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_大宋名相

中央与地方_大宋名相

自赵匡胤平定李筠和李重进之后，地方权力便不复对中央权力构成威胁，但是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权限过小，中央和地方基本上属于两个世界。当时，地方政权不仅建立了强大的私人武装，而且具有人事任免权，同时还掌控着财政大权。他们名义上隶属中央，每年按时缴纳税赋，实际上却自成一体。只要中央政权有变，就会纷纷恢复到之前的割据状态，不再向中央缴纳税赋，甚至称王称帝，与中央分庭抗礼。这也是自唐朝藩镇割据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基础性社会问题。赵匡胤建立宋朝以后，由于不断征战四方，中央政权无暇顾及地方事务，地方权力暂时留在了地方政权手中。此时天下既定，中央重要军事将领的兵权也已经解除，是时候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一次大洗牌了。

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赵普提出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这三大纲领。

其中，“稍夺其权”并不是一次性政策，而是一种持续性政策，即一点一点地夺取地方政权。这里的微妙之处就在于一个“稍”字，因为当时的地方政权虽然势力较小，但是，如果中央操之过急，激起大范围不满，很有可能迫使地方政权联合起来对抗中央，到时必将生出祸乱。因而，这实际上是一条“温水煮青蛙”的政策，就是让地方政权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解殆尽，等到他们终于反应过来，已经彻底无力反抗。当然，就算他们此时起兵反抗，也根本不是中央政权的对手。赵普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让地方权力尽可能平稳地过渡到中央手中。

其次，“制其钱谷”是一条釜底抽薪之计，地方政权之所以无视中央，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掌握着财政大权。有了钱粮，就可以招兵买马，有了兵马就可以攫取更多钱粮，从而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这就是地方藩镇的自肥之道。赵普对地方财政大权加以限制，乃是从根本上断了地方政权的生命线，只要假以时日，随着中央政权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力度逐步加强加大，地方政权就会失去“活水之源”，迟早面临土崩瓦解。(www.guayunfan.com)再者，“抽其精兵”是一条保险之策，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当时社会，精兵强将是地方政权赖以坐大的资本。只要断了地方藩镇的兵源，就算他们有心谋反，且积攒了足够的钱粮，也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胜算。再加上中央军队（禁军）连年行军打仗，地方军队（厢军）只是维持社会治安，二者的实战能力便越来越悬殊。如此一来，中央政权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地方政权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弱小，地方政权也就逐渐成了中央政权的附属。

经过如此一番整治，“禁军强悍，远胜前朝”的局面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也由此初具规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赵匡胤以前，也有很多君王想要推行这样的改革，但是由于他们没有重用像赵普这样的文官领袖，也就没有得到文官集团的大力支持，因而都未能制订系统的改革方案，其改革计划也就多半面临中途夭折的命运。后周世宗皇帝柴荣，原本可以有一番建树，可惜天不假岁，英年早逝，呕心沥血建立的大好局面，让赵匡胤捡了便宜。赵匡胤此人，虽然出身行伍，且隐隐有意气用事的风范，但是对赵普的信任和依赖，让他享受到了文官治国的巨大红利，因而才能完成前人所不能完成的伟业，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北宋王朝。

一般认为，赵匡胤之所以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收取地方权力，其完全掌控了当时的局面自然是强大外因，但主要功绩还是要归于以赵普为首的文官集团。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赵匡胤急于平定内部，以防外敌发难，采用疾风骤雨式的方法解决问题最为合适。但是在赵普看来，既然地方政权已是囊中之物，就应该使用相对温和的政策，如此名正言顺，不仅能够让地方政权折服，而且能够使百姓免受战乱之苦，使赵匡胤的德治美名远播四方，何乐而不为？即使从军事角度来讲，我国自古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改革事宜同样急不得。

当然，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总有一些不识时务的跳梁小丑。赵匡胤剿灭“二李”之后，持观望态度的各地藩镇统帅纷纷上表称臣，这些人当中有些是真心称臣，也有人不过是做出权宜之计。但不论藩镇统帅们持何种心思，每个人都以为事情到此便告一段落了，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之前已经发生过太多次。直到赵匡胤和赵普的改革方案推行下来，这些藩镇统帅才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他们也由此开始面临真正的抉择。很多人顺势而动，选择归顺中央。但也有些人雄踞一方惯了，完全无视赵匡胤的政令，甚至想出了一些旁门左道对抗中央政策。

对于这些人，赵匡胤就没那么客气了，为表明改革决心，他也需要这样的“出头鸟”来杀一儆百。首先以身试法的是义武节度使孙行友，此人独镇易州（今河北易县）长达8年时间，对平定边乱有功绩，对百姓有福泽，势力由此盘根错节。赵匡胤和赵普推行改革后，孙行友纵容境内的土匪做大做强，然后上表中央，想要继续留任剿匪。孙行友的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有一个专用名词，叫作“养寇自保”。如此伎俩对付别人还行，在赵匡胤面前未免显得不自量力，何况他身后还有一个运筹帷幄的赵普。

