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刮痧》看文化休克及其对策

王　娜

摘 要：当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就会产生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这就是“文化休克”。随着跨文化交际的发展，人们对文化休克问题的研究也在逐渐增多。本文通过分析电影《刮痧》中的文化休克现象，意在指出文化休克存在于跨文化交际中，只要有文化间的交流，就必定会产生文化休克。文化休克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文化休克虽然难以避免，但人们仍然可以通过学习、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来减轻文化休克的程度或缩短文化休克的时间。

关键词：文化休克；《刮痧》；原因；对策

一、文化休克的基本概念

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是1958年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 Oberg）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是指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

这里所说的休克不是平常人们在医学术语里解释的那样，并不是指临床上那种由于疾病引起的丧失意识的病理性休克；不是人体重要功能的丧失，如身体失血过多、呼吸循环功能衰竭等。

文化休克可产生于同一个社会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也可产生于不同社会里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之间，也就是说，只要存在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民族在进行交往时都有可能产生文化休克。

文化休克这种心理状态的产生常常是由于突然处于与自己原有的文化生活环境（己方文化生活环境）不同的他方文化生活环境或是在长期脱离了原有的文化生活环境，后来又回到自己原有的文化生活环境，也可能是由于同时兼具两种形式或多种文化心理时产生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当人们到了国外会产生文化休克（如移民）；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后再回祖国会产生文化休克（如海归）。无论是在本国或外国，只要一个人同时兼具两种或多种文化心理时，就可能会产生文化休克。

随着跨文化交际的发展，对文化休克问题的研究也在逐渐增多。作为跨文化交际研究最早起源的美国，其学者也对这个问题有专门的研究和论述。多德（Carley H.Dodd）在其Dynamic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Fifth Edition）（《跨文化交际动力》）一书中就用专门的一章谈到这个问题。多德认为：“任何人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时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迷茫、不知所措和情绪波动，这种现象叫作文化休克。”（Dodd，2006：157-158）

几乎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不同程度的文化休克。研究表明，文化休克大致要经历四个阶段：蜜月阶段、沮丧阶段、调整阶段和适应与重返母国阶段（Dodd，2006）。蜜月阶段指的是对于初到国外的人，人们对所见所闻都感到新鲜和好奇，始终处于一种非常乐观、心情很好就像度“蜜月”那样兴奋状态的时期；研究表明这个阶段的持续时间可能因人而异，从很短的时间到几个月不等。沮丧阶段则是指进入新文化环境后不久，人们开始发现最初新奇有趣的一切变得不可接受，感觉所有的一切都糟糕极了，这个阶段有可能持续几周甚至到几个月。调整阶段指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困惑与沮丧之后，人们开始了解、接受新的文化现象，并开始从文体休克的低谷中摆脱出来。适应与重返母国阶段指经过一个阶段的调整，人们适应了异国的生活、环境、文化，以前的孤独、寂寞和烦恼已经消失，对于在异国生活或工作了相当长时间之后又重返母国的人们来说，又会遇到像以前在异国所遇到的文化休克，这次则被称为重返本文化休克，人们同样也不得不再经历一个从沮丧到适应的阶段（Dodd，2006：157-169）。

由此可见，文化休克存在于跨文化交际中，只要有文化间的交流，就必定会产生文化休克。文化休克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文化休克虽然难以避免，但人们仍然可以通过学习、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来减轻文化休克的程度或缩短文化休克的时间。

二、电影《刮痧》中所反映的文化休克

影片《刮痧》中，因中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文化休克现象集中体现在许大同父亲和许大同夫妇身上。影片的开头，许大同父亲在儿子一家在美国打拼八年之后，前来美国探亲。这时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儿子许大同事业有成，获得了第七届电脑游戏设计大奖，儿媳简宁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夫妻二人还给老爷子生了个聪明伶俐的孙子丹尼斯，一家人高高兴兴前去参加许大同的颁奖仪式；老爷子又见到了儿子的老板约翰·昆兰一家也来祝贺，心里高兴的老爷子藏不住满脸的笑意。而给老爷子喜悦心情“锦上添花”的是竟在颁奖现场见到了十几年没见的扮成兵马俑的老霍，他乡遇故知的欣喜中老霍告诉许大同父亲，改天要带他到一个赌船上去玩，并且还可以得到15美元。这时的许大同父亲觉得一切都是那么让人高兴，连吃饭时也高兴得忍不住要喝上两口酒，而这正是蜜月阶段的体现。

