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整合与理论想象力

二、学科整合与理论想象力

在今天强调总体性的研究方法，会遇到双重的批评：一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方法，会将这种总体性的方法当做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残余加以抛弃，认为这种方法并不能真正地深入问题的细节之中，缺乏理论的精确性，是一种无精确性的理论想象。一是来自于后现代式的批评，认为这种方法会导致宏大叙事的建构，受福柯及阿多诺等人的影响，后现代思潮将这种宏大叙事与现代性发展中的权力压制联系在一起，认为总体性就是一种压制，从而强调碎片化和分散化，反对现代性及其政治后果。在我看来，当我们强调总体性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时，并不否认实证研究的意义，同时也不否定后现代思潮所具有的警醒意义，但我更认为，越是在今天，越是在强调碎片化、实证化的时代，越需要强调一种总体性的研究方法，这不仅因为学术发展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而且也在于，随着社会越来越资本化和全球化，只有这种总体性的方法才能真正地提供面对这个社会的理论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正是目前理论研究中所缺少、而在理论创新中却又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来看，在19世纪中期以前，虽然也存在着学科分化现象，但学科之间的联系还是非常明显的，专业化的分工还没有妨碍到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总体性思考，这种理论旨趣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了较为清晰的说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要使哲学成为科学，但这里的科学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是对既定事物的形式化的、外在的把握，事实在这里表现为既定的存在，自然科学就是将这种形式化的知识抽象为既定存在的规律，这是对事物的非本质把握。而对于哲学知识来说，“哲学并不考察非本质的规定，而只考察本质的规定；它的要素和内容不是抽象的或非现实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东西，自己建立自己的东西，在自身中生活着的东西，在其概念中实际存在着的东西。哲学的要素是那种产生其自己的环节并经历这些环节的运动过程；而这全部运动就构成着肯定的东西及其真理”^[7]。黑格尔的哲学就是想达到对社会的总体性理解，辩证法也就成为追求总体性知识的研究方法。

在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普及化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劳动过程及社会存在也被区分为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便成了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人文社会科学从一种总体性的研究进入更为细节化、实证化的研究，以总体性为取向的哲学理想，在“形而上学”的标签下被放逐了，这才有了20世纪初期胡塞尔的判断，即欧洲的科学与哲学处于危机之中，由这种危机导致的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欧洲人的生活也处于危机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胡塞尔重新提出要使哲学成为最严格的科学。当然，这种科学不再是实证意义上的科学，“科学是代表绝对的、无时间的价值的名称。每一个这样的价值一旦被发掘出来，就属于后继的人性的财富，并且显然决定文化观念、智慧、世界观以及世界观哲学的物质内容”^[8]，而要达到这样一种理想，胡塞尔认为就必须超越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模式。这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分化之后的自觉反思，这不仅是对哲学纯粹理念的重思，而且也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反省。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以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为中介，从“物化”的角度对实证研究方法作了社会历史性的批评。卢卡奇从泰勒制所引起的物化开始，进入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物化意识的批评，指出这种物化意识的基础就是将当下的社会看做一个实证的、既定的存在，将社会生活中的物化当作自然事实，这时就只能产生一种碎片化的研究模式，在这种物化意识的作用下，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不仅是相互分离的，学科之间也是相互分离的，导致了面对社会时总体性透视能力的消失，当这种能力消失时，社会的可能性发展图景也就不再存在，人也就只能成为物化结构中的物化人。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卢卡奇重新讨论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将总体性方法作为辩证法的核心理念。

这些批评涉及现代学科发展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越是在学科专业化发展的情势下，学科之间的整合就越来越有必要，否则我们就会越来越丧失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生活的能力，套用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说法，也就是越来越失去从总体上透视这个社会的理论“想象力”。

