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峇峇娘惹看南洋的文化交融

峇峇娘惹是由明代移居南洋的华人和当地马来人所生的后裔形成的族群，是观察东南亚的语言接触、族群交流和文化融合的绝佳例证。通过史料研究和实地考证相结合，从峇峇娘惹的语言文字、饮食传统、陶瓷用具、服装手艺以及习俗信仰等进行论述，探讨其形成的多方面原因，可以为南洋的文化交融做出条理清晰的描绘和生动形象的举证。

一　族群起源小考

峇峇娘惹（Baba－Nyonya），指的是十五世纪初期移居到满剌伽（马六甲）、满者伯夷国（印尼）和室利佛逝国（新加坡）一带的大明国华人的后裔。中国明代时，跟着郑和下西洋的随从众多，庞大的船队五次来马六甲驻节，他的部下其中有一些人留了下来，并在南洋一带定居，和当地的男女通婚，生下的孩子中，男性称为“峇峇”（Baba），女性称为“娘惹”（Nyonya，或Nonya），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

其实，关于“峇峇娘惹”这一族群的来源，笔者认为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闽南人的海外扩散从唐宋以前就开始了，那些从闽南一带漂洋过海而来的移民，到了南洋以后有一部分人没能再返回中国，他们娶了当地的马来女子生下的后代是峇峇娘惹这一族群的最早雏形，当然，唐宋时期定居此地的华人由于年代久远缺乏证据记录，而大规模的“下南洋”并形成族群概念是发生在元、明代，也是现在普遍认可的比较有据可考的，自“郑和下西洋”大开海路后，闽南和潮汕人不断移居南洋，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也和泉州当时作为“东方第一大港”的地位相吻合的。

而根据马来史方面记载的是，马六甲王朝时期，中国的汉丽宝公主（马来文Puteri Hang Li Poh）与五百名随从到达满剌伽，嫁苏丹曼苏尔沙（马来文Sultan Mansur Shah）（统治时间1456—1477年），其500名随从与当地人通婚而后定居在Bukit Cina（即“三保山”）一带，他们的后裔就是峇峇娘惹，后来扩散到南洋各地并形成“土生华人”（Peranakan，或译“侨生”）聚落。^[1]到了公元14世纪，马六甲的中国商人贸易区已经发展成为南洋地区的第一个永久性的华人聚居区。

二　土生华人的峇峇马来语：混之风情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最能体现和表达文化的因素。在文化认同中，语言就是族群的“文化边界的标志”（cultural boundary marker）。那么，作为混血的土生华人族群，峇峇娘惹的语言是什么？他们又是用什么文字将文明传承下去的呢？

考察峇峇娘惹的语言文字，我们不妨从考察“Baba”这一名称的由来入手，一个说法是：该词源自Bapa，是马来人对华人的尊称，后来发展成为马来人对华人的通称，再发展成特指“混血男性华人”；也有说法认为：Baba是孟加拉土话，原用于称呼欧洲籍的儿童，印加人来到马来半岛后，把华人儿童也称为Baba，从而形成这一词；在《道格拉斯闽语字典》里，Baba被解释成来自海峡殖民地的混血华人；而在海峡殖民地另一些词典里，此词用来指出生于这些地方的华人，不论他是混血或者纯粹；学者陈志明则认为，Baba一词源自中东。看来，即便是同一个称呼，在不同人眼里其实是有不同的指代和定义的，这也是笔者为什么要在文章的一开头就做了相应的界定之缘故。实际上，Baba通常只用来称呼男性，现在马六甲的马来人也有以Baba或者Ba来称呼父亲或者男性华人，因此，笔者认为第一种说法比较行得通。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族群的女性被称为“娘惹”，是马来语中Nyonya或Nona的音译，意为“夫人、小姐”。^[2]但这个词还可以追溯到从闽南话“娘娘”（Nio－nio）这个尊称，甚至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些印尼闽裔妇女，取名常用“娘”字，如：美娘、金娘、惠娘等等。与Baba最初为尊称的命运相同，Nyonya原来最早是被马来人尊称那些非马来人（比如华人）女子的词语，后来演变为指代华人与当地人结合的后裔中的女性。此外，细察“峇峇”的“峇”字，这是南洋华人所特造出来与其族群称呼对应的汉字，在文献资料中不会单独使用，凡是有“峇”字的地方，必然和“峇峇”或“南洋”相关，似乎就是为了“南洋土生华人”而生的。“峇”字拆开来看很有意思，是“山”和“合”的结合，“山”指的是当地原住民族的“山地人”，而那些与山地民族女子通婚或结合的华人，所传下的混血后代就是“峇峇”了。

