearing citizen）。公民并没有消亡，他们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个人化”是其特色。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知情权”，当有重大的事情威胁到他们个人的生活和公共利益时，新闻界要负担起提供足够的信息、适时发出警报的责任。就整个社会生活而言，人们的闲暇时间在增多，生活更自由，除非政治机器发生问题，他们感觉不到有什么必要去关心政治⁽²⁶⁾。舒德森的观点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

综上所述，今天的新闻客观性是明显出现了危机。它的坍塌有多重原因，除了以上结构性因素之外，新闻业“事业化”和“商业化”的矛盾是症结所在。然而，新闻业已经是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结构，在一个理想的新闻体系中，新闻业要更加公共化、更具分析性、更有历史深度、更有批判性、更能反映问题，归根结底，面对客观性要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这一切，是需要新闻从业人员不懈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