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文化交融

1.3　翻译与文化交融

随着各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在此背景下，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其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朱耀先，2004)人类自有文化以来就有交流，文化交流离不开翻译。凭借翻译，人类的精神得以沟通，文化得以交流，社会得以发展。翻译与文化有着血肉联系。对于翻译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不少学者都有过评说。“西欧之所以有今天的文明，要‘归功于翻译者’”。(Kelly，1979:3)季羡林和许钧先生认为:“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之间，如果有往来，有交流的需要，就会需要翻译。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季羡林、许钧，1998)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犹如滔滔江河，川流不息，流经数千年岁月，流经几十个朝代，默默地积蓄力量，不断地开辟新的历史进程，成为炎黄子孙共同的根，凝聚起中华民族前仆后继、代代相传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源源不绝，从未枯竭，并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国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许钧，1998)

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五次翻译高潮，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吸收、借鉴和高度融合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具体实践。第一次翻译高潮是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也是印度文化伴随着佛教的输入，与中国儒学、道家学说的逐步结合，形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局面;第二次翻译高潮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也是西方文化伴随着天主教、基督教的输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第三次翻译高潮是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以西方政治、哲学为主的西学翻译，也就是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文化的输入，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第四次翻译高潮出现在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和马列著作的翻译，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文学在中国得以传播，改变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命运和白话文;第五次翻译高潮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大潮，也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输入，使我国文化更为丰富多彩，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而且，这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上都远远超过了前四次翻译高潮。正是有了以上五次翻译高潮和外来文化的大输入，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高度融合，即季羡林先生所说的“从印度来的水”和“从西方来的水”，“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才形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蔚为壮观、生机勃勃、繁荣发展的新局面。(董京泉，2003)如上所述，正是通过翻译和借鉴，才使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吸纳力、融合力和整合力。

西方各国在其两千余年的翻译史中，其译事活动同样纷繁交递，翻译理论精彩纷呈。西方历史上曾出现过六次翻译高潮，这也是西方各民族文化互相吸收、借鉴、交融、整合的过程，更是西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合外来文化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代西方文化(主要指欧美文化)继承了自古希腊和罗马以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当今世界上具有强势地位和巨大影响力。其原因固然主要决定于西方国家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上居于领先水平，但也与其吸收、借鉴和融合西方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包括东方文化)的精华不无关系。可以说，没有翻译和借鉴，就没有文化交流，民族文化就只能在狭窄的小路上孤单爬行，整个人类的文化也会因缺乏横向联系和发展动力而徘徊不前。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高潮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末。当时相对于古罗马文化更为发达的古希腊文化对古罗马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而古罗马开始了翻译介绍古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正是古希腊的哲学、自然科学、逻辑学、数学及其蕴涵的理性价值，开启了西方文明的基本线索并成为当今西方文化的两大主要来源之一。而古希腊文化本身就是在吸收和融合了古代埃及、古代爱琴海地区、古代叙利亚地区诸多上古文化的养分后才形成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出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前夕的宗教文化翻译，尤其是基督教思想来源和精神武器的《圣经》，作为宗教界信奉的经典被翻译成形形色色的版本，并成为当今西方文化的又一主要来源。在这一时期，宗教文化影响极大。第三次翻译高潮形成于中世纪中期，即11世纪至12世纪之间，其标志是西班牙的托莱多取代了巴格达“智慧宫”的学术中心地位，成为欧洲的“翻译院”。这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带来了东方人的思想，再次发现和传播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推动了西方文化的发展。第四次翻译高潮出现在14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其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为前所未有。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对欧洲各国民族语言、文学、文化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第五次翻译高潮发生在17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同时还出现了东方学的兴起，虽然其规模和影响不及文艺复兴时期，但仍然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译著，所译题材不仅涉及古典作品，而且其广度比文艺复兴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方翻译的第六次高潮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这一时期的翻译从范围、规模、作用直至形式都与过去任何时期大不相同。正是通过以上六次大规模的翻译和借鉴，西方国家实现了欧洲各民族文化之间以及与中国、印度等东方文化之间的高度融合，使得西方各民族得以扩大精神视野、丰富知识宝库、更新价值观念、增强创造激情，海纳百川、博采众长，从而把西方文化铸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实体。(谭载喜，2004:4～7)美国历史学家赖肖尔认为:“任何国家的文明，来自外来影响的产物总是多于本国的发明创造。如果有人要把英国文化中任何受外国影响或源于外国的东西剔除掉，那么，英国文化就所剩无几了。”在一定意义上说，翻译是不同语言、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首要保证和重要媒价。(朱耀先，2004)