之后，正如中国俗话所说的“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就在许大同父亲和老友老霍出游返家途中，老霍的突然故去，心里本已非常难过的许大同父亲却没想到另一个意外又因此而来。儿子许大同刚刚安排孙子丹尼斯睡下，就接到警察局电话让他前去领父亲，碰巧当天简宁公司有事还未回家。许大同着急中见丹尼斯已经睡着，来不及再作其他安排就留下丹尼斯，自己匆匆驱车去接父亲。又碰巧许大同出门后简宁打电话回家，惊醒之后的丹尼斯不小心撞伤了头部。匆匆赶到家的许大同急忙把丹尼斯送到医院治疗，却因伤口深被要求当晚留院观察，在护士给丹尼斯换衣服时意外发现丹尼斯背上因前几天刮痧留下的淤痕，于是许大同在第二天就被以“虐待”的罪名告上法庭。接下来的日子里，许大同先是为了安慰父亲而撒谎说：美国医院为孩子着想，要丹尼斯多留院几天。这时的许大同父亲还天真地以为这美国人管得可真宽，后来随着事情变得越来越严重，简宁终于忍不住把一切告诉了早已猜到事情真相几分的大同父亲。大同父亲的担心、沮丧，在与简宁的一番对话中体现无遗。许大同父亲（对简宁）：“在中国我还算是个知识分子，可到了这儿，我成了聋子、成了哑巴，幸亏我还有一双眼睛，还能看出个一二三来。我年纪大了，经的事多，没那么脆弱，那丹丹，他怎么啦？他到底出什么事了？简宁，你们到底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啊？”觉得自己突然在美国这个环境中成了睁眼瞎，成了聋子、成了哑巴的许大同父亲心中难过，沮丧得难以形容，一边担心着孙子丹尼斯，一边又为自己在美国帮不了孩子的忙，还尽给孩子添乱的许大同父亲决定要回中国，临行前来到老霍墓前道别，想不通“刮痧这个事，在中国几千年了，这怎么到了美国就说不清楚了？”其实，许大同父亲想不通的不仅是刮痧一事；他也想不通好好的一切怎么突然就变了样；想不通在国内好歹还算个知识分子的自己怎么到了美国就完全变了，这时的许大同父亲经历的正是文化休克的第二个阶段：沮丧阶段。

要说许大同父亲是因为初来乍到难免经历文化休克带来的惊喜与沮丧，大家还容易理解。毕竟这人年纪大了，而且又是一辈子在母国文化中生活，要一下适应全新的环境还真是不容易。可是对于来美已经八年，而且也已在事业上取得一定成就的许大同夫妇而言，他们也同样再度经历了沮丧阶段，这就不能不让人好好分析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许大同此时早已在来美的八年中历经了蜜月阶段、沮丧阶段、调整阶段而已达到了适应阶段，已经适应了美国的生活、环境、文化，孤独和烦恼已经消失，他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做得不错，有昆兰这样的美国朋友，也在美国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培养着自己的孩子。一切看上去已经跟美国文化融合在了一起，不像许大同父亲那样对美国文化尚无充分适应的准备，事情应该是从此一帆风顺地进行下去了。可即便是像许大同夫妇这样已经把美国当成自己第二故乡的人仍不可避免地再度被迫体验文化休克所带来的痛苦。

因意外许大同被控虐待孩子，无法证明刮痧是治疗手段，而有可能永远失去对儿子丹尼斯的监护权。万不得已的许大同最后只能寄希望于跟妻子简宁分居来换回妻子对儿子的监护权，痛苦的简宁不禁对天发问：“我们到底哪错了？”之后，偷偷相聚在许大同租住的破旧小屋里的夫妇俩抱头痛哭，大爆粗口，心中的那份沮丧、痛苦难以形容。而在机场送别父亲的时候，许大同甚至萌生了要带着儿子一起回中国的念头。此时的许大同可以说是沮丧到了极点，否则他怎肯放弃经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换来的如今的一切。

至此，人们不能不意识到文化休克在不同文化间是如此的不可避免，对人们的影响是如此的深刻，人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遇上文化休克。

三、文化休克的主要原因及对策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其语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存在着不同。每个人自幼就熟悉自己所在文化环境中的一切，并能在其中自如地生活、工作，而一旦离开这个环境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就会“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关世杰，1995：340）——文化休克。

文化休克常发生在移民中，也可能发生在一个社会里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或个人因为文化生活环境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时候。文化休克可以发生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人身上。文化休克所表现出来的程度有强弱之分，进程也可能长短不一。原因不同，对策也就可能不同（金秀方，84-87）。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中美文化差异，因此在下面也主要从中、美两个角度来探讨文化休克的主要原因及对策。

（一）主要原因

原因1：中国属大陆文化，在社会心态上表现为对外来文化要么唯我独尊，要么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而美国则属于海洋文化，虽然建国历史较短，但和世界其他文化与社会的比较与交流较多；由于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美国的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在社会心态上表现为开放性，使得它成为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的大熔炉。

