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文化遗址位于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平原，在余姚县罗江乡的河姆渡镇金吾庙村，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所发现，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遗址出土了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此外，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以及采集的植物果实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宁波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以及原始教育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材料。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来看，河姆渡文化时期宁波地区的先民们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并因地制宜地创造出干栏式建筑、形制独特的骨耜等生产工具以及出于原始宗教和审美情趣需要的各种雕刻艺术品，我们据此推测河姆渡文化时期宁波地区的教育状况。
一、耜耕农业和生产启蒙教育
河姆渡文化时期宁波先民的原始农业生产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其水稻栽培技术令人惊叹，这可以从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农具得到印证。河姆渡文化的农具以耜为主，多为骨制，也有木制的。[2]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整地的农具。此外，河姆渡还出土了木制的锄、镰形骨器和木杵，它们一般被认为是翻土、收割作物和加工稻谷的工具。这些农具涉及稻谷种植、收获和加工等各个环节，反映出河姆渡文化时期的耜耕农业已经进入相当发达和成熟的阶段。[3]
人工栽培种植农作物，应该可以看做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促使人类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生活，在此基础上，人类社会才不断得以发展。如何使先民们在漫长的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富有成效的栽培技术及其生活方式，得到有效的保存，并不断发展，教育发挥着它不可埋没的功能和作用。从河姆渡文化看，河姆渡人一边在生产实践中充当着大自然的学生，一边把所学的知识、经验和技术传于后人，充当后辈的老师。
二、采集、渔猎技术及其教育
尽管河姆渡人已经掌握水稻栽培种植技术，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但是，采集、渔猎可能仍然是获得食物的重要途径，这从遗址中发现的骨镞、石球、石丸、骨鱼镖等渔猎用具，以及野生动物的遗骸可以得到推测。
从动物遗骸看，渔猎对象包括亚洲象、苏门犀、麋鹿、野猪、虎、豹等猛兽，海龟、鲸、鲟、鲤等水生动物，以及鹤、鸭、雁等飞禽。河姆渡人渔猎的具体方法难以考证，但他们能捕捉到单凭自身的身体条件不能够捕捉到的动物，尤其是猛兽，就足以说明他们的渔猎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群体活动，且有一套与猛兽搏斗的技巧。而这些技巧必定是经过长期的劳动经验积累而传承下来的。况且，渔猎要获得成功，必须要对野兽的习性有一定的认识。可以想象，当时的河姆渡人为了使年轻一代有效地渔猎，必定向他们传授渔猎的方法和技巧，并随时传授有关野兽的习性等知识。
采集果实、根茎等植物，也是需要学习的。河姆渡人必须学会认识哪些果实是适口的，哪些是有毒的，什么时候去哪里采集，用什么方法采集，以及如何使用工具挖、砍、砸等，这一切知识都是一代代在劳动中积累下来，并得到传递的。
三、家畜饲养及其教育
农耕稳定的定居生活为驯养动物提供了条件，而渔猎技术的提高，又使人们能经常捕捉到活体动物，这些动物有时候也吃不完，它们被圈养起来，于是，就逐渐产生了家畜饲养。
河姆渡人驯养的家畜主要是猪、狗、牛三种。[4]一般认为，猪、牛的饲养可以使人们获得可靠的肉食来源，减少对狩猎的依赖；而狗的驯养则是出于狩猎和安全的考虑。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发现的被认为是饲养家畜的圈栏，反映了人们当时重视家畜饲养，并把家畜饲养业推进到一定水平的状况。随着知识经验的积累，河姆渡人的驯养技术也越来越高超。
四、工具制作及其教育
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是河姆渡人从事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的必要前提，它们的制作都是有一定方法的，而这些方法是点点滴滴一代一代积累起来的。如果没有教育，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首先，较为进步的方法必定是在前人采用的方法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就必须先通过教育掌握前人的制造经验，而后在进一步的实践过程中加以创新。其次，生产工具的改进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河姆渡人必定很珍视它们而使之流传后代，这也需要教育。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工具制作包括石器、骨器、角器、陶器和木器。
（一）石器制作