有历史记载的翻译活动在中国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通过翻译进行的文化交流对丰富中国文化，开阔国人视野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文化的交流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即有些强势文化凭借其国家的政治经济优势，加强了对其他文化的同化，即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霸权的入侵。正如王岳川(2002)在《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一文中所指出的:“按照现代性一元化模式，按照后殖民的本质模式来看，全球化最终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英语;只有一种文化，就是美国文化。”虽然他们把全球化看成了西方化，但同时还是指出了弱势文化所面临的威胁。因而在全球化语境中，弱势文化实体和第三世界国家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新的课题，即如何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区别于其他文化;如何有效地向外界输出自己的独特文化，以抵御单一的文化全球化。因此，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面对着文化帝国主义的挑战，文化输出已经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虽然我们国家有一支庞大的介绍外国文化的队伍，可是，把优秀的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更广泛地弘扬中国的优秀文化，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人手显得远远不够，任重道远。

或许出于缺乏了解，或许由于无知，曾几何时，东方文明被认为是劣等文明，西方文明才被认为是先进文明，如今这类陈词滥调已经被人遗弃。外国人在了解中国文化丰富的内涵后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开展中国文化研究。作为译者应该加强自己文化主体意识，不断打造和强化中国文化身份，树立健全的中国文化形象，即通过翻译来增强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扩大其在世界文化中的影响。由于地理历史特定的差异，事实上，世界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远不及中国人对国外文化的了解。有记者在美国加州大学采访后发现，美国学生对于中国连面上的了解都达不到，他们中很多人知道的中国城市也仅限于北京、上海等。应该大力把中国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其中包括翻译蕴藏着丰富中国文化内涵的背景词语和表达，应该将“龙文化”、“竹文化”、“儒家文化”等在内的丰富的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龙、鹤、黄牛……”，了解中国的“松、柏、桃、梅、兰、竹、菊……”，了解中国的和谐文化内涵，其中包括做人的道理。比如中国文化非常注重人品，认为一切成就的决定因素在于人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优秀的人品根植于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社会团结和国家进步的最宝贵的资源，是衡量综合国力的一种重要体现。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更应该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让丰富的中国文化融入世界大背景，与世界文化互动，促进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

翻译就应该使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汇在一起，就是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融，这其中包括不同的思维，甚至包括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随着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春节已经像元旦或圣诞节一样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性的喜庆节日，西方国家有为数不少的人来到中国或当地的中国城亲身参与中国这一传统春节的庆祝活动或举行中国式婚礼。美国纽约州将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定为全州的法定节日，2005年的鸡年春节显得格外热闹，法国发行印上中国书法的鸡年邮票，美国发行十二生肖邮票珍藏版，发行金鸡吉利美钞，还印有“8888”……当时的各国政要，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都纷纷发表新年祝词，布什在当时的贺辞中说:“对很多亚裔美国人来说，农历新年是一个特别值得感谢与庆祝的日子。在农历新年期间，每个家庭会趁这一机会缅怀过去和迎接未来。在庆祝这个特别节日的同时，你们保留了你们珍贵的传统，确保了你们的家庭价值观、信念及尊重传统的习俗会由子孙一代接一代薪传下去。这种薪传也提醒所有美国人——我们的国家是由这样独特的文化构成，而多元文化已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壮及更进步。”如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喜欢吃中餐、看中医、学中文、欣赏中国文化艺术;甚至有些西方人还到中国来定居、娶中国媳妇。可见，中西文化出现了空前的交融，而翻译在其中的桥梁沟通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翻译实践需要翻译理论作指导，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往往是盲目的。董乐山先生在他为张今先生的专著《文学翻译原理》(1987)一书所作的序中曾指出:“时下坊间有关翻译理论或技巧之类的书固多，但出诸像张今同志那样有多年实践经验之手的却甚少。它们多半是教科书式的东西，或者引经据典，或者罗列名目，看来洋洋大观，但很少有‘切肤之痛’的经验，有的却是‘隔靴搔痒’的空话，因此读来使人觉得满不是那么回事。”的确如此，空谈的理论无助于具体的翻译实践。翻译界迫切需要研究如何在更广阔的背景下促进民族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融，促进全世界文明的共享，体现与尊重各民族的文明传统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