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交融中的文化复兴

东西交融中的文化复兴——以施韦泽和钱穆的中国文化观为例

The View of Chinese Culture in Sino—Western Confluence—Cases of Albert Schweitzer and Qian Mu

陈泽环

在对施韦泽中国思想研究的探讨中，笔者发现：关于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评价，不同于“全盘西化”和“彻底决裂”的思潮，施韦泽和钱穆等国学大师的见解十分接近，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的一致！这是怎么回事？对于中国文化，一个如同爱因斯坦那样的“大概是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和道德传统的最高成就的人”，^[1]居然和20世纪中后期中国文化的守护者钱穆的见解，在基本出发点上有许多类似的看法。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发人深思，而且也给予我们以重大的启示：中国人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自己的文化？在21世纪，如何形成能够适应和引领时代的先进与和谐的文化？为此，本文拟通过对施韦泽中国文化观的简要概括，来考察和比较一下钱穆的相应论述，为提高当代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实现中华文化复兴的自信、自觉和自强，提供一些资料和思路。

一、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

在阐述其社会理想问题时，施韦泽指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发挥了各自关于文化国家的理想。他们都要求国家应该为公民真正的幸福生活奠定基础，这当然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在详细探讨文化国家的理想时，两人却表现出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偏见：国家不是以所有人的完善，而只是以一个特定阶级的完善为目的。民族还没有被认为是自然和伦理的伟大整体。各个城邦区域为了更高使命的联合也没有被考虑。人类的理念还没有进入视野。而与此相反，对于致力于“给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带来相同的东西”的中国古代的文化国家和文化人类思想，施韦泽则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中国（伦理思想）的伟大还在于它广阔的视野。当欧洲伦理思想需要时间和努力来把民族的思想上升为人类的思想的时候，这对于幅员辽阔以及各个民族构成一个整体的中国来说已经成为思想中现实存在的东西。”^[2]这样，施韦泽就把在“文化国家”和“文化人类”的问题上，古希腊和古代中国之间的差别和差距十分明确地概括了出来。

现在来看钱穆的相应论述：中国人很早便知以一民族而创建一国家的道理，正因中国民族不断在扩展中，因此中国的国家亦随之而扩展。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观念里。就西方而言，希腊人是有了民族而不能融凝成国家的；罗马人是有了国家而不能融凝为民族的。直到现在的西方人，民族与国家始终未能融和一致。这就是说，中国文化是“人类主义”即“人文主义”的，亦即“世界主义”的。它并不只想求一国的发展，也不在想一步步地向外扩张它的势力。从而，面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狂潮，“中国人深感到自己传统的一套和平哲学与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文化理想，实在对人类将来太有价值了。而中国的现状，又是太贫太弱。除非学到西方人的科学方法，中国终将无法自存，而中国那套传统的文化理想，亦将无法广播于世界而为人类造幸福。”^[3]

上述对施韦泽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社会哲学之比较，以及钱穆中国“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社会理想之阐发的概括表明，不仅施韦泽对中国古代社会哲学和社会理想的理解是合乎事实的，而且在社会理想问题上，他们的看法确实相当一致。当东西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猖獗一时之际，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施韦泽倡导追求西方启蒙运动的文化国家和文化人类理想，钱穆则坚持中国古代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传统，尽管用语不同、背景有别，但其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反思西方和中国的文化危机，建设作为伦理共同体的文化国家，并最终达到完善的文化人类境界。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观念，施韦泽能够在西方文化横决天下、西方中心主义盛行之际，出离时代地反思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社会政治哲学的局限，而高度评价中国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理想。同样，钱穆也能够在“中国表现得处处不如人”的时代，既肯定学习西方“科学与工业”的必要性，又坚定不移地发挥中国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理想对于时代与全人类的意义。