早期大部分“下南洋”的华人移民，原籍是在中国的福建南部和广东潮汕地区，他们的语言都属于闽南语系，即“福建话”（在南洋通称Hokkien），峇峇娘惹的语言也是混血的产物。当一个说着闽南话的华人父亲和一个操马来语的母亲走到了一起，结果当然就是互相妥协交流。而在后代语言的选择上，按道理应该是以父亲为尊，然而养育孩子的任务一般是由母亲承担（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的“母语”）。因此，峇峇娘惹的语言，既不是单纯的马来语，也不是单纯的闽南话，他们的日常用语被称为“峇峇马来语”（Baba Malay），在使用马来文字和汉语语法的同时，词汇则是马来语、闽南方言乃至泰语等掺杂在一起，对汉语“官话”（普通话）则一窍不通。峇峇马来语的精髓在于它的语调顺口，活泼调皮，笔者在新马等地参观了几个“峇峇娘惹”主题的博物馆，有机会得以聆听其神韵：馆藏的声音资料虽然只是录音，听一群娘惹围在一起七嘴八舌也是种享受，因为它反映了一种眉飞色舞的女性活力；而在关于死亡主题的展厅听到娘惹的“哭丧”，则是完全听不懂内容了，但那情态语调与闽南农村地区丧事上女性的哭诉，如出一辙。

依照地区不同，峇峇还可以分为两种：即马六甲峇峇（含新加坡峇峇）和槟城峇峇，他们掺杂使用马来语、闽南话以及泰语词汇的比例也随之不同，马六甲地区说马来语的居多（奇怪的是他们的饮食文化却保持着更多的福建传统），而槟城地区则说闽南话居多。马六甲峇峇的马来语含有许多闽南词汇，而槟城峇峇的闽南语中含有许多马来词汇。这种混杂在所难免，十分普遍（甚至新加坡的早期学堂也出现过用马来语作为媒介在教授华文）。峇峇马来语的不单纯，还表现在它和马来话之间的区别，可以归纳为最基本的三个方面：词汇上，峇峇马来话混杂许多闽南词汇，尤其是涉及食品、人伦、道德、精神方面的都是汉语；语音上，峇峇马来话对许多马来词汇的发音跟一般马来人不同；语法上，峇峇马来话的语法经常受到汉语影响，跟马来语有异。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峇峇马来语里大量的福建话借词，仅以几个简单的“混成词”（blending，即由两个词语或词语的一部分结合而成的词语），来加以例证：

其一，Tok Panjang，意为“长桌宴”，Tok是闽南方言，意为“桌子”，而Panjang是马来语，意为“长”。“长桌宴”指的是为特别日子如婚礼举办的宴席，峇峇娘惹邀请亲戚朋友一起在家中“办桌”（即闽南语“宴请”之意）。由于入乡随俗，长桌宴并没有特别的规定，大家可以凭自己的喜好，用筷子、用叉（西餐用具）与汤匙、或用手抓饭（印度人的习惯）。

其二，Hoon Kuih，意为“粉糕”，Huat Kuih，意为“发糕”，Hoon是闽南话“粉”，Huat是闽南话“发”，而Kuih是马来语“糕”，两者都是很有名的娘惹糕点。这两个混成词的顺序明显是汉语的习惯做法。

其三，Bakwan Sup，意为“肉丸汤”，Bakwan是闽南话“肉丸”，Sup是马来语“汤”，这也是典型的娘惹菜肴，也是闽南泉州一带的家常菜，味道鲜美，只是传到南洋的肉丸口感更加细腻。

