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与批判性

董仲舒思想的政治性色彩是很鲜明的。他论《春秋》十指，其中重要的一指即是“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十指》）。这与他所谓“屈民而伸君”的政治目的是一致的。学界论述董仲舒思想的政治性时，往往侧重于它对现实政权的维护和巩固，也即它的建设性和服务性，并且对这一点批判有余而肯定不足。其实，正如周桂钿先生所说，为统治者服务未必就是罪过，这主要决定于统治者的性质。武帝时西汉王朝正处于上升时期，有一定进步性。在经过长期动乱后建立起来的王权是社会秩序的代表，是社会安定的保障。维护这种王权，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有利于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19]另外，在阐述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建设性一面时，不应忽略它的批判性。实际上，批判方面也是董仲舒政治思想所固有的，也是其中重要内容。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常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俊，侵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天人三策·第三策》）

“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仁义法》）

由上可见，董仲舒竟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统治阶层，乃至君主！这是应当肯定的。那么，董仲舒这种批判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这表明，董仲舒的批判精神源于三代以来的“天民合一”论和“有道伐无道”说。董仲舒认为这是“天理”，自然就有其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了。所以说，董仲舒也继承了先秦儒学所固有的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