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育思想对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虞　卓^[1]

摘　要：西南联合大学只存在了八年，但这所大学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历史上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西南联大培养了一大批热爱国家、道德高尚的杰出学子，它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上必然有其成功的经验。本文从校园文化、师生关系等若干方面，提出对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摸索现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方法。

关键词：西南联合大学；思想政治教育

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西南联合大学是那么接近今天我们所认为的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反思今日中国高校的种种问题时，不妨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寻取素材，把历史的镜头推到七十多年前，把祖国边陲的西南联合大学作为我们今日的研究对象，给我们反思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鲜活的素材。

时至今日，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影视作品上，这所大学都缺乏充分的展现。这所渐行渐远的大学虽然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只存在了短短的八年时间，但是它留给后人的财富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研究西南联大不是为了仅仅研究大学本身，而是为了研究联大精神与思想。正如张起钧所言：“西南联大便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1]

八年时间，西南联大在战火纷飞，条件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中国教育的奇迹。不仅仅云集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学者，也培养了一大批以后在各界有深厚影响的学子。如果说知名学者是西南联大的名片的话，那么一所高校的学子是检验高校教育质量的最好试金石。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学部委员中出身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473人的24.9%。[2]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也培养了王浩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家，还培育了殷海光这样的思想家。23位“两弹一星”功臣中，邓稼先、朱光亚等8位出自西南联大。自然科学领域，西南联大的教师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的有70人，学生中的中科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分别有77人和13人。人文科学领域，全国61位学部委员中，曾任西南联大教授的有11人。这些毕业生不仅在科学技术与学术研究上为祖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高尚的思想素质与道德品质也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并没有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法，但不可否认的是西南联大对其学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成功的，给我们今天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积极的借鉴。

一、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大学校园文化的熏陶

校园文化必须要坚持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核心理念与价值观。通观西南联大的学生思想素质的教育理念与模式，不难发现校园文化的熏陶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多么重要的作用。西南联大所生存的时代背景已经不可能再复制，但校园文化熏陶的方法依然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什么是大学文化？原北京大学校长，也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三位校长之一的蒋梦麟先生说过：大学里主要是三股势力，校长、教授与学生。钱理群先生认为：“所谓大学文化主要是由校长、教授与学生的活动所创造的。包括校长的教育观念，教授的教学活动，学生的文体生活等。更在于大学文化具体构成因素背后的精神追求、价值关怀等内在的精神要素”。杨振宁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也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他在2005年召开的“中国大学与人文教育”会议明确指出：“中国大学的一个根本任务是要唤起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一所大学不能创造先进的大学文化，即使高楼林立，体系庞大，也不能说是一流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由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而成。北大开放自由，清华严谨认真，南开持恒务实，这三所大学虽然风格各不相同，但都秉承了五四运动的思想遗产，把学术自由视为最珍贵的理念。都留下了西方思想自由理念深刻烙印。西南联大在继承了原有的精神传统的基础上，结合西南联大的实际，最终形成了“精神独立、学术自由、以人为本、兼容并包”的大学建设的核心理念。从学校的高层到普通的教师，都对联大的核心价值表示了高度的认可。三所大学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虽然在以后的具体工作方法上有出入，但也都无一例外地坚持了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在当时全面抗战，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的乱世之中，西南联大实际负责人的梅贻琦在各种势力中间周旋，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在抗争与妥协中始终维护了西南联大的大学核心价值观。从西南联大的教师背景来看，“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3位常委，2位留美，1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2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3]西方留学的经历使得各位教师大都有相近的价值观与教学理念，虽然教师之间不可避免会有各种矛盾，但始终维护了联大的核心文化。

