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杂的政治性

权力和霸权的关系在融杂中有所描述和再现，因为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能够发现文化、地域、血统中不对称的痕迹。因此，融杂提出了关于混合以及混合的各种条件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融杂的方式中，不仅仅是再现了霸权主义，而且还重新塑造了霸权主义。在普遍意义上，与政治相关的融杂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呢?

有时候，反实在论强调融杂的身份，这种反实在论几乎反对所有对共产主义者的起源研究，这种研究是对一个理想化的、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做一种考古学式的挖掘。然而，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要避免任何对人类堕落以前的社会团体有所怀旧，或者避免怀念任何一个“堕落前”的单一、透明的身份，我们必须试问，这真的可能吗?如果没有共同的过去，那么集体反抗还有可能存在吗? (Shohat，1992，p.109)

在政治鼓动和集体记忆之间难道没有密切的关系吗?以下这些对于反抗的象征和对道德经济^[28]的鼓动来说，那些对过去事迹的回忆，对集体的活动、胜利和失败的纪念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比如说马坦萨(Matanze)之于在萨尔瓦多的民族解放阵线(FMLN)、卡蒂普南(Katipunan)之于在菲律宾的新人民军(NPA)、英雄日之于非洲人国民大会(ANC，African National Council)，等等。还有，这些争论涵盖了好几个问题:即使在共同的过去和集体的反抗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那也并不表明它们之间有必然的对称关系。集体行动中——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记忆还是计划——的纽带基础是什么?虽然公共的象征很重要，然而，集体的象征和叙述在一个共同的计划与错综复杂的融合中，或许才是更重要的。因此，英雄日对非洲人国民大会〔12月16日是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的国庆〕是意义非凡的，然而，《自由宪章》以及非种族民主计划(后来再加上非性别主义)的意义更加重大。这些计划就公共性而言都不是天然就有的，准确地说，它们的力量就在于能够超越公共界限。一般说来，可以把从某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解放”理解为多元/复数形式，就像多个计划、工程、方案的总和在本质上就是形形色色、错综复杂、多重含义的^[29]。将公共的过往和集体的抗力联系起来的观点强制性地加入了统一性和透明性，事实上，这种统一性和透明性减少了批评的空间，减少了在其中能够活动的多元空间和在解放的过程中出现的多样性。它赋予了某种看法以特权——就是看待集体行为的公共观点和对身份的原初看法，忽视或者贬低了族群之间的区分以及关于群体表述、要求和策略的冲突，还包括忽视了重构过去，并且认为以下问题似乎都已经得以解决——应该要求自治还是内属?族群是内向型封闭的还是外向型开放的?然而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政治上的两难选择。公共过去和集体约定之间的联系是政治鼓动中的一部分，融杂的过去和多元的方案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日常的政治中，关键是如何将这些不同的部分在具体、重要的问题的解决中协调在一起，这牵涉到超越过去、朝向未来——因为，如果没有未来，那么集体行为还有什么意义呢?社区的吸引力无论在左翼还是在右翼政治中都是强大和普遍的，然而却常常遭到质疑。对比之下，当把融杂性当作是一种政治时，它就可能颠覆实在论和均一化，也可能对静态的政治有所破坏——无论它是中心政治还是边缘政治、高层还是低层、等级还是种族，一旦意识到多重身份，融杂就能拓宽批评的空间。因此，社区政治的怀旧模式就会与城市图景、以及“政治即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形成鲜明对照。(Young，1990)

在全球政治和全球不平等的大语境下，这个观点的意义何在呢?关于全球范围的政治理论相对来说还远不成熟，传统上，政治理论关涉的是主权和人民、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因此，求助于“伟大的政治理论家”——诸如从洛克到密尔^[30]是没什么用的，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关心的是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而国际关系理论则来自一些另外的核心概念——诸如国家利益和权力平衡。严格说来，国际关系理论——至少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已经排除了全球政治理论。少了“世界社会”的概念，怎么可能有世界范围的社会契约或者全球民主呢?通过诸如“全球的民权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跨国际互助”这样一些观念，这个边界就打开了:“全球民权社团的成长代表着民权社团重新建构、重新设想、重新规划世界政治计划的发展。”(Lipschutz，1992，p.391)全球性社团和后国际政治是相关联的，这些重新概念化的东西有一个局限，就是缺少法定规则，这些法定规则的约束力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而非只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的。因此，那些新的倡议——诸如国际犯罪法庭和京都协定书——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要开发哪一种概念工具来探讨以下问题呢，比如，全球政治中通行的双重标准问题，长期存在的西方国家在自己国内实行民主，却在海外奉行帝国主义，当美国入侵巴拿马、格林纳达或者伊拉克时，怎样正确地使用诸如自我确定和主权这样的术语?帝国主义这个词已经不足以表达目前的局势，虽然它还可以表示巴拿马或者格林纳达与美国的关系，但是却无法描述海湾战争了。帝国、帝权既是对国内的控制，也是对外实施的外交政策(Doyle，1986，p.45)，但这个词已经不足以用来描述海湾战争的特性了。如果我们认为，今天全球化处境中最主要的参与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跨国公司和地区投资银行，那么就很容易承认它们对这些国家——从巴西到菲律宾——的国内政治的影响。然而，这些影响在以下两方面与帝国主义的影响有所区别:一是参与者不再是国家，二是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不一定会受到影响。非正式性地使用一些术语仍然还是非正式的，比如用“再度殖民化”或者“新殖民主义”来描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制约性及对非洲国家的影响，等等。区域性的联盟和集团出现以后，它们可以实施共同的外交政策(比如欧盟)，或者它们内部也包含了两个或多个“小世界”〔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亚太经贸合作组织(APEC)〕，形势因此也有很多变化。以上两种情况都在原来的意义上区别于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的文献表明，确实有一个从“帝国主义”到“全球化”的转变，根据汤林森的分析:

全球权力的分布，即我们所知的“帝国主义”……是现代以后及至20世纪60年代的特征，代替“帝国主义”的就是“全球化”。全球化与帝国主义不同，因为全球化不是一致的、连贯的，在文化上也不是定向的……“全球化”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依赖性，而目的性却不明确。(Tomlinson，1991，p.175)

这种理解相当狭隘，根据这种解释，全球化是与晚期资本主义在年代上相吻合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它观察到，现阶段的全球化比起帝国主义来说，连贯性、条理性、目的性都少得多，控制可能更加分散、融杂，也更难以策划和安排。如果要讨论全球化的不平等并且发展全球化的政治理论，那么肯定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概念体系。我们不是没有相关的要点，但我们缺乏一种全球政治行动的理论。社会学家阿尔贝托·梅卢齐(Alberto Melucci)^[31]已经讨论过集体行为的“星际化”(planetarization，1989)。赫尔德(Held)已经研究过全球化对于民主的部分含义(1992)。关于全球性政治舆论的基础，《联合国人权宣言》及其由不结盟国家运动发起的修正案或许可以成为一个重点(Parekh，199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