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川铜文化的起源

东川生产和使用铜矿的历史非常悠久，若从云南青铜时代开始的商代晚期算起，至少也有三千余年。东川地区铜料的生产，不仅使云南全面进入了青铜时代，也为三星堆与中原地区灿烂的青铜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悠久的铜业史形成了独特的铜文化，东川铜文化的起源，和东川地区铜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同步的。

考察三星堆和中原青铜文明，已知其部分铜料来源于东川；而云南境内青铜时代的繁荣，与东川铜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从考古材料看来，在云南青铜时代，东川的青铜冶铸业并不发达。目前已知东川地区出土的青铜时代器物数量极少，类型颇为单一，制作工艺也不如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等地青铜器纯熟。整体上青铜时代的东川铜业以铜矿原料的输出为主，青铜冶铸为辅。这一时期可作为东川铜文化起源的第一阶段。

至东汉时期，东川铜业有了重大转折，即在铜料生产和输出的同时，铜器冶铸业也发展起来，其标志就是朱提堂狼洗的大量铸造和广泛传播。东汉中晚期朱提堂狼洗铸造的集中和全国传销，代表东川铜业的蓬勃发展。同时，堂狼洗的风行促成了东川铜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东川铜文化在此期正式形成。东汉时期是东川铜文化的第二阶段，此期的东川铜文化以面向全国的商品性青铜器堂狼洗的铸造和输出为主要特征。

随着东汉时期堂狼洗的铸造和传播，东川铜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内涵：

首先，东川铜文化结束了以铜矿原料输出为主导的时代，转而在原料输出的同时向全国范围内营销青铜铸器。带有商品性质的堂狼洗的出现，使东川铜文化从物质层面提升到文化层面。换言之，青铜时代的东川铜文化，是原材料输出的文化，对于人们的直接影响甚微，因为它还缺乏转换成器物供人使用的价值。而东汉时期东川铜洗的铸造和传播，已经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形成一种器物使用文化了。

其次，堂狼地区铸造的铜洗为日常生活用具，与青铜时代中原青铜器主要是兵器、礼器者大异，亦与西南地区青铜器主要是兵器、生产工具者不同。铜洗是盥洗用具，昭示着洁净，已富含文化的寓意。同兵器与生产工具相较，铜洗更能代表一种文化的追求；这种追求，又与中原青铜礼乐重器代表的上层统治阶级文化大异其趣。中原礼器寄托的是礼乐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制度层面的；铜洗所代表的文化却是日常的，是在每个人身边的。由堂狼洗可以折射出东汉时期东川铜业的进步，这一进步在于发展出一种以人为本的青铜文化。

再次，铜洗是全社会均可使用的器物。而中原或西南青铜时代的冶铜业基本上是为贵族阶层服务的，故而许多青铜器物并非寻常百姓所能私有。如中原的兵器和礼器是国之大事必需的重要器物；云南晋宁石寨山的铜器极尽工艺之能事，奢华精巧，其实乃专为“滇王”及其家族特意生产的器物；江川李家山出土不少巧夺天工的青铜器物，亦是贵族的专用品。东汉时期东川生产的铜洗，其定位不偏向于某阶层，其使用属性是民间的，甚或是社会的。

总之，堂狼洗是东川铜业在东汉时期极大发展的产物，由此反映出来的这一时期东川铜文化的内涵是商品性、日用性和社会性，是以人为本的铜文化的滥觞。这些铜文化的内涵，也正是东汉时期东川铜文化的原初品格，为后来东川铜业和铜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注释】

[1]李昆声、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之探索》，载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二）》，《考古》1972年第5期。

[3]李昆声、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之探索》，载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4]见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12期。

[5]李晓岑、韩汝芬：《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土铜器研究》，《考古》2010年第7期。

[6]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宁蒗县大兴镇古墓葬》，《考古》1983年第3期。

[7]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一）》，《考古》1984年第7期。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二）》，《考古》1985年第7期。

[10]阚勇：《滇西青铜文化浅谈》，载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11]李昆声、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之探索》，载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12]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13]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

[14]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

[15]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第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9期。

[16]蒋志龙、康利宏、程明：《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清理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6期。

[17]原发掘报告总计为340多件，但以报告所列出之数目相加，实为370多件。

[18]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19]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20]萧兵：《江川李家山“猛虎噬牛”铜案的诠释》，《艺术考古》2005年第4期。