在语言文字上，峇峇娘惹其实也有不少精神文明的成果，例如一代国学大师辜鸿铭生在南洋，也算是峇峇中出类拔萃之人，又譬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在新马文坛的陈省堂，就是1861年出生于马六甲的土生华人。而从事翻译工作的峇峇，甚至把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翻译成峇峇文，我们甚至可以从中得到启示，进一步探究比较中国南方方言曾出现过的罗马字书写体系。某些峇峇马来语保存了中国传统色彩，和闽粤方言一样，是研究中国古代语言和文化的活化石。

三　娘惹美食里的多元文化因素

关于食物以及跟食物、饮食习惯和消费有关的生活方式之总和（英文作foodways解，但在字典里还未见）的研究很多，研究者大都承认食物本身是意义的承载者，我们可以透过食物来了解人类的行为和文化的意涵。正因为如此，Beardsworth和Keil指出，当人们进食的时候，用心吃进去的跟用口吃进去的一样多。^[3]饮食与族群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透露着这个族群的各种文化线索。一日三餐这种简单的日常行为，其实背后承载着一个族群的文化传统。

娘惹美食就是南洋土生华人族群的伟大创造，至今还风行东南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携带者，娘惹秉承了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平日足不出户，家里的厨房成了消磨时间的好地方，旧时代有不少娘惹出身于中上层为官的或是殷实的商贾人家，很多属于家里的大家闺秀，她们从12岁起一直到出嫁之前，每天所做的事情就只有学习烧菜和珠绣，久而久之，个个烧菜功夫一流。娘惹菜用料复杂，以马来香料结合中国菜的烹饪方法，各取所长，兼有两个种族的饮食特点，也是南洋最特别、最精致的菜系。它们香浓而艳丽，酸甜而微辣，以传统中式食物的多样原料为主，与马来常用的各种香料调配，加上精心研究的烹饪手法，强强联手，导致其色香味俱全，外表和内在兼备，中华美食的材料和内蕴，马来料理的香辣和色彩，调和出人间稀有的旷世美食，如同一个集美貌和智慧于一身的传统淑女，而当她情窦初开而绽放爱恋，那种热情又含蓄，奔放而内敛的魅力，让人为之倾倒，欲罢不能。

娘惹美食的材料丰富多样，讲究货真价实，原汁原味，一般中餐的鸡鸭猪牛羊、各种蔬菜、海鲜乃至当地的菠萝、椰浆都会用到，不像印度人有牛肉禁忌，马来回教徒有猪肉禁忌。娘惹菜味道香浓，色彩艳丽，这主要是因为很注重各种香料的运用，使用的香料包括亚参膏、咖喱叶、峇拉煎、楠姜、黄姜粉、芫荽粉、红葱、辣椒油、石古仔、酸柑、虾米干、香茅、黑果等等。当然，这主要得益于东南亚所盛产的香料，当时欧洲人到了南洋，这里的香料令他们也为之疯狂，香料也成为后来殖民者大肆掠夺的重要资源。在今天的娘惹餐馆，虽然已经不像过去手工磨制那么复杂繁琐，但所用的酱料也都由起码十种以上的香料调配而成，不同的酱料混合可以带出截然不同的新鲜口味，从而酿出了“娘惹菜”的独特风味和招牌效应。

