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社会关怀

第四节　文化研究的社会关怀

文化研究的社会或者说世俗关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关注当代的生活方式、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其次它关注大众传媒。再次它关注身份问题，包括性别、种族、族裔问题。最后，它同样关注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问题。下面对文化研究的社会关怀和世俗关怀所向分而述之。

首先，关注当代的生活方式、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西方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当代话题中，大众文化，或者说流行文化、通俗文化，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话题。在一定意义上讲，大众文化研究就是文化研究的主体，这点在美国尤其突出。美国是现代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最重要的生产和消费基地，美国好莱坞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牛仔服、麦当劳快餐等，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代名词。阿多诺等提出的“文化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批判，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移居美国后，通过对美国大众文化的观察了解而提出的。二次大战后，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与渗透成为美国整体的全球扩张的重要部分。随着60年代信息产业、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作为信息与传媒载体的文化内容的大众文化产品，越来越影响到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经济、科技、政治、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各个层面，都凸显出文化的作用。

60年代以来，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富裕社会、消费主义时代。另一方面，西方的以个人为核心的消费主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向全球传播扩展，对前苏联、东欧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起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渗透与影响作用。在导致20世纪末苏联东欧剧变，以至于后来的西方跟穆斯林世界的冲突中，西方大众文化所传播的价值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霍尔指出，全球化进程中的现阶段，与早期民族—国家的政治关系、经济体系相比较，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全球大众文化以视觉形象为主导，以电影、电视、时尚和广告为媒介手段，迅速在全球传播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各个角落的日常生活⁽⁵⁾。城市与空间的生产、休闲与消费社会的文化经济等话题，受到特别的关注。此外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和日常生活的研究，也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具有精英主义色彩的“文化工业”批判演变成为更强调多元互动的流行文化研究。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都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强调的是都市日常生活中的乌托邦成分，认为大众参与创意大众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抗拒、解除资本主义压迫人性的方式。跟早年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研究相比，德塞都更加强调大众的参与和互动性，同时也削弱了对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当然，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德波、鲍德利亚及布尔迪厄等，在研究后现代景观社会、仿真或“拟象”时代以及中产阶级的格调趣味等话题时，都强调了当代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与主流价值观文化观的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但必须指出，他们的分析愈来愈精致复杂，与此同时，批判的锋芒和创新的力度也大为减弱，常常显得苍白无力。

其次，大众传媒的批判研究。文化研究的批判锋芒，很多集中于对大众传播的批判和分析。大众传媒的文化主导作用是文化研究创始者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现状的基本判断。许多英国和美国的文化研究学者如霍尔、格罗斯堡等人的学术背景，即跟传媒研究密切相连。文化研究跟传媒研究（media studies）形成了紧密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文化研究包括了传媒研究的主要话题，方法论上两者也基本相同，可以说传媒研究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部分。传媒研究的主要话题包括:传媒的意识形态研究，传媒受众的接受美学，传媒政治经济学研究（侧重传媒与政治权力和资本的关系），传媒与公共政策、公共领域的关系，传媒与女性、儿童、家庭的关系，传媒与少数民族与族裔、传媒与弱势群体关系等等。传媒研究在方法上基本采纳了文化研究重视内容、文本、历史档案资料，强调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和立场，重视理论和历史批判与分析，大量运用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现代主义理论。传媒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是表征（representation）和话语（discourse）。霍尔运用符号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分析传媒话语的“编码”和“解码”，并主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等，为传媒研究确立了批判资本主义传媒话语与权力、表征和符号意指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分析的主要方向。

传媒研究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建制上接近文化研究，并没有独立的系科建制，学者一般属于新闻传播学或其他人文、社科的学科。在美国新闻传播专业都有一些学者主要从事传媒研究。虽然都在新闻传播领域里研究相近的课题，但是传媒研究跟传播学是大相径庭的不同方法。传播学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学科，是对新闻、广告、民意测验与市场调查等作出学术分类和研究的学科。这个学科的主要人物如拉扎斯菲尔德、麦克卢汉、施拉姆等，基本上都持主流社会科学观点，对美国新闻传媒业的商业性、技术优先、与选举政治密切关联的几大特点，着重进行分析研究，旨在维护、辩解其合法性和提供实用的运作策略方面的咨询。在方法上，主要采纳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方法，大量使用统计、量化和实证研究。而传媒研究则与之针锋相对，主要从文本与符号学分析、批判理论的人文学科角度，对作为资本主义的文化主要载体新闻传媒业，展开全面的批判。近二十年来，传媒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异军突起，对于基本从属于社会学的传播学和新闻写作（西方大学新闻学的传统学科），起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制衡作用。尤其是在对后现代社会的传媒与大众文化的理论批判方面，极富前瞻性和理论创新意识，而这正是传播学所最为缺乏的。传媒研究虽然不提供媒体实践运用的策略咨询，但一些犀利深刻的传媒研究剖析了传媒动态的深层因素，具有传播学无法替代的战略意义。