例如，1940年5月，国民政府的教育部下发训令，要求大学所开的课程须经部里制定，课程内容须上报部里批准，遭到了联大教师的一致反对。在教务会议上，联大提出了四条意见：①大学为最高学府，研究和教学的内容包罗万象，课程不能千篇一律，即使同一课程，内容亦非一成不变。整齐划一不可行也不必要。②教育部是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大学时最高的学术教育机关，教育部可以考察学校的教学成绩，实施奖惩。但如何研究与教学，是大学的权利与自由。③教育部为政府机关，机构设置处于不断变化中，而大学百年树人，如果课程设置听从于行政，教师学生将无所适从。④道尊才能师严，课程要教育部批准，勃然在学生心中产生教授地位不如科员的印象。教师不得自展其才，必然导致教学质量下降。总之，教育部的做法违背了学术自由的原则，将大学“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实为不懂教育。这一公函在教务会通过后，上交联大常委会，梅贻琦签字后交给了教育部。最终导致教育部干涉联大事务的做法流产。[4]正是联大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始终坚持和维护大学的核心理念，才使得西南联大在当时的条件下依然充满了自己独特的办学特色。师生之间平等，教授之间平等，教师与学校领导平等。自由与民主的学风充溢了简陋的大学校园。一次演讲会上，当时是联大教务长也是著名社会学家的潘光旦讲优生学及家庭问题。他主张妇女在40岁以前最好在家带孩子，教育子女。观点刚出，有些女生就言辞激烈地提出异议。但潘光旦依然一边抽着烟斗，一百年微笑着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5]自由精神的滋长，学生自觉的独立思考的意识都可以使得学生不受学术权威的羁绊，潜移默化中使得西南联大的学子都坚守了学术独立自由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仅影响了联大学子未来的治学观，也必然影响到了学生的思想，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在联大学生时隔多年的回忆录中，对这种师生间的平等关系依然记忆犹新。著名作家、联大学子汪曾祺认为“自由”是他对西南联大最鲜明的回忆。[6]联大校友李赋宁回忆说：“我生活在清华和联大浓厚的自由学术空气中，耳濡目染，受益于许多的教授和学者，不断扩大眼界，增长知识，逐渐形成了我的世界观，立志献身于教学和研究事业，不图名、不逐利，以读书为人生最大的乐趣。”[7]

当今的中国大学越来越没有自己的特色，除了部分特色专业以外，各个高校的机构、课程、教学尤其是各个高校的办学理念越来越趋同化。教师的教学与科研的特色逐步地被扼杀，大学生对高校的不满情绪增加，教师对教学与科研的兴趣日减。高校针对广大学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度越来越大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思想政治教育要起到实效，离不开学校对人文课程的重视

首先在对大学生的教育理念上，大学绝对不是一所仅仅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学校。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人文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应该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绝不仅仅是要培养“听话”的学生，更要塑造学生的全面人格。西南联大在艰难的抗战时期创造的教育奇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实践了“通才教育”的理念。这也是“精神独立、学术自由、以人为本、兼容并包”的联大灵魂的制度体现。

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的常务负责人梅贻琦先生始终认为，大学教育首先应当培养和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应当将学生的意志品质、道德情操融入教育之中，要求学生有自我认识和自我知能之认识，要求学生在校或者毕业以后，都能以丰富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服务于社会，对社会风气和民族的文化建设有所促进。允许学生跨专业、跨学科自由选择课程，开阔视野，允许学生在校内组织社团活动，促进各学科各方面的思想交流，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加深学生对社会的认识。他认为“工科教育于适度的技术化之外，更要取得充分的社会化与人文化”。西南联大的教务长潘光旦也认为：“五四以降，科学被偶像化，而人文学科则可以解除科学弊与分而不知合，弊于物而不知人的弊病，主张‘高中与大学的前二年，应当尽量充实人文学科的学程。文法院系固应如此，理工院系尤属必要’”。[8]从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来看，通才教育的思想道德得到了全面的贯彻。第一是构筑了文理渗透的课程平台，第二是注重人文与科学教育的均衡统一，第三是突出中西兼容的特点。[6]西南联大的许多知名教授本身就是学贯古今中西的大家，自己就开设了很多跨学科的课程，或者在教育的方法与内容上力求全面与交叉，联大开设了大量的文科课程与相关的选修课程，短短的八年，联大开设的选修课有1 600多门，仅历史系在1938—1939一年中就开了21门选修课，并且选修课的比重很大，甚至远远超越了必修课的学分。在西南联大不同学科的师长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联大学子不但全面发展了自己的素养，也在学习中努力地效仿教师的优秀品格，并且让联大的精神遗产传承到了联大学子们以后的弟子身上。西南联大对人文教育的重视也是今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借鉴的经验之一。纵观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国家发展的需要和其他的原因，我国的高校教育采取了苏联模式，高等教育以培养社会需要的专门人才为目标，人文课程被大量地削减与不合理地合并拆分，使得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人文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三、学生的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需要教师的主体地位，需要教师的言传身教，需要严格的道德约束机制