下面不妨举几个“家常便饭”的例子，例如，新马等地非常有名的“椰浆饭”（Nasi Lemak），就是用“椰浆”和“饭”为主要食材做成，马来人把水和椰浆加入香米，再放入香兰叶，煮成香喷喷的椰浆饭，然后加入炸小色拉鱼仔，以虾膏辣酱调味，用香蕉叶包裹。华人则进一步集思广益，添加炸鸡翅、炒鸡蛋丝或煎蛋、炸鱼、虾米、花生米，生黄瓜片等，这种搭配思路和粽子、饭团乃至闽南的“芥菜饭”都有相似之处。又比如风靡南洋的“叻沙”（Laksa），也是一种典型的娘惹小吃，不仅继承了南方华人的烹调传统，也富有独特的马来风味，通常是以椰浆、香料和辣椒熬成汤底，然后淋在放有粗米粉、豆芽及峇拉煎、鲜蚶等配料的碗里，而土生华人进一步添加了豆腐、鱼饼、炸豆干等或中式辣椒酱，变成一碗香味四溢的令人垂涎不已的美味。再比如“五香”（Ngoh Hiang），类似热狗、火腿肠的造型，其实就是泉州很普遍的“鸡卷”和“鱼卷”的合成品，但南洋的“五香”吃起来感觉似乎多了点土豆泥，并且带着微微的香辣，成为超市柜台架上比比皆是的本土食品。除了菜肴之外，娘惹糕点更是享负盛名，以款式多样、味道香浓、做工精细、造型甜美、色彩缤纷而著称，看起来非常诱人，而且都是采用香草或花瓣等天然色素上色，非常独特醒目，洋溢着艳丽的热带风惰。糕点是每个娘惹必须学会做的食物，以椰浆、树薯粉、玉米粉、巴兰叶汁为原料，加以细砂糖和水蒸煮而成。制作过程中粉浆要分段倒入，以便达到层次分明，色彩鲜艳的效果。娘惹糕种类繁多，从命名也可以看出闽南糕点的影响，例如萝卜糕（Kuih Lobak），其中Kuih和Lobak分别是闽南话“粿”（糕点之意）和“萝卜”，又如明加糕（Kuih Beng Kang）、九层糕（Kuih Lapis）、木薯糕（Kuih UbiKayu）、青米糕（Pulut Tartar）、香草糕（Kuih Talam）等等，不一而足。^[4]

在饮食习惯上，娘惹菜也是宜室宜家，上得了厅堂，出得了大门。它可以是街边的平民小吃，也可以是自成一统的“娘惹正餐”，它囊括了各地的风格，兼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以及欧洲人（以英国和葡萄牙人为主）的美食特点，中西正餐的佐料在娘惹菜里也都是必不可少的，既有咖喱和辣椒，也有柠檬草和香兰叶等，更甚的是，娘惹美食除了追求中餐讲究材料的原汁原味外，也有其繁琐、精致的准备工夫和烹饪方法，甚至连桌子用具、进餐方式、布置摆设等都用心非凡，别具一格。对所使用的餐具器皿（下面专题细说）的讲究，也使娘惹菜能够佳肴配美盘，绝对是完美主义者的做派，所以在高级点的餐馆吃娘惹美食的时候，在大口享用之时不妨也“文化”一下，了解些其中的寓意或渊源。

四　中国瓷器的马来色调VS马来服饰的中国花边

在陶瓷研究中，“娘惹瓷”特指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晚清民国时期，马六甲海峡华人订制的中国南方生产的专供峇峇娘惹使用的粉彩瓷器。与当时的内销粉彩瓷相比，娘惹瓷有着鲜明的特点，色彩丰富装饰华丽，主色调为红色（洋红、官粉）和绿色（碧绿、水绿）。器面多为红地开光或绿地开光，在浅绿或胭脂红底子上饰大红大绿的凤凰牡丹，形成红绿对比的鲜明色彩，有些陶瓷内外都有图案，一些还在釉上再绘图。

从博物馆的相关展示，笔者不难发现，虽然这些瓷器主题纹饰多为中国传统的凤凰牡丹，但是马来文化色彩十分浓厚。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瓷器，它们大都采用明黄、淡粉、土耳其绿等鲜亮色彩，很多日常使用的碗碟杯盅等器皿还被做成齿形花边，或弯出独特的皱褶，是娘惹瓷器的独到之处。纹饰很少出现中国本土常用的人物和山水，是由于峇峇娘惹一族对于当地马来民族宗教的尊重（伊斯兰教不使用人物做装饰），而偏爱花、叶纹样则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这些从中国定制的娘惹瓷的品种实用，造型多样，一些独特的器皿很明显是配合着峇峇娘惹生活在终年炎热的气候和不同于祖先的环境里，例如，跟热带生活相关的体积特大的水壶（存凉水）和有盖食物容器（防蚊蝇），是同类中国陶瓷罕见的。又比如，吐嚼槟榔口水的“唾壶”（痰盂），其用途和马来群岛盛产槟榔相关，因为嚼槟榔是南洋很时兴的休闲行为，就象现在的人喜欢嚼口香糖一样。