再次，身份认同问题:性别、种族、族裔。身份认同（identity）是西方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社会问题。主要原因一是西方国家的社会构成日益多元化，如大量移民的迁徙、技术服务业白领超过蓝领体力劳动者、妇女就业率增高等；二是少数民族与族裔社会运动，如美国民权运动、波及西方各国的女权主义运动等，此起彼伏，十分兴盛。西方左翼知识界对此最为敏感，深刻认识到这些新的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的运动与变迁，对启蒙现代理性的普遍主义原则的新挑战。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对启蒙理性的工具性、异化、商品拜物教作了无情的批判，但这种批判的视野基本仍局限于西方现代性经验。更大范围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非殖民化运动，以及随后的后殖民主义反思，大大扩展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视野。包括了对一向受到忽视压制的女性主义问题、性取向、性选择（同性恋、变性、酷儿⁽⁶⁾）等话题，以及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成为学术关注的热点。文化研究学者当仁不让，站在批判的前沿。

电视剧:《同志亦常人》

霍尔承认，女性主义问题、种族和族裔问题的介入，对于文化研究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他认为这一点表现在把身份认同的个人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研究，从而扩展了权力和霸权问题的批判，从个体私人的领域来重新认识这些问题，把性别、种族的认同置放在权力和霸权问题的中心来思考批判⁽⁷⁾。作为西方社会的重大当代话题，性别、种族族裔和认同政治问题，成为西方文化研究的一项核心主题。美国的黑人文化研究，正式说法是非裔美国文化研究，和女性研究一样，目前正如火如荼，大量文化研究的论文、专著和文集围绕着美国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的文化再现，如影视传媒、文学和历史等展开讨论。这也带动了其他少数民族族裔问题的研究，如美国西部大学特别热门的亚裔美国文化研究、拉丁裔美国文化研究等。可以看出，女性研究、种族族裔研究目前在美国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主导方向。这些问题当然具有一定的全球意义，女性主义和性别认同、种族族裔的政治文化冲突，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日益凸现。西方长久以来推行的普世论往往遮蔽了男性和欧洲白人中心论的偏见，而现代西方的启蒙理性所强调的普世的主体性，对这些偏见缺乏批判意识。就西方文化而论，这种批判意识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如果把这些问题扩展延伸到各个不同社会和国家，作为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则展现出英美学术界的偏见。不同国家有自己特殊的性别、种族和族裔历史与现实，这些问题在不同国家的重要性也有千差万别。英美学者不假思索地把身份认同套用在不同社会和国家，当然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他者。如果我们盲目跟从英美学者，不从本国实际出发，任意夸大性别、种族在身份认同中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最后，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文化研究学者关注的问题多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跟后殖民主义批评关系密切。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与全球化话题是西方学者关心的一系列相关话题。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话题。西方现代性包括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民族—国家是建立在对领土、主权和居民的控制管理基础之上的，这里面的居民往往是同一民族或相近的数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他们的语言、文化、宗教等符号象征方面的认同，构成了民族主义的基础，也往往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意识形态。西方现代国家依靠民族主义的文化认同，来实现对领土、主权和居民的治理管辖。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经历了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在非殖民化、民族解放和现代化这三位一体的斗争过程中，也通过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凝聚民心，反抗殖民者统治，从而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由此可见，民族主义主要是文化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现代性支柱，具有左翼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右翼利用民族文化认同的方式实行统治和压迫的两面性，其双刃剑的特点在对内和对外两方面有着不同的表现。

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核心是文化，主要批判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对前殖民地国家的统治与影响。民族主义作为源自西方现代性的文化观念，是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主要对象。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沃克认为，在西方文化的统治下，即使通过民族主义这样双向性的话语，也难以让第三世界“贱民”（subalterns）发出他们自己真正的声音。而霍米·巴巴则认为，通过某种本土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混杂（hybridity），就可以达到对西方观念的抵抗和个性化。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开风气者赛义德对西方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尖锐批判，则包含了对西方普世主义观念中的民族主义偏见的抨击。在另一方面，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也主要体现在文化层面。一方面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领土疆域对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的限制，一方面在全球化占主导的西方国家，通过推行新的普世主义观念如自由市场、人权高于主权等，来推行其掩盖在普世主义外表后的西方民族主义立场。在西方的文化研究中，许多学者对各种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但往往对西方普世主义遮掩下的民族主义缺乏批判力度，也往往全盘否定民族主义对非西方国家的积极和建设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