米尔斯生活的年代正是实证社会学盛行的时代，通过对实证社会学的反思，他提出了“社会学的想象力”问题，这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的主题。社会科学要研究人的多样性和社会存在的复杂总体性，为了实现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实证方法是必要的，但当这种方法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就会走向问题的反面。在肯定实证研究方法的一般意义的前提下，米尔斯对之进行了三个层面的反思：第一，实证社会学具有抽象经验主义的特征。什么是抽象经验主义呢？“我称之为抽象经验主义的社会研究风格经常通过诸如制订社会科学研究的计划和法则的方式，重述并采用自然科学哲学。”^[9]这种研究方法强调分类与数据，其结果通常以统计的形式来表示。对于这种研究方法，米尔斯认为它并非植根于关于社会属性和人性的理解之中，由抽象经验主义而来的专业化，并不将社会结构的总体存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只关注实证方法的运用，而不考虑内容、问题及领域之间的总体关联。第二，实证方法的实用性特征。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一般都强调自己研究的客观性和精确性，从而将之与一定的价值判断区分开来。对于这种理解，韦伯曾经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论述。韦伯强调学术研究中的学者的理论论述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分问题，或者说是一种划界，使学术讨论更趋客观化。“由于我们原则上区别了‘价值判断’和‘经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假定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事实上存在着一类无条件有效的认识，亦即对于经验实在的整理思考。”^[10]在这种认识中，他提出了“理想型”的概念。但韦伯也承认，即使是最为客观的研究，也总是与一定的价值判断相联系，所以“理想型”最后是与文化价值观念相关联的。米尔斯也强调经验认识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在实证研究中，即使是客观地选择问题，但“在这种选择之中，就包含了价值……价值影响到它们的解决思路”^[11]。在实证方法的作用下，社会学不再揭示社会总体结构，而是在这一结构之下给自己进行定位，并在与其他学科的竞争中证明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在这种作用下，“早期中产阶级社会学改革发生了分化。一方面，它分化成了不同的学术专业，另一方面，分化成为更具体、更制度化的福利活动，然而，这一分化并不意味着学术专业变得道德中立、更具有科学的客观性”^[12]。这时，社会学就堕入意识形态之中，这正是其实用性所在。第三，科层制气质。现代学术分工与现代社会分工同步发展，当社会分工越来越科层化时，学术分工也就越来越具有科层制特征。“目前所实践近种抽象经验主义，其存在和所产生的影响，都体现了一种‘科层制’的发展。它试图把社会调查的每一步都标准化、合理化，使得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学术操作过程本身变得‘科层制’了。”^[13]社会的科层化反过来又刺激着现代社会学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但社会科学的这种实证化趋势，使社会科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实证化的工具，社会的总体性图景不再存在，社会科学也不再具有理论的想象力。“人们普遍感到，科学的人，不再努力将现实描述为一个整体或勾画人类命运的真实轮廓。而且，‘科学’对许多人来说，不大像是充满创造力的精神气质和作出取向的方式，倒更像是一整套‘科学机器’，由技术操纵，由经济学家和军人控制，这些人既不代表也不理解作为时代精神气质和取向的科学。”^[14]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应该关注人类的多样性，人类的多样性也包含着个体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与个体的统一，是无法在专业化分工的局部领域得到理解的，“为了研究这些问题，为了认识人类的多样性，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与历史现实的层次，以及这一现实对个人的意义保持长期的、紧密的联系”^[15]。在对任何要素的具体而专业化的研究中，最终要达到的是对社会结构的总体性认识，在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意识到各学科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固定的，而应当是流动的，过分强调这种学科之间的界限，就会将社会存在的总体结构划分为各自独立的领域，正是这种划分，才导致了理论想象力的消失。

想象力(imagination)，这是持实证研究学者所不屑的一个词，特别是当人文社会科学将寻求永恒不变的规律作为自己的理论目标时，想象力就被当做不真实的认识被排除了，人们重视的是信息与数据的意义。对于这种信息与数据的认识就是运用实证方法进行整理的过程，这种整理是按照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原则来进行的。韦伯认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证原则具有三个错误：“第一，人们认为，历史实在的‘根本’内容和‘本质’必定记录在那种理论的概念图像之中，第二，人们把它们用作历史应当塞入其中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第三，人们假设这种‘观念’是处于现象变幻背后而在历史中发生作用的‘真正的’实在和实际的‘力量’。”^[16]在这种方法的规制下，想象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但正如米尔斯所说的：人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尽管在这个‘事实的年代’，信息往往支配了他们的注意力，并远远超过他们的吸收能力。他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获得这种能力的努力往往耗尽了他们有限的道德能量。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这种心智品质正是米尔斯所说的“想象力”。“由于我们所置身的制度变得更为庞杂，彼此间的联系更为复杂，这种结构性的变化的数目和类型也在不断增加。要想对社会结构的观念有清楚的意识并敏锐地运用它，就要能在大量不同的环境中捕捉它们彼此间的联系。要想做到这样，我们就需要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17]米尔斯认为，只有存在着理论想象力，我们才能在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总体变迁之间建立联系，才可能真正地在不同专业之间建立一种视角转换关系，从而实现对社会结构的总体理解。在想象力的作用下，人们才能跳出狭隘的领域局限，从具体的知识进入对社会生活意义的思考，这时才能与超越当下社会生活的未来建立一种联系。米尔斯结合社会学的研究说：“在应用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背后，总是有这样的冲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他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18]这是米尔斯在面对专业化学术分工时的自觉反省。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学术专业分工日益细化的时代，要想使学术真正地楔入社会生活的问题，就必须从专业分化走向理论整合，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研究，理论的想象力只有在这种总体性研究中才能真正地产生出来，同样，也只有在这样的总体性视野中，专业化的研究才能真正地展开，虽然总体性并不是先验地就存在于某处。“我们应该依据尚不十分精确的总体观察选择特殊的、微少的特征，进行深入的、精确的研究，从而解决与结构性整体有关的问题。”^[19]本文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中，重新强调总体性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这种方法中，才能产生一种理论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