笔者认为，两种文化间的巨大差异所带来的文化休克现象可用下面这个例子说明：一只从小就在笼子里长大的小鸟，突然某一天主人把笼门打开想任其自由飞翔，这鸟儿绝不可能一头就冲出笼子，而通常会先试探徘徊一阵才会飞出这鸟笼，而且一开始不会飞得太远，有可能再飞回来徘徊几圈才会真正地飞走。同样的，一只从小就在森林里、天空下自由生活的小鸟，如果某一天突然被关进了鸟笼，这鸟同样会感到不安、焦虑，总是试图冲破鸟笼，回到大自然中。人也一样，对于突然离开自己一直熟悉的环境，文化休克也是避免不了的。

原因2：对于同样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的人，其文化休克的强弱程度或进程会因年龄产生差异。例如，在电影《刮痧》中，许大同父亲作为一个典型的CBC（Chinese-Born Chinese）——在中国长大的中国人，一辈子都生活在中国这个文化环境里，一下子突然离开故土来到美国这个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的国家，虽然还有儿子一家在身边，可是心里的那份失落、沮丧（认为自己“成了聋子，成了哑巴”“帮不上孩子的忙，还尽给人家活添乱”）却是无法赶走的，他的文化休克强度之强以至于“决定回国”，回到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中，而不必再受这文化休克之苦。许大同夫妇则作为CBA（Chinese-Born American）的代表——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他们从小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成年后来到美国工作、生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已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影响，在移出国（即中国）与移入国（即美国）的文化发生冲突时，他们身上的两种文化价值观不能相互平衡，当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明显比另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更凸显出来时（通常是母国文化价值观高于他国文化价值观），他们的痛苦、沮丧感也往往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尽管他们通常的选择是面对，而不是退缩。丹尼斯作为ABC（American-Born Chinese）——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由于生在美国，接受的更多是直接来自美国文化的教育，中国文化的教育虽然有，但只是来自父母一辈的间接性的教育，因此，这一类型的人遇到文化休克的强度明显减弱。

原因3：性别差异。由于女性的生理结构与男性不同，因此在文化休克的第二个阶段——沮丧阶段，其反应程度或宣泄方式亦存在不同。通常来说，女性在经历沮丧阶段时常常会因承受不住这种心理压力而觉得“天塌了”一般，痛哭就成了她们宣泄的主要途径（简宁在许大同父亲要求告知实情时和在偷偷探望租房在外的许大同时，都忍不住痛哭）。男性则“有泪不轻弹”，更多是抽烟、喝酒、辞职（影片中许大同辞职之后与妻子分居，躲在出租屋内闷头喝酒）。

原因4：身份角色的变化。在自己一直生活的国家里越有身份的人，去到外国时失落感也会越强。这是因为原来能体现自己身份价值的社会参照系统在进入到另一个国家时已经消失，一下子从一个举足轻重的人变成无足轻重的人，再加上还得自己应付陌生环境中的生活、工作或学习问题，失落感的强度就会明显高于那些原先在自己国家身份一般的人。

原因5：个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价值观在进入外国时受到冲击。价值观念是一种社会意识，可以确定个人、群体或社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和交往准则。可以说价值观贯穿于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一旦原有的价值观不再起作用，人就会觉得一切都变得无所适从。

（二）对　策

首先，从意识上不要把文化休克当成是一种不可克服的长期疾病状态，而是当作短期的心理上的不适、焦虑的感觉。

对于像许大同父亲这样短期出国探亲人员，可以在与家人前期的交流中了解前往国的日常生活等相关风俗习惯，做好心理准备，不要期望所去国事事如自己所想所愿。

对于短期出访的商人、官员等则要从与其相关的领域多做前期的了解、准备，否则光对出访国有个笼统的印象、认识是不足以顺利完成其出访任务的。例如，商人应细致、深入地了解出访国在商业谈判、运作中的基本方式与己方有何差异，并在实际运作中进行相应的调整。

对于旅游者而言，旅游的目的就在于发现和感受不同的文化。因此只要在出发前对前往国的吃、住、行以及禁忌做好了解和相应的准备，并在出行过程中注意公共场合的礼貌问题，就能减轻文化休克带来的冲击。

对于留学生或到国外工作人的人而言，光有以上所提到的那些一般性准备工作还不足以应对今后的留学、工作。他们还需要接受专门的跨文化培训，如知识培训（包括前往国的文化和相关知识讲座；跨文化理论课、阅读相关背景资料；强化外语训练等）；同时与那些曾在目的国生活学习、工作过的人多做交谈，在思想和心理上做好克服文化休克的准备；在到了国外后，要有长期面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文化休克的心理和准备，才能尽快融入异国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Dodd，Carley H.Dynamic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6.

［2］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金秀方.论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休克”现象［J］.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2）：84-87.

（作者系曲靖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