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赵匡胤密令正在巡边的阁门副使武怀节，趁孙行友疏忽大意之际，率军进入易州城，迅速控制了局面。与此同时，武怀节发兵剿匪，一群乌合之众根本不是大宋王师的对手，顷刻间灰飞烟灭。匪首被处死，并运回开封当众焚烧，以儆效尤，余众四散逃亡。孙行友最初被监禁，后来赵匡胤为了表示自己德行高远，再度将他起用，并且一再提拔，算是赵匡胤恩威并施的一个典型案例。

对于那些敢于露头的反叛势力，赵匡胤和赵普坚决予以痛击，而对于那些积极采取合作态度的势力，他们则是恩宠备至。比如赵匡胤曾经的直属上司张永德，被后周世宗柴荣罢权之后派驻许州（今河南许昌），赵匡胤称帝之后，他立即入朝觐见，称臣献地。赵匡胤为表其功，不但没有削去他的职位，反而一再加官晋爵。且每次赵永德进京朝见，赵匡胤都会让赵普等近臣作陪，甚至举行家宴招待他。这对于张永德来说，乃是至高的荣耀，同时和他情况相仿的一批前朝老将也由此得到了安抚。

还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势力，赵普则进行了区分对待，那就是驻守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藩王。这些人虽然作战勇猛，兵强马壮，但是无心于中原政权。在派遣文官牵制后，赵匡胤允许他们长期驻扎自己的封地，并且允许他们的子嗣世袭职位。当然，作为代价，他们不许踏出自己的封地一步，同时必须担起抵御外敌入侵的责任。对于这些将领，赵匡胤同样礼遇有加，封赏更是从不吝啬。这些将领也被赵匡胤的恩德折服，不但按时进贡辖区内的特产，比如定难节度使李彝兴，镇守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每年进贡大量优质战马，戍守边防也很卖力。

然而，赵匡胤真正让天下人信服的，还是他对“自己人”的做法。比如天雄节度使符彦卿，乃是皇弟赵光义的岳父，他经营自己的属地多年，接到朝廷的调令后拒不执行。当时，为了避免直接忤逆赵匡胤的旨意，他谎称自己病体沉重，需要留在属地内休养。赵匡胤看到赵普递上的报告，明知他是故意推脱，却还是许以百日假期。百日之后，符彦卿还是不愿动身，并且摆出大堆借口。这个时候，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符彦卿身上，每个人也都在等着看赵匡胤会怎么做。很快，圣旨公开发布，符彦卿被革除节度使职务，同时交由御史台调查其任内的不法事宜。

应该说，此次对地方政权的大举改革，赵普的身影并不时常出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要做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培植大批新生骨干力量，同时择优派往全国各地担任重要官职。这些人不仅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耳目，同时也是宣传中央思想的重要机器，而且清一色的都是文官。实际上，在赵普的统一规划和运筹下，一个最为庞大的计划已经开始悄然执行，那就是用文臣代替武将，或者说用文治代替武治，这就为宋朝的“文治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然，以赵普的心思之缜密，以及想法之熟虑，也不会允许赵匡胤把权力放心地交给文官。为此，他们参照了排布禁军的做法，对文官实行“三岁一易”政策，即文官在某地任职三年之后，必须调往另外一地任职，以防止其专权做大。其间，有北海（今山东潍坊）知军杨光美廉洁强干，受到百姓热烈拥戴，期满后有数百人前往京都请愿留任。赵匡胤先礼后兵，在遣人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派兵强行驱散，并逮捕带头者，才将此事镇压下去。为此，赵匡胤还曾立下律法，禁止吏民进京请愿官员留任，甚至不允许百姓为官员立碑撰颂。

在此基础上，赵普还加了一道保险，就是在每个地方文职官员身边都安排一个副职，称为通判。通判不掌实权，但他是连接地方和中央的主要纽带，地方官员的所有举动都会通过他们直达圣听。为了避免通判流于形式，宋朝的法律还规定，所有经地方官员颁布的法令，都必须有通判的署名才能生效，这也是赵普“稍夺其权”政策的具体显现。而为了避免通判的权力过大，其调遣频率比地方官员更高，有时候甚至一道任命接着一道任命下达，身为通判者只能全国各地不停地跑。

总而言之，经过“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大政策的推行，北宋王朝的地方政权基本归于中央。地方藩镇的权力也被缴了，钱粮也被收了，就连他们赖以起家的兵权都渐渐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谋权篡位，就是维系自己的割据地位都成了天方夜谭。于是，赵匡胤将整个国家的权力牢牢握在了自己手中，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循着后周世宗的脚印，开疆拓土，强盛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