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的批判性与实用的工具性

二、两种立场和路径:人文的批判性与实用的工具性

对于文化政策在“真实世界”里广泛的一个共识是文化政策研究是应用研究，所以它应更实用。⁽³⁸⁾但并非所有研究者接受这一共识，目前这一领域几部重要的研究文献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之上，研究者把它看作文化研究。比如《文化政策》（Toby Miller，George Yudice，2002），《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读本》（Justin Lewis，Toby Miller，2003），《重新思考文化政策》（Jim MCguigan，2004）等。这也是相较国内文化产业政策或文化政策研究比较鲜明的一点。

麦圭根在《重新思考文化产业政策》一书中是以批判的眼光考察了新自由主义和文化产业的关系，旨在摊开被工具主义思想和研究忽略了的文化和政策问题。探讨的关键问题是经济理性对社会的主导对文化生活意味着什么？并认为这是一个政策问题。指出工具主义为文化政策辩护的最典型的理据是经济理据，其次要理据是社会理据，社会理据不一定是文化理据。经过重新思考，人们认识到，文化政策并不需要特别的文化理据为其辩护，这即是今天经济理性无所不在的主宰地位的表现——赤裸裸的资本主义。

麦圭根将文化政策话语分为三种: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和市民/交流话语。从国家话语向市场话语的转变在西欧尤其明显，在英国走向极端；国家话语里，国家被视为文化政策里的关键动因，政府对文化事业进行补贴；市场话语的政策放手让市场发挥作用，市场的力量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市民/交流话语源于市民社会，它关注交流和文化的民主化，并代表上述两种话语的对立面，在调整现存文化安排的造势运动中，这一话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对于政策导向的文化研究，麦圭根认为，文化研究应该进行分析并对决策做出贡献。不过它不能成为政府政策的工具。它还要维持并革新自己与进步运动的关系，以求得社会文化公正。

书中还分析了威廉斯（Williams，1984）确认的五种国家/文化关系，以及与之相应把文化政策分为作为“展示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政策“本身”。作为展示的文化政策包括国家形象放大的政策和经济还原主义的政策文化政策；“本身”包括公共经费资助艺术的政策、媒介调控政策和文化身份的协商构建政策。对文化政策“本身”的集中研究常常发生在代表政府议程的行政框架里。而对于作为展示的文化政策研究中其典型表现议案是发生在批判和独立的框架里。在这样的框架里，文化与政策问题一般被认为是广阔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的表现，而不是狭义界定的特别的行政领域。

基于批判视角的另一个文化政策研究重要文献是《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读本》，（Justin Lewis，Toby Miller，2003）这是一本论文集，辑录了编者认为重要的一些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文献。这本书没有明确对“文化政策研究”进行描述，其主要展示的是一种文化研究批判路径。本书关注焦点集中在表述、意义和解释之上。其研究主题是文化研究与建立在理论化和研究之上的政策是怎样联系起来的。该书阐明并探讨了文化政策与文化研究分化的张力。文化政策研究的历史集中在经济、社会理论和艺术生产之间的关系上。这样一来，文化政策研究就包括文化研究、历史和哲学的基本方法论、以及文学和文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还有所谓社会学的文化转向。该书编者序言指出:

“文化政策研究的批判路径是……一个改良工程，既需要理解文化政策传统上被采纳的方式，又需要理解严谨而富有想象力的其他方式。它还意味着有必要将进步的社会文化运动和技术官僚联系在一起。文化政策研究的批判路径……既需要理论的挖掘，又需要实用的其他选择。”⁽³⁹⁾

与上述批判的研究路径不同，舒斯特（J.Mark Schuster）的《文化政策指南:研究和信息基础架构》（Informing Cultural Policy:The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2002）是一部侧重于政策制定应用层面而非学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文献。该书一开始强调了文化政策的“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由于文化政策研究直接面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那么信息的搜集、过滤和分析无论对于决策者还是分析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建立起信息基础设施首先需要的是相关的研究机构。

当然，由于大量涉及政策的操作，仅仅有学术机构的参与是不够的，针对文化政策研究的不同要素需要进行不同的分工。对此不同的国家对这些要素进行了不同的回应，《文化政策指南》中总结了一些国家进行文化政策研究的机构。通常来说，此类机构关于分工的情况呈现出不同特点。舒斯特强调“应用”，在宣传启发性研究方面，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文化政策作为公共政策和政府管理的一个政策目标。在Bennett看来，舒斯特的文化政策研究是一种从历史、价值和意义中已排除掉的话语。⁽⁴⁰⁾这种评价实际上指出文化政策研究的一个特有的危险:这种排他和有意而为的偏重于实际操作性研究，会丧失理论批判路径的意义和功能。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的Adrienne Scullion，Beatriz Garcia基于对上述《文化政策》、《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读本》、《文化政策指南》三个主要文献的回顾和总结，发表了《什么是文化政策研究》一文。追溯和探讨了文化政策研究学科的出现、内容、方法和建设等问题。该文指出文化政策研究存在于许多语境下，并提出很多不同的问题和采用学术话语体系研究方法的广泛内容。作者想通过回顾三个方面研究调查议程来推进文化政策研究:历史和文化政策史学，文化政策原则和战略，以及文化政策和文化理论或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文化政策研究渴望从事“政策相关研究”，进行“基于事实的研究”和“应用的政策研究”，并预先进行研究批评、反思、自我意识和植根于当代理论研究范式。在这方面，英国文化研究和澳大利亚文化政策的教训使研究争论超越了社会科学或人文话语的脆弱的平静局面。文化政策研究是关于理解国家“监视”（福柯语）和结合了表征和公式化的交合。在传统上，文化政策研究的问题是多学科的，要求研究方式是真正的跨学科。在一个情景化和潜在共同研究的议程必然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具有共享问题的学科、研究方法和批判的实践。正是在这种跨学科中，我们将发现共同性和汇流、“共享的组成部分和思想的交锋”（贝内特，2004）以及共同的关注和挑战性问题、充满活力和生命的学科。作为政策研究要吸取各种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论，体现本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意义，建立自己的学科研究模式。⁽⁴¹⁾

在文化研究的路径上，Adrienne Scullion，Beatriz Garcia指出文化政策研究还需要从艺术人文的发展历史中理解政策制定历史及其对后来的发展和应用的影响，并且通过文化研究来探讨符号、意义和身份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这方法合起来构成了文化政策研究的方法论基础。⁽⁴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