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的功利性

中国首先是一个注重实际的民族，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形态属实用型而非理论型，注重于实用效果，充满了务实精神。这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颇为突出的一个特征。这种特征来源于中国古人对待自然界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科学技术形态上，就是相当注重能直接应用于生产实践上的知识，而在理论研究方面有所不足。其实，任何科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人类生产实践服务的，而且，任何科学都来源于生产实践。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注重科学的应用性、实用性，在早期可促进科学的发展，但一味偏重于直接应用而忽视理论的独立系统完备性，到了一定阶段就会束缚科学自身的发展。科学是脑力劳动的产物，因此，科学发展与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知识分子是紧密相关的。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士。先秦时就有士、农、工、商之说。士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政务，治理国家。国家事务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而科学技术则是国计民生不可缺少的，自然也就导致国家委派一批官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凡是与国家事务有关的科学技术，都设有相关的官方机构进行组织管理，并任命官吏主持其事。如此形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知名的科学家中，大部分都是官吏或做过官的，而且有不少是位居显官的。而这些官僚知识分子之所以从事科学技术工作，其出发点是为治理国家事务，是被动的，而不是出于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自觉目的。由此决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另一特殊现象，即与国家事务关系密切的学科特别发展，而与国家事务关系较远的学科发展缓慢。因此，农学、天文学、算学、地学、医学等学科在中国古代是空前繁荣的。而以上原因就形成了“但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的学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