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报道中的理性回归

一、灾难报道中的理性回归

灾难是人类的影子，不管人类在文明的进程中走了多远，灾难总是如影随形，或浓或淡，或长或短。“灾难是一个发生于特定时空的社会事件，对社会或该社会的某一自足(self-sufficient)区域造成严重损坏，招致人员及物质损失，以致社会结构瓦解，无法完成重要功能或工作。”^[21]灾难可分为自然灾难和社会灾难两类，两者性质有所不同，但同样可以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破坏。由于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灾难事件会引发一定的社会动荡。当灾难爆发时，人们对大众媒体会有更强的信息诉求欲。因此，大众媒体对灾难恰当的报道策略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帮助政府处理危机，稳定人心;反之，则会出现流言四起、民众慌乱等现象，从而影响社会正常秩序。

(一)灾难新闻

灾难新闻是社会新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灾难新闻，“就是以灾难孕育、发生、发展、危害及预防、抗灾、减灾等人类与之斗争为题材的新闻体裁”。^[22]人们对灾难新闻格外敏感和关注，不仅是因为灾难可以引发人类天然具有的同情心，更为重要的是，灾难一般都具有可重复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可预防性。人们关注他人的灾难和不幸，实际上就是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安全环境，从而调整和改进自己的行为，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

(二)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转变

中国当代灾难新闻报道应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算起。回望60年来的灾难报道，其报道理念和形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节将我国灾难新闻报道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探讨我国新闻媒体对中国国内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转变。

1.改革开放前我国灾难新闻报道政治挂帅，宣传本位——以云南海通、河北唐山地震报道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对灾难新闻报道要求是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反对纯客观地报道灾情。1950年4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下达了关于救灾报道的指示。该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23]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对灾难事件往往是不报、瞒报或报喜不报忧，报道的中心始终是人们如何同灾难作斗争，倾向于“人定胜天”的宣传，动员千百万人民起来战胜灾难，对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至于具体灾情、灾难本身对人类生命破坏的惨烈，造成了多少人员伤亡则不在报道之列。“人”服务、服从于政治这一最高原则。当时我国关于灾难报道的观念正如王中教授概括的:“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灾难报道模式是:“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24]这种无视自然规律、无端拔高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理念深深地影响着社会，人们开始坚信自己是大自然唯一的主人，坚定地认为这个世界“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事情。面对灾害的来袭，人们坚信自己的控制能力，往往采取的是堵截和直接抗争的姿态。这种高昂的斗志是可嘉的，但其方式是非理性的，其结果是不理想的。

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了7.7级大地震，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地震死亡人数之最，经济损失按可比价格计算达27亿元。这一在“我国乃至世界的灾难史和地震史上都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事件外界对此知之甚少。当时仅由新华社对外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且信息模糊，语焉不详。当时充斥报端的新闻满是空话套话，宣扬的是社会主义的优越，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至于这次地震的报道，既没有受灾地点的具体方位，也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几天后，《云南日报》做了如下报道:“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看到红宝书和画像)灾区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25]

1976年7月28日，7.8级的大地震使唐山这座城市一夜之间成为废墟。地震后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新华社通稿，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文中提到: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灾区人民群众十分关怀。地震发生后，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北京市委和震区各级党组织，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领导群众迅即投入防震抗灾斗争。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已带领有关部分负责人，赶到灾区指挥防震救灾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有关省、市卫生系统，已组织大批医疗队赶赴现场。大量医药、食品、食物、建筑材料等救灾物资正源源不断运往灾区。国家地震局和河北省地震局已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监视灾情。灾区人民群众已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展开抗灾斗争。他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26]

这是中国报纸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报道中唯一一则发布事实的消息，也是有关地震的第一篇新闻报道。该报道同样通篇既没有伤亡的数字，也没有任何财产损失情况，代之以笼统的一般性表述:“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党和政府的关怀和人民与自然灾害斗争的情景占据主要地位，报道洋溢着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灾难本身的悲惨景象和受灾群众的痛苦被完全消解。24万多条鲜活的生命一夜之间消失、百万人伤残的惨烈，在泛政治的狂热中显得无足轻重。在“宏大叙事”面前，人的生命不值一提。灾难的承受者作为一个集体名词——“受灾地区人民群众”，在整篇报道中处于缺席状态，只能是虚幻地成为某种精神的响应者，“仰视”的传播视角彰显出对人类生命的“漠视”。当生命不再重要，灾难本身又算得了什么呢?