在峇峇娘惹的生活中，瓷器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旧时的峇峇娘惹日常生活和隆重仪式上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这些带着中国传统图样和南洋风味色彩的瓷器，已经不仅仅是器具，而是化为一个文化的符号，寄托着峇峇娘惹的思乡返祖情怀。因为没有哪种中国瓷器有着如此鲜明的整体面目，花花鸟鸟，艳粉碧绿，有点偏执地把牡丹凤凰一再重复，入图在餐盘、茶壶、花瓶、水罐等各种用具上，隐隐让人感到艳丽和热烈的背后的含蓄和蕴意，似乎隐隐有一些飘零的怅惘和离散的愁绪印在冰凉的瓷面上，而那个可以做出如此美丽瓷器（china）的地方就叫做“中国”（Chi⁃na），那个血脉源起的“故国”，就是一个牡丹绽放、凤凰盘旋的地方……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赫赫有名的娘惹服饰“卡芭雅”（Kebaya），它是在轻薄简便的马来服饰传统基础上，加上中国传统的花边修饰，再改成西洋风格的低胸衬肩，穿戴时无带无扣，仅以三枚胸针将衣服对襟扣住，给人一种既清新又华贵的感觉，尽显精致与奢华。娘惹服装颜色，不仅有中国传统的大红及粉红，也有马来人的吉祥色土耳其绿，服装上点缀装饰的图案，则常常是中国传统的花鸟鱼虫、龙凤呈祥。随着服饰的不断发展，不仅运用中国传统的手绣和镂空法，而且从欧洲引来英、荷衣服的蕾丝缀在长衫上，剪裁充分显示腰身，再配上峇迪沙笼裙，使姑娘少妇愈加娇媚婀娜，同时显得娴淑，丝毫不张扬。而那些早期贸易行买办的峇峇们，也是中西并举，既穿对襟立领疙瘩袢的华服和中式裤、戴小帽刺，或长衫马褂、留长辫，同时又择时、择地穿正宗西服和洋人的便服，或者有时就干脆衬衫加长裤。越往近代，着装的西化倾向越发彻底。2009年11月在新加坡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的图片，或许可以弥补笔者文字描述的不足。那些领袖高峰拍照的服装，正是反映当地多元种族与文化特色的土生华人风格的服装，男性领导人身着长袖亚麻布料的衬衫，至于女装样本，刚好有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可以参看，主办单位为这位唯一的女性领导人提供了V字领的红色丝绸上衣，并缀以刺绣和缎带。

另外，珠绣也是娘惹一项独特的传统手工艺，在土生华人社会具有特别的意义。作为华人传统“女红”手艺的一部分，土生华人坚信，一名女子要嫁得好婆家，非绣得一手好珠绣不可，而珠绣也成了衡量一个女子是否贤慧的重要根据，更是娘惹们不可或缺的嫁妆。她们在出嫁时都会为未来夫婿缝制“珠绣鞋”（Kasut Manek），跟其它用珠子串织成的腰带、腰包和头饰一起，陈列在新房的玻璃橱柜中，当展品展示在亲友面前。娘惹珠绣的手工细腻，构图讲究，有的鞋子的图样充满维多利亚风格，因为许多娘惹喜欢采用产自欧洲的切割珠（Manek Potong）来缝制，每颗珠子都有一定倾角，可以增加立体感，让珠鞋看来闪闪发亮，充满贵气。珠绣也充分体现了“混”的本色，一般上珠绣图案多为花鸟虫鱼，在土生华人文明展上的珠绣腰带，还有八仙、十二生肖等图案。腰带是马来服装特有的配件，八仙和十二生肖则是华人的民俗产物。