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提到“从游”关系。[9]这种“从游”关系不单是在学生的专业课程的教育中得到体现，也在西南联大学子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发挥巨大作用。梅贻琦认为教师不单要“能于一己所专长之特科知识，有充分之准备，为明晰之讲授”，而且更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与情绪裁节”树立楷模。通过身教，使“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西南联大不仅深受这种理念的影响，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也确实是这样做的。首先，西南联大民主自由与尊重教师的风气使得联大的教师享有崇高的地位，教师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使西南联大的教师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工作，学校制度的保障使得教师的楷模示范作用成为可能。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极端负责，在授业解惑的同时，教师也关注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联大的教师对学生的人格发展，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影响十分显著。其次，联大的很多教授们都是斐誉中外的著名学者，本身就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加上当时艰苦的抗战环境，教授们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敬业精神有了充分展现的舞台。面对极端困难的生活条件以及时刻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的危险，联大教师的生活水平降低到难以想象的水平，很多教师的子女因为饥饿而夭折，可教师们依然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和教育上。“著名的闻一多教授迫于生计到中学兼课，到街头挂牌帮别人刻图章，然而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与教学。”[10]再次，抗战时期条件有限，联大的教师与学生经常住在一起，或者一起跑警报，或者一起泡茶馆。艰苦的条件反而使联大师生之间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也让联大的学子受到更多的耳濡目染，无形中被教师们的崇高品德所感染。

西南联大是在抗战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大学，这个历史条件早已不复存在，今日的中国高等教育处于一个长期和平但时代巨变的历史背景下，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复制西南联大“从游”式的思想教育方法，但这一方法依旧有其现代价值。现今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收效并不乐观，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高校部分教师本身的道德水准在下降。此外，课堂教学与教师人格影响力等无法用工具指标衡量的工作没有被纳入职称评审的范畴，不合理的职称评价体系让教师忙于制造“学术GDP”，学生在大学几年中根本没有多少与教师交流的机会，更无从谈起教师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影响。学生接触最多也是最直接的广大高校教师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渐行渐远，学生必然从其他地方获得思想教育的素材，当然亦难免出现问题。事实上，很多毕业生也有深刻的感触，一位人格高尚的教师往往比一门好的课程更容易激起学生的回忆，并且这位教师的影响是历久弥坚的、深入骨髓的。如何提高高校教师的素养，发挥教师的道德影响，需要教师努力，更需要改革目前不合理的教师评价机制，这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西南联大的道德教育，除了重视教师的言传身教，也重视通过规范学生的行为而对其进行道德养成教育。从联大常委会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到，对于学生考试作弊等行为，学校会给予记过、记大过等处分，对于严重的道德错误，则开除学籍”。如第100次常务会对某学生“毁坏公物，屡教不改，着即开除学籍”，第147次教务会上，对“侮辱师长”，对教师“恶声谩骂”、“举止越轨，言行无礼”的三名学生开除学籍。[6]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联大开除学生的理由可谓是微不足道，这也引出现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个显著的问题，即思想政治教育沦为了思想政治说教，缺乏合理的严格的配套的学生违背道德的惩罚机制。由于种种原因，现代的大学生自我意识膨胀，权利意识增强，社会对学生的保护远远超过对学校和教师的保护，高校的一线教师成为了事实上的学校内部的“弱势群体”。虽然各个高校都有严格的学生规章制度，对于一些明显违纪影响恶劣的学生也有严肃的处理，但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只要学生不太过火，学校基本处在睁一眼闭一眼的状态。高校对大学生的管理流于形式，处于不想管、不敢管的尴尬境地。大学生中出现的“大错误基本不犯，小错误基本不断”的状况，广大教师敢怒敢言却无从管理。虽然高校中也不乏道德素质良好的学生，但无法掩盖当今中国大学生道德素质普遍下降的事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要强有力的规章制度和惩罚措施为后盾，建立违背道德准则就必受惩罚的机制。西南联大的实践充分说明，只有严格的管理，摒弃对学生的过度保护，才是对学生真正的负责任。