2.改革开放后我国灾难报道关注人性、人情，新闻本位——以5·12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新闻界开始反思、研究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新闻理论问题，特别是对新闻本质的讨论，新闻的信息传播功能重新得到肯定，曾经作为“禁区”、“雷区”的灾难新闻报道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1987年7月18日，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华社在《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突发事件凡外电可能报道或可能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应及时作公开的连续报道，并力争时效赶在外电、外台之前’。1989年，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通知》再次提出，‘对空难、海难、铁路公路交通等国内发生的恶性事故，中央新闻单位要抢在境外传媒之前发出报道’。这些原则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突发事件新闻发布机制与报道机制，这其中包括对灾难性事件报道的规定。”^[27]灾难新闻报道开始注重报道的时效性和受众对灾难的知情权，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拓展了灾难新闻的报道空间，弱化了政府对灾难信息的控制。灾难报道的宣传教化功能开始式微，新闻信息传播功能开始回归。但由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守旧的新闻报道机制的制约，媒体面对灾难依然持谨慎保守的心态，满足于告知信息，对于生命的轻视和冷漠仍然相当明显，人文关怀十分欠缺，导致报道模式化，报道视角、话语表达等方面的人性化操作空间相当狭小。党的十六大于2002年11月举行，此后党中央提出并秉持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化，灾难信息公开成了公众的共同诉求。我国新闻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开始关注人性、人情，关注人的生命尊严，调查和思考造成灾难的原因，提供避免灾难再次发生的方法，宣扬灾难中显现出的人情美、人性美。在表现灾难事件中的行为和景况时，开始将人的命运作为独立的题材，适度地表现人在大自然力量面前的渺小和无奈，表现人在面对灾难时的恐惧和哀伤。对这种人类共同情感的真实表达，容易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引起原始的救助愿望，产生了比较好的传播效果。

2008年5月12日，北京时间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0级特大地震灾害。距地震发生18分钟后，新华网发出快讯:“12日14时35分左右，北京地区明显感觉到有地震发生。”25分钟后，新华网发出快讯:“四川汶川发生7.6级地震。”27分钟后，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女主播孙静在摇晃的大楼内播报震中、震级、影响范围等情况，及时与市民沟通。32分钟后，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在获得中国地震局的权威消息后，在新闻频道15:00的整点新闻中以头条形式播出了地震的消息。此后，我国新闻媒体对汶川大地震进行了集中的、大规模的报道，各类媒体以高效、及时、透明的报道建立起连接灾区的信息通道。在报道中，媒体把大量的镜头和版面都集中在受难者身上、普通平民身上、救灾行动者的身上，讴歌在他们身上闪现出的人性光芒。动人的镜头、感人的文字，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产生了巨大的“众志成城”的力量。人本理念贯穿于整个报道的始终，人文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倡导和弘扬，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感召力。在这次抗震救灾的报道中，我们已经看不到曾经在抗洪抢险中一度宣扬的“严防死守”、“人在堤在”之类不科学的口号，取而代之的是把受众的内心体验放在心上，让受众看到生命在灾难中的真实情状，以浓墨重彩地彰显生命在灾难中的尊严与价值。“在大灾难面前，我们看到了人的脆弱，原来是如此渺小卑微。在大灾难之后，我们看见了人的抗争，却又是如此坚韧顽强。求生的渴望，互助的温暖，救援的力量，社会的关怀，都在诉说生命的意义，彰显人性的崇高，体味团结的力量。”^[28]《摩托车上绑在一起的夫妻》——中国男子努力给妻子死后尊严的照片刊出后，迅速被全球媒体和网站转载。这张展现了人性力量的照片打动了全世界，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类所共有的同情心。扶老携幼的捐款、挽起袖管的鲜血、国旗为贫民而降的震撼、蜡烛为逝者而燃的守夜、总理哽咽而下的泪水、师生相拥而亡的景象，触及了人性最为柔软的一面。

此次汶川地震报道无论是从报道的形式、报道的时效性、信息的公开度、报道的内容厚度和报道的影响力上，与此前的任何灾难报道相比，都是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发生之后，受冲击最大的是人。在传统的灾难新闻中，灾民群众多是“集体呈现”。这种视角下的灾难报道，讲究运用“集体呈现”来肯定集体的精神和力量，弱化个体的作用，导致报道格式化、教条化，缺乏个体关怀与人性温情。此次地震报道中前所未有地关注作为个体的人，通过人性化的画面和文字把对生命的敬畏，对人的尊严，对弱者的悲悯，对生命的礼遇表达得淋漓尽致。人和生命的价值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由于生命被还原为个体，生命的动感、质感更能牵人心动。“绝境中的生命高于一切。一切的恩怨、一切的纷争都应中止，为绝境中的生命让路，这已经是全世界的共识。”^[29]以往的灾难新闻报道往往是从官方视角展开，报道主旨就是弘扬社会主旋律，重英雄轻平民，漠视弱势灾民群体的生存状态。此次汶川地震报道突破官本位报道，打破了“英雄神化”与“领袖宣传”，灾难背后的人性光辉被充分挖掘，由官方化回归到人性化。《北京晚报》的记者拍下了从地震中逃生的女中学生吴金莉面对废墟上尚存的衣柜镜子梳妆的画面，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生、对美的顽强渴望，给人以感动，更给人以力量。特别是英雄人物报道在人物选择上显得开放自由，最平凡的人有机会成为英雄。如张开双臂死死护住4个学生的谭千秋、牺牲后仍紧紧搂住2名学生的张米亚、数次冲入危险的教室救出13个孩子的袁文婷……这种对学生深切的师爱，使这些平凡的教师一夜之间成为让人深深缅怀的英雄，诠释了“英雄是最伟大也是最平凡最可爱”的理念。

人类生存环境存在的风险现在已经成为常态，永远关注灾难中的“人”是新闻传播良好人文素养的体现。人文理念是人性意义的率性流露，应该成为新闻传播者的职业基础。有学者认为:“这次规模化的报道汶川地震，为媒体形成以人为本的职业理念提供了一个契机，促发了新闻工作者人性意识的全面觉醒，以人为本是全社会的共识，这个理念无形中会逐步内化为多数新闻工作者自觉秉持的职业理念。”^[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