五　闽南习俗信仰在南洋的流变

虽然峇峇娘惹远离中国本土，并把马来人的语言、服饰和饮食习惯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在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方面，却十分“中国化”，可以说相当长时期都在继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衣钵，当然，作为一个混合而生的族群，峇峇娘惹的习俗和信仰也一直随着闽南文化在南洋的流播而变异。

在居住方面，他们深受中华传统因素的影响，又掺杂着马来和欧洲的风情。峇峇娘惹大都居住在长型的有闽南建筑特点的房子，通常屋内非常宽敞，里边有一个天井，可以容许阳光及雨水进入屋内。中国造型的门窗、马来式的屋檐，再加上欧风梁柱雕饰，形成独一无二的娘惹建筑文化。屋里那些厚重的木制家私，皆是以中国的红木制成，其设计则融合了中国、英国及荷兰风格，而在家居饰物方面，就用了很多“中国风”浓厚的寓意吉祥的图案。很多习俗与礼节都是沿袭中国，尤其是闽南一带的传统。他们非常重视华人的礼节，逢“年兜”（春节）、清明、“普度”（农历七月）及祖先忌日，都上供祭拜祖先。峇峇娘惹家庭注重孝道，讲究长幼有序，过年过节，作为子孙或年幼的一辈，得向长辈跪着磕头、敬茶及祝安。

在婚俗上，峇峇娘惹也非常讲究“门当户对”，那些有权势的家族之间常常联姻。二战前，峇峇娘惹在举行婚礼时，依然沿用三跪九叩的清朝古礼，娶亲用花轿，锣鼓喧天，热热闹闹。新郎身穿长袍马褂，头带瓜皮帽，新娘则身穿裙褂、霞披，头戴凤冠，身上有众多点缀的饰物。“梳头”（Chiu Thau）和“纳彩”（Lap Chai）显然源自闽南一带的风俗，“梳头”是最重要的仪式，也是新郎与新娘的成年礼；“纳彩”则是新郎和新娘两个家庭在婚礼前互相交换结婚礼物的仪式。礼物包括成套的珠宝首饰和布料，还可能包括一对蜡烛、白兰地酒和橘子，真是典型的中西混杂。有些礼节也入乡随俗产生了变异，例如，马来人的“青包”（Raya）就是从华人的“红包”演变出的，之前并没有这种习惯。

早期的马来西亚，对于外族与本地的马来人通婚，并没有宗教上的束缚，所以峇峇娘惹仍然保留原来的宗教信仰，信仰佛教或道教，有些华人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自己原先的宗教和饮食习惯依然保留，例如娘惹美食取材并不忌讳猪肉。到了英国殖民统治马来亚“海峡殖民地”时代，很多峇峇娘惹接受英语教育，懂得三种语言能够同时接触中国人、马来人和英国人，有相当大部分从事国家行政和公务员职位，成为“海峡华人”的一代。由于长期和英国人交往，也有很多土生华人皈依基督教。

六　文化撞击的回声

对今天的很多中国人来说，峇峇娘惹一度是个陌生的词语，从久远的明朝有关于这一族群缘起的记录开始，到1830—1930年间经历了“黄金年代”的美好岁月，再到“二战”后的逐渐没落与身份混沌的尴尬，峇峇娘惹在几百年的繁衍中，一方面保存着传统的中华文化，一方面又融入了南洋的马来文化乃至欧洲文化，最终在语言、饮食、服装、瓷器、建筑等多个层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峇峇马来语、娘惹菜肴、娘惹服饰和珠绣、娘惹瓷器等等，如今都成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峇峇娘惹，是一个文化碰撞和融合的传奇。

随着新加坡电视剧《小娘惹》的热播，上述那些富有特色的美食服饰，瞬间进入人们的视野，上海世博会的新加坡展厅也竭力主打这一卖点，旨在掀起全球对峇峇娘惹文化的关注。然而，峇峇娘惹文化的高潮早就过去了，在一个全球化的年代，现代人已经很难找到固守自己传统和不受外界影响的与世隔绝的文化。尤其是在新加坡这样的世界都市，当年峇峇娘惹的后裔们很多融入社会，对祖先的文化也不感兴趣了。如今在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通婚，就必定要皈依回教，改用阿拉伯姓名。因此，现在马来西亚华人娶马来人为妻，他们的孩子只能算是混血儿，不叫做峇峇娘惹了。峇峇娘惹，也是一个历史和时代的传奇。

