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铜生产萎缩早在乾隆朝后期就已经显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云南巡抚图思德奏称：“（云南）自乾隆三十二、三等年办铜短缩，已不敷额运之数，又将泸店底铜拨给外省，办理益形拮据。”[183]也就是说，当时滇铜年产量已不足630万斤。乾隆皇帝在四十五年上谕中亦言：“滇省采办铜斤，近年以来屡形竭蹷，节经降旨，该督抚等设法调剂，实力筹画，终无成效。”[184]滇铜产量下滑，与东川铜厂关系甚大。乾隆三十三年（1768）云南巡抚明德奏称：“查（汤丹厂）乾隆二十八、九两年，各获铜四百二十九万斤至四百六十八万余斤，至三十年程之章到任接办，仅获铜三百七十八万余斤，三十一年仅获铜三百四十一万斤，三十二年仅获铜三百四万余斤。”[185]乾隆四十二年，东川汤丹、碌碌、大水沟、茂麓四厂办铜仅3 528 117斤[186]，已与乾隆初年年产铜800余万斤相去甚远。
其后，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产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之后，滇铜年产量又逐渐恢复到一千万斤以上。如“乾隆四十五年分，滇省新旧大小各厂通共办获铜一千一百二十七万余斤零，核查各厂年额，应办铜一千九十五万余斤，已多办铜三十一万余斤。”[187]在滇铜产量的恢复过程中，东川铜业同样功不可没。乾隆四十三、四十四年定云南各厂办铜年额，其中东川府汤丹、碌碌、大水沟、茂麓、大风岭、紫牛坡六厂合计共531万余斤[188]。这一定额应该与当时东川铜产量比较接近。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云贵总督富纲、云南巡抚刘秉恬奏：“乾隆四十九年分，各厂通共办获铜一千二百五万二百五十一斤零，……内汤丹、碌碌、大水、茂麓四厂办获铜五百二十三万二千八百二十三斤零。”[189]东川铜产量仍然占据滇铜的半壁江山。
但是，嘉庆朝以来，东川乃至云南的铜产量再次急速下降，政府不得不再次调低云南各厂办铜年额。嘉庆七年（1802年），云南全省实际办铜仅647.78万斤[190]。同年，云南巡抚初彭龄在参劾东川知府鸣铎时说：“窃照滇省东川府管理汤丹等六厂，每年额办京运铜三百四十三万斤，请领工本运脚银二十六万余两，……兹查知府鸣铎于本年陆续领过工本运脚银一十九万七千余两，查该府册报存铜一百五十五万余斤，其余仅系发运在途，似与每年该厂额办之数有盈无缩。嗣经臣调查路南州属尖山地方新开铜厂底卷，则该府本年发运之铜，节次于尖山厂买补八十余万，……而册报之存厂铜一百五十五万，询系节年相沿虚额。”[191]东川府办铜年额已从原531万斤下调到343万斤，即使如此，嘉庆七年东川府铜厂办铜仅260万斤左右，远远不足定额，所占滇铜比重再次下降到40%左右。当然，嘉庆七年东川府铜产量过低可能是一特例，东川府知府鸣铎也因此被参劾，其平常年份的产量应与年额相去不远。《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卷2《铜厂》于每厂之后，均有“今实办课余底本额京铜”数目一项，东川各铜厂分别为：汤丹厂二百八万一千四百九十九斤十五两六钱，碌碌厂今实办课余底本额京铜五十六万一千一百斤，大水沟厂今实办课余底本额京铜三十六万一千九百九十九斤十五两，大风岭厂今实办课余额京铜七万二千斤，紫牛坡厂今实办课余额京铜二万九千七百斤，茂麓厂今实办课余底本额京铜二十五万三千三百九十五斤十五两六钱，合计3 359 696斤。这些数据单位精确到钱，故笔者认为，这些数据很可能来自该书编纂之际奏销清册中各厂办铜数目。该书封面题为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巡抚云南等处地方吴其濬纂，东川府知府徐金生绘辑，吴其濬道光二十三年七月至二十五年七月任云南巡抚[192]，此书以吴其濬冠名，则成书应在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843—1845年）之间，兹定为道光二十四年。故道光二十四年，东川铜产量约为336万斤，与年额较为接近。
产量下降的同时，矿厂数量也明显减少。乾隆朝东川府开采或曾设立的铜厂甚多，有汤丹、大水沟、碌碌、茂麓、大风岭、紫牛坡、普尾、虐姑、多乐、阿坝租、雾露河、凤凰妥木、波罗箐等正厂及其所属子厂九龙箐、聚宝山、观音山、裕源、兴隆、龙宝、杉木箐、大寨、老王山、丰裕、迤西等[193]，共计34处。而道光年间仅存汤丹、大水沟、碌碌、茂麓、大风岭、紫牛坡等6正厂以及11子厂[194]，合计17处。
嘉庆、道光年间，东川铜业的萎缩在产量、年额、矿厂数量等方面有明显的表现。如铜产量下降至每年340万斤左右，经常不符年额，铜厂数量下降至17处，虽然政府采取种种措施试图改变这种衰落的趋势，但资源枯竭和利润递减等问题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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