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滇铜大盛，最高年产量超过1 400万斤，其中以东川府为最，占滇铜总产量的60%以上。清代的铜是一种紧缺物资，铜矿的采冶具有很高的利润。这些利润的分配不但关系投资、生产、管理三者之间的协调，而且表现出云南与中央之间关系的演变。
据杨煜达先生的研究，清代乾隆朝前期，云南每生产一百斤铜，其成本在白银6两以上，官收余铜价格也在6两左右，商民基本无利可图[190]。这并非表明当时滇铜生产没有利润可言，因为官府制度的收购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其利润从商民转向官府。兹分时段考察于下。
康熙四十四年至雍正三年（1705—1725年），这段时间滇铜生产一直在持续，平均年产量在100万斤左右。雍正元年云贵总督高其倬追述：“（云南）各厂铜色高低不同，价亦不一，自三两八九钱至四两一二钱不等，名为出山毛铜，其课名为铜息。”[191]官府收购余铜，每百斤价银4两左右。推想这一时期滇铜的生产成本应不低于官府收购价格，否则，商民必将亏损。云南“各铜厂于额例抽收外，豫发工本收买余铜，各厂每斤三四分以至五六分不等，雇脚发运省城，卖给官商，及加耗运供鼓铸，照定价每百斤九两二钱核算，除归还铜本运脚厂费等项外，所获余息尽数归公”，称之为“铜斤余息”[192]。官府将各厂余铜运抵省城，再以每百斤9.2两的价格卖给官商和铸局。云南铜厂每产铜百斤抽课二十斤，再收小铜九斤，余铜官府收买。雍正五年，云贵总督鄂尔泰追述：“窃照滇省铜厂二八抽课，余铜归官采买，以供鼓铸，奉有成例。查每岁额课银止九千六百二十五两零，每岁所获余息银约一万七八千两不等，计所办铜斤除供鼓铸一百余万斤外，多不过二三十万斤。”[193]低价的币材与法定银钱比使铸币有利可图，其利润称为“铸息”。雍正二年云南巡抚杨名时言：云南“四十七炉，除工本（银）十五万四千六百千有奇，每年得息钱二万一千三百千有奇”[194]。如此，当时云南铜业利润，课息、余息、铸息三者合计银4.8万两左右。这些收益虽需禀报中央，但实际留作云南本省开支，可以看作是云南地方收入。
雍正四年（1726年）东川归滇，其后汤丹、普毛等厂相继开发，滇铜产量从100万斤增至400万斤左右。首先看课息。“雍正四年总督鄂尔泰《为钦奉上谕事》，题明新归云南东川地方铜厂，年该课息银一千二百两，每铜一百斤抽收十斤”[195]。铜矿税增加的同时，铜斤余息亦大幅增加。如雍正四年云南办铜215万斤，铜斤余息银已达4.7万两[196]。雍正五年，滇铜产量增至401.3万斤，“除铜课额银一万八百余两，再扣还原本厂费并供铸耗铜外，实应获息银一十四万七千三百余两。又此项铜斤系按奏销定例，每百斤价银九两二钱合算，今运吴、楚铜斤卖银十三两，内除正价九两二钱并脚价银三两外，每百斤仍有节省银八钱，又应获息银二万余两，是五年分所办之铜课额余息约共可获银十八万两。”[197]同时，为了满足广西、广东、江西、陕西等省的制钱需要，云南铸钱量亦相应增加。“自雍正七年为始，每岁运钱十万贯，前往楚省、川、粤、两江易银”[198]。因此，这一时期云南铜业每年收益应不下银20万两，仍由云南地方官府支配。
乾隆时期，滇铜产量大增。乾隆朝滇铜平均年产量超过1 000万斤，其中课铜100万斤，捐、耗铜约40万斤，是商民无偿上交官府的，其销售只需支付运输成本；官府收购余铜约760万斤左右，乾隆七年（1742年）每铜百斤官价增至6两，约需银45.6万两。这900万斤官铜，按政府销价格每百斤9.2两计算，约合银82.8万两。同时，随着滇铜销售地域的增加，其运输费也出现变化：一、京运。乾隆三年（1738年）京铜改归云南采办，乾隆六年增至每年633万斤。京铜运输从各厂至泸州总店费用每年约25.69万两，但这些钱并非由云南地方政府承担，而是由中央铜本中支出。二、各省采买。自乾隆五年之后，外省纷纷来滇采购，包括黔、桂、湘、鄂、赣、粤、苏、浙、闽、陕等十省，平均每年约为250万斤左右。各省采买滇铜，云南省内运费由云南省承担。据《铜政便览》记载，九省采买滇铜领兑地点主要省城昆明、路南州、文山县、蒙自四处[199]，自广南府剥隘出云南。各省领铜至剥隘以二十站计，“每站每一百斤给运脚银一钱二分九厘二毫”，则云南省内平均运费为每百斤银1.864两[200]。则各省采买云南省内运费总计为4.66万两。三、滇省鼓铸。乾隆朝，云南省城、大理、临安、东川、顺宁、广西等府先后设炉鼓铸。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云南巡抚明德奏称：“（云南）向于六府设炉一百十六座，岁用铜二百三十余万斤”[201]。铸钱局均设于铜产区附近，铜运距离较短，兹以三站计，每百斤运费银0.387 6两，合计运费银约8 915两。如此，乾隆年间云南每年所获铜斤余息银约为31.65万两。这还不是云南地方官府收益的全部。以雍正朝云南铸钱岁用铜100万斤得铸息银2.13万两推算，则乾隆朝云南每年鼓铸用铜230万斤，铸息银应不少于4.9万两。因此，乾隆年间，云南地方官府每年从铜业中获得收益，至少为白银36.55万两。