四、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样需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用各种形式占领学生的课外阵地

西南联大同样强调学生工作，不过却有自己鲜明的方法。篆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上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写的碑文“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部分体现了学校的学生管理思想。其中的“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真实地反映了西南联大重视结合社会实际，重视学生社会实践的教育方法。联大在偏远一隅的云南驻留八年，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提升了整个云南的教育与科研力量，创办的小学中学以及北归后留在云南的示范学院至今都在为云南的教育事业服务。联大的这一思想也延伸到了学生课外管理上，学校克服了抗战时期的种种困难，依然经常组织或鼓励学生自己组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战争破坏的废墟等，联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重视实践，经常走出课堂，以联大所处的中国大西南作为活生生的教材，实地走访调查，让学生深刻地体会了中国的落后面貌与侵略者的凶残，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西南联大的学子共有8 000多人，其中后来报名参军的就有1 000余人，数百名年轻的学子血洒疆场。只有最现实的教育才能让学生有切身的体会，这种体会必然会极大提升同学的思想认知水平。社会实践是很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今天的高等教育的缺陷就是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实际，从教材到教育方法皆是如此，虽然各个高校也有为数不少的社会实践，但这些实践的深度与广度远远不能影响广大的学生。联大在学生社团的管理上依然秉承了“精神独立、学术自由、以人为本、兼容并包”的核心理念，实行学生自治，重熏陶而不重管理。联大的学生训导处没有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控制学生，而是着力营造氛围，让三校的优点在学校有更多的表现机会，引导学生社团，培养学子们的互助精神，促进学生的时代觉悟，认识青年责任。现代高校对学生的管理不可谓不多，但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最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大学的管理者没有将大学生真正作为未来社会的公民去培养，依然站在高高在上的地位，一味地强调对学生的管理与约束，这种事无巨细保姆式的管理方法没有把握现代大学生的特点，没有形成一套将道德规范内化的机制。蒋梦麟先生就认为“学生自治，是养成青年的各个的能力，他们是以社会分子的资格，来改良社会，大家互助，来求社会的变化，不是治人，是做主人翁，是自治，是服务。有人说，学生自治会里面，自己捣乱，所以自治会是不行的。我想自治会里起冲突是不能避免的，这是一定要经过的阶段。况且与其在学校里无自治，将来在社会上捣乱，不如在学校里经过这个试验，比较的少费时些。”[16]近百年前的教育家就有这样的认知，真的值得今天的高校教育者们深刻的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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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立德.西南联大的斯芬克司之谜.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43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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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资中筠.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5]杨立德.西南联大的斯芬克司之谜[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228.

【注释】

[1]虞卓（1982—），男，江苏溧阳人，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讲师，哲学硕士，南京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在读，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