站在语言文化的角度看，峇峇娘惹是华人中最早国际化的，最早拥有“无国界”精神的族群，是中国传统文化漂洋过海在南洋群岛，在外族文明的风雨中催生并绽放出来的一朵奇葩。包容与被包容，这是一个艰涩的磨合过程，并终究成就了一种文化。只是，在时间的洪流中跌宕起伏，它和许多小族群文化一样面临着共同的悲哀，因为语言没人说了，服饰现代化了，习俗不见了，如今峇峇娘惹只是作为一个文化的概念和收藏品，伴随着其富有特色的芳香美食，在新马印尼等地的博物馆和餐厅继续存在。^[5]对现代人而言，娘惹服饰是偶尔拿来“秀”的手工品，娘惹美食大家依然吃得津津有味，但却不会煮，或者嫌煮它太麻烦了。也许也正因为如此，作为文化研究范本的峇峇娘惹，才显得特别珍贵。与东南亚许多新一代的土生华人一样，峇峇娘惹的身份象征是隐形的，他们的文化特征也已经被岁月越拉越薄……

【注释】

[1]明朝的皇家姓氏是朱，这位汉丽宝公主，倒是什么来历呢？中国史籍上，没有明成祖的女儿嫁到东南亚的记录，郑和亲自审编的下西洋的大量珍贵记录，也业已遗失或被被销毁。不过从流传广度来看，汉丽宝公主应该是有其人的，也有可能是皇室宗亲的女儿。从中国这一面，找不到这位有传奇人生的汉丽宝公主的任何资料，只有在马来史典籍《马来纪年》中找寻。但进一步追究，就算有传说有汉丽宝公主，可是为何三宝山上，甚至马六甲任何地方，到现在都没有“她”的墓碑？或许，《马来纪年》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民间传说，有些是虚构加以神话，只能看看“仅供参考”而已。

[2]“娘惹”也是马来语Nyonya的一个译音，意为“夫人”，而女孩子则叫做“Nona”，笔者曾经遇到一位新加坡人愤愤不平地说“娘惹”一词翻译不好，应该是“娘娜”比较好，我部分认同，因为这样的话两字既有“头韵”（Alliteration），后面的末尾重音也更接近，但从文化的角度看，“娘惹”也不失为一个好词，它形象生动地传达出该文化特点，即，“母性的而又惹人向往的”，“娘惹”用来指混血的土生华人女子，这个词仿佛让人看到从南洋的赤热蛮荒之地走出来一位千娇百媚的中国传统女子，感觉风情无限。笔者认为“Nona”不妨翻译成“娘娜”，当然，要真这么讲究也挺麻烦的，正如英文的Mrs和Miss也慢慢失去市场，变成一个让人家搞不清年龄和婚姻状态的Ms一样。

[3]参见张亭婷、张翰璧：《东南亚女性婚姻移民与客家文化传承——越南与印尼籍女性的饮食烹调策略》，《台湾东南亚学刊》2008年第1期，第97页。

[4]参见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传统美食展馆》（小册子），亦见URL：www．nationalmuseum．sg

[5]在东南亚做“田野调查”（Fieldwork）的时候，笔者参观过几个“土生博物馆”，它们所宣称的宗旨都如同里面的牌匾所写的——“追远”，也就是寻根。跟中国相比，南洋的历史当然不长，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根，融合了马六甲、印尼、新加坡和华侨的峇峇娘惹文化当然是需要寻找和缅怀的“根”。然而，而不管是新加坡的“土生博物馆”（Peranakan Museum），马六甲的“峇峇屋”（Baba House），还是槟城的“侨生大宅”（Pinang Peranakan Mansion），笔者感觉其保护的意义多过“寻根”，相信也是当局在文化流失严重的境遇下所做的挽救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