每年36万余两白银，对于内地大省可能不值一提，但对于入不敷出的云南而言，绝对是一笔不可忽视的收入。以乾隆十八年（1753年）为例，“云南布政使司民田六万九千四百九十九顷八十亩，赋银十有五万三千七百五十两”，“屯田五千九百十有五顷三十七亩，赋银四万四千九百七十四两”，盐“课入二十六万一千六百四十三两”[202]，均远远低于铜业收益。这些收益可以部分缓解云南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成为地方建设的主要资金。因此，铜业在云南的地位绝对举足轻重。
乾隆时期，云南已经成为全国矿产中心，从滇铜中收益的不仅仅是云南。自乾隆四年（1739年）滇铜京运以来，每年有633万斤滇铜被运往京师户、工二局鼓铸制钱。云南划拨京铜，按每百斤价银9.2两核算，自云南铜厂运抵京师，运费约在30万两左右，平均每百斤铜的成本增至13.939两。即使如此，滇铜的成本仍远比其他铜低。如雍正五年（1727年），户部规定，各省办铜缴纳价格为“每百斤及水脚共银十有七两五钱”[203]。正是由于极力压低铜价，使滇铜的部分利润转移至中央。据王德泰的研究，乾隆二年（1737年）京局每铸钱千文的成本仅为白银0.85两，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为0.85两，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为0.92两[204]。按乾隆十八年（1753年），户工二局铸钱1 495 728千文，以制钱千文兑换白银一两计算，则乾隆十八年，中央户、工二局铸钱余息即达22.44万两，虽然中央铸息收益中有部分来自黔铅。
中央之外，采买滇铜的省份也在鼓铸中获得收益。据王德泰的研究，乾隆时期直隶、山西、陕西等省铸钱千文，其成本接近白银1两，铸局尚有微利或基本无利；湖南省铸钱成本为0.82两，铸局有利可取；乾隆中前期江苏、江西、浙江三省铸钱成本已超过1两，略有亏损，其后有所下降，降至1两以下[205]。因各省距离滇省远近不同，铜斤运费高低不一，故铸钱成本有所差异。但大部分省份铸钱皆有利可图，其铸钱成本在每千文0.9两左右。按铜250万斤，可铸钱666 667串，获铸息银6.67万两。中央、云南及其他省份因滇铜及其鼓铸所获收益，合计白银66万两。
但是，随着铜业生产成本的增长，商民的经营状况逐渐恶化，官府不得不对其政策进行调整，以保证铜业生产。于是，提高官价及允许通商逐步实施。据乾隆四十年（1775年）云南巡抚裴宗锡奏称：“数月以来，明察暗访，取各该厂打矿扯炉之夫工、粮食并灯油、炉炭价值逐一覆实，折中牵算，即以矿砂稍旺之厂计之，百斤之铜实少一两五六钱之价，若更矿薄铜稀，则赔折更无底止。”[206]即成本已增至每百斤8两左右。此时市价，据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云贵巡抚总督三宝言，每百斤可得银十四五两[207]。按一成通商例，云南每年约有商铜100万斤左右，商民市价售卖，可获银6.5万两。有的学者通过成本核算，认为清代中期云南通商铜与私铜占总产量的25%[208]。若果真如此，则平均每年商民市价售卖铜达267万余斤，利润约合银17.36万两。当然，商民市价售铜所得并非全是利润，其中部分用于弥补官价收购所造成的亏损。
由此可见，清代云南铜业，每年创造的直接利润约合银83万两。如果以东川铜产量占滇铜产量的60%计算，则东川铜业每年直接创造收益约50万两白银。但是，这些原本属于商民的利润，由于官府的强制措施，使之大部分转移至各级官府，商民所得甚少。而在滇铜发展过程中，通过与中央的博弈，使大部分铜业利润存留云南，成为地方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同时，因铜业发展，云南逐渐受到中央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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