河姆渡文化时期制作和使用的石器主要是磨制石器。[5]一般认为，石器制作包括采料、开料、打制成型、磨制、细部加工等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存在教育的痕迹，例如，为了使后代们能学会制作工具，就必须教会他们如何选材、取材，并能辨别各种各样的原料，用于不同用途的石器制作；又如，磨制石器，因其精致而技术难度更大。河姆渡文化第三期的石器，其钻孔技术已经十分纯熟，这些都和教育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骨器、角器制作
河姆渡遗址发现了许多制作精致、种类繁多（如耜、器柄、凿、锥、匕、针、鱼镖、蝶形器等）的骨、角器，这表明河姆渡人已经掌握了骨、角的材料特性，以及不同于石器制作的特殊工艺，同时也说明当时人们使用的工具更加多样化了。河姆渡最有特色的骨器是以偶蹄类哺乳动物肩胛骨、髋骨为材料制作的耕具，这种耕具的肩臼处多凿一方孔以便于缚柄，骨板正中部还有磨出的竖槽及小方孔，出土时还见到了与骨器绑扎在一起的竖直木柄，刃部形状有两齿、四齿、平刃、弧刃、斜刃等，这些制作精致的骨、角器说明制作工艺的改进、提高。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证明原始人制作骨、角器的方法必定是经过一代代的教育活动的。
（三）陶器、木器制作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据对原始制陶工艺的考释，可知制陶工艺技术的传授活动较之以前的教育，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和水平，制陶技能的训练也十分复杂和严格。就河姆渡文化的陶器而言，夹炭黑陶是主流陶系，圜底釜则是代表性器种（主要由炊器、盛器、食器、水器、酒器等组成），其陶器制作包括采选陶土、添加掺和物、制作成型、装饰器表、入窑烧制等几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工艺要求。从河姆渡出土的陶器看，其装饰手法以刻划和拍印最常见，早期还存在少量彩绘，一些以线刻、浮雕或圆雕等手法装饰起来的陶器，极具艺术价值。要达到这样的水平，在制陶过程中，就必须对制造者进行严格的训练，使其熟练掌握各道工序的复杂技能。可以推测，陶工们在制陶过程中，必然存在类似的教育活动，把制陶技术传授给下一代，同时也不断革新、改进陶器制作方法。
此外，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了耜、铲、槌、器柄、碗、罐、盆等木制器具，说明先民们制作生产、生活工具的材料是多么丰富。
五、生活习惯和生活能力教育
（一）饮食习惯
河姆渡文化时期的人类已经摒弃茹毛饮血的饮食习惯，学会吃熟食。可以推测，随着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食品种类日益增多，吃饭的方式、进食的时间也渐渐有了讲究，这使有关饮食方面的生活教育内容日渐丰富。
（二）穿戴习惯
河姆渡人的穿戴习惯较之旧石器时代有了很大的改善，纺织品已经开始出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材质以陶为主，此外，还有骨针、原始踞织机等。据推测，河姆渡人使用的织机是水平式的，且有宽幅和窄幅之分，这说明当时的纺织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这些纺织工具和技术对科技史、纺织史研究具有重大的价值，也折射出河姆渡人在此方面的教育水平。
（三）干栏式建筑
与中原大地不同，河姆渡地区潮湿多雨。为此，宁波先民们创造了独特的干栏式建筑——它是一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具有良好的通风、防潮性能，是当时人们理想的居住场所。
这种建筑物以桩木为基础，其上架设横梁，构成架空的建筑基座，再在上面铺设楼板，在楼板上立柱、做墙、盖顶。从干栏式建筑及其技术可以看出，河姆渡文化在木构建筑技术上远远超越同期的其他史前文化，也显示关于这些建筑术与经验的教育已经相当发达，因为这些技术的形成非一日之功，而且，房舍的建筑涉及力学、计算、地理、气象等多方面的知识。可以说，干栏式建筑及其技术不仅促进了河姆渡人形成稳定的生活方式，而且大大地拓展了原始教育的内容与形式。
（四）交通工具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中还有木桨，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据此推测，河姆渡人已经使用舟。其功能可能用于捕鱼、采菱，也可能作为交通工具使用。当河姆渡人开始使用舟以代人力之时，有关“出行”的技能知识的教育就变得丰富了。
六、原始艺术及其教育
当河姆渡人过上稳定的农耕生活，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就对精神生活产生一定的向往和追求。这体现在河姆渡人制作的原始艺术及其反映的审美情趣上。
河姆渡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相对而视。有人说它象征太阳，也有人说它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按照林华东的观点，该图形可能是河姆渡人崇拜的图腾。[6]这说明该器物具有较为强烈的宗教意义，彰显宁波先民们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河姆渡人还把艺术表现于陶器装饰上，集实用、观赏于一体。其制作手法主要为刻印、压印或拍印；其题材以鸟为主，兼具太阳、鱼等；其图案构成要素有平行线、锯齿、波形线、圆圈等。从工艺水平看，这些艺术品的创作已经具备一定的专业水准。
原始艺术品不仅丰富了河姆渡人的精神生活，而且它们的制作和内涵都构成当时艺术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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