[21]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考古》2001年第12期。

[22]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23]同上。

[24]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25]李晓岑、韩汝芬、孙淑云：《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铜、锡器的分析及有关问题》，《文物》2008年第9期。

[26]李昆声、黄德荣：《论云南早期铜鼓》，载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9-370页。

[27]关于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学术界颇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是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早期，如蒋晓春《中国青铜时代起始时间考》（《考古》2010年第6期）；本书采用的时间以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远古时代》第2卷为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28]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6页。

[29]参见郜向平《青铜文化的核心——殷墟青铜器》，《中国文化遗产》2006年第3期；又严志斌、洪梅编著《殷墟青铜器——青铜时代的中国文明》，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30]同上书，第9-10页。

[31]张增祺：《滇池区域青铜文化内涵分析》，载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32]陈征平：《云南工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33]同上书，第68页。

[34]李晓岑：《云南青铜时代金属制作技术》，《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35]陈征平：《云南工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

[36]吴坤仪等：《中国古代铜鼓的制作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

[37]李晓岑、韩汝芬：《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铜器的技术分析及其年代》，《考古》2006年第7期。

[38]李晓岑、张新宁、韩汝芬、孙淑云：《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金属器的分析和研究》，《考古》2008年第8期。

[39]陈征平：《云南工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40]李晓岑、韩汝芬、蒋志龙：《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金属器的分析和研究》，《文物》2004年第12期。

[41]杨根：《云南晋宁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42]李晓岑、韩汝芬、蒋志龙：《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金属器的分析和研究》，《文物》2004年第12期。

[43]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研究》，载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4页。

[44]《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1页。

[45]《续汉书·郡国志》，见《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13、3516页。

[46]《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49页。

[47]［东晋］常璩撰、缪鸾和校注：《华阳国志·南中志校注稿》，云南大学西南古籍研究所2000年印行，第165、184页。

[48]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地质出版社1980年版，第259-260页。

[49]李晓岑、李志超、张秉伦、彭子成、李昆声、万辅彬：《云南早期铜鼓矿料来源的铅同位素考证》，《考古》1992年第5期。

[50]彭子成、李晓岑、张秉伦、李志超、李昆声、万辅彬：《云南铜鼓和部分铜、铅矿料来源的铅同位素示踪研究》，《科学通报》1992年第8期。

[51]万辅彬、郭立新、李晓岑、张玉忠：《古夜郎国铜釜的铅同位素考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年第2期。

[52]金正耀：《广汉三星堆遗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考古》1994年第8期。

[53]金正耀：《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载《科学史论集》，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54]李晓岑：《商周中原青铜器矿料来源的再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年第3期。

[55]李晓岑：《商周中原青铜器矿料来源的再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年第3期。

[56]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东川普车河古墓葬》，《云南文物》1989年第26期。

[57]杨光昆主编：《东川市文物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58]同上书，第83页。以下普车河出土青铜器资料皆出自该书第84-87页，不再一一注出。

[59]杨光昆主编：《东川市文物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0页。

[60]杨光昆主编：《东川市文物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61]杨光昆主编：《东川市文物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42页。

[62]同上书，第43页。

[63]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载《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81年。

[64]林声：《从考古材料看云南冶金业的发生与发展》，载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云南地方史研究室、云南大学历史系编《云南矿业史论文集》，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65年印行。

[65]方国瑜：《朱提堂狼洗概说》，见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

[66]以下所录诸朱提堂狼洗主要参考方国瑜先生《朱提堂狼洗概说》，见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9-174页；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244页；孙太初《朱提堂狼铜洗考》附《朱提堂狼铜洗年表》，载《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191页。

[67]李白练：《通江东汉铜洗考》，载《四川文物》2009年第1期。

[68]关于本铜洗年代的考证，参见蔡葵《对勉县红庙出土元兴元年堂狼洗的一点看法》，《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1期；何志国《陕西勉县红庙“元兴元年”纪年砖室墓应为东汉中期》，《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1期。

[69]陶正明、梅世彬主编：《会泽县文物志》，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85-86页。

[70]汪宁生：《云南考古》（增订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页。

[71]汪宁生：《云南考古》（增订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104页。

[72]林声：《从考古材料看云南冶金业的发生与发展》，载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云南地方史研究室、云南大学历史系编《云南矿业史论文集》，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65年印行，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