二、天人合一、文化与自然合一的最高信仰

与在中观社会哲学方面类似，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宏观宇宙哲学问题，基于其“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的思想，施韦泽高度赞赏中国古代“人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只有通过伦理的行为人们才可以达到和世界相一致的境界”的观念，认为“古代中国的自然哲学比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更深刻”。“伦理思想向符合道德的行为的转化并不取决于个人社会归属的权衡，而是首先在很大程度上注重个人与世界保持着和谐的关系。这一点使中国伦理与欧洲伦理的发展分道扬镳。”一般说来，就在古希腊传统中发展出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而言，欧洲哲学“致力于认识在自然现象中起作用的规律”的努力是有极大合理性的；但必须肯定，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副作用日益加剧、工业文明似乎已经达到地球生态极限的情况下，中国思想对自然保持着“一种敬畏的心理”，主张“人应当努力追求使自己的行为同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力量保持一致”，这些观念对于人类摒弃自居为“主体”，视自然仅仅为“客体”的立场，以实现与自然的“和解”，并实现人类自身的“和解”，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施韦泽对欧洲伦理仅仅局限于“个人社会归属的权衡”思考道德问题的批判，则显然是正确和深刻的，这不仅指出了欧洲传统伦理学漠视动植物生命、近现代欧洲人类中心论伦理的缺陷，而且为当代生命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而在此要强调的则是，施韦泽对中国古代“人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思想的推崇，与钱穆关于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高信仰的观点，也是相当切合的：中国人的最高信仰，乃天、地、人三者之合一。天地可合称为天，人与天地合一，便是所谓“天人合一”，人的文化与宇宙大自然之最高真理合一。这种文化与自然合一体现为人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合一，节日中的人文与自然合一，艺术中的气象、境界和风格合一等等，形成了中国人的独特生活方式。

进一步说，钱穆在此实际上是从宏观宇宙哲学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中国传统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终极社会理想。当然，就施韦泽反思西方哲学“天人对立”的人与自然之二元论的局限，赞赏中国“天人合一”宇宙哲学合理性的目的而言，还包含着对“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的生命自然哲学即生态哲学的追求。而在这方面，同样能够得到钱穆的呼应：“依西方人看法，人类文化的进展，必然由农业文化进一步变成商业文化。但中国人看法，则并不如此。中国人认为人类生活，永远仰赖农业为基础”。^[4]当然，钱穆并不反对工业和商业，但他强调工业和商业要以农业为基础，永远不应脱离农业文化的境界。因此，面对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导致的环境破坏、消费主义等危机，实际上钱穆早在七十多年前，就已经用典型的中国文化语言，表达了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的环境哲学、生态伦理学的核心思想，并同时见证了施韦泽在八十多年前推崇中国“人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之宇宙哲学的深刻性。

三、宗教、政治、伦理、艺术、人生一体化的人生观念

施韦泽坚持倡导一种敬畏生命的世界观，正是基于此，他还从人生哲学的维度比较了古希腊和中国思想。除了指出早期古希腊思想家把道德限于“希腊自由人”的狭隘之外，他还从“肯定世界和生命”方面指出了其局限：发端于对生命及世界肯定观的希腊思想终结于对生命与世界的否定观。这一转变也波及了伦理思想。它越来越忽略现实的需求，最终，在现实中以伦理的方式行为的人的理想被弃世的和隐逸的智者的理想取代。这里，施韦泽概括了从前苏格拉底到希腊化时代，古希腊伦理思想从肯定生命和世界向否定生命和世界的演变过程，并把它与始终能够“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中国伦理思想相比较：“和古希腊伦理思想（这意味着前智者以及前苏格拉底时代）相比，中国伦理和它的共同点不仅在对生命和世界的肯定，还在于都与传统的伦理道德有着关联。但中国伦理却比它有着更高的发展状况。……在中国思想中相应地存在着一个活生生的伦理思想和一个牢固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它们相互支持，在思想中不断得到深化和凝练。”^[5]

当然，正如伦理不能离开肯定世界和生命一样，肯定世界和生命也不能够离开伦理；迷失方向地肯定世界和生命，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为此，在反思古希腊伦理难以肯定世界和生命的同时，施韦泽还批判了近代西方无休无止的行动冲动，非伦理、反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而施韦泽倡导的这样一种微观人生哲学，也能够在钱穆关于中国“宗教、政治、伦理、艺术、人生一体化的人生观念”的阐发中得到印证：“中国古代文化进展，是政治化了宗教，伦理化了政治，……艺术化或文学化了伦理，又人生化了艺术或文学。”^[6]可以说，正是钱穆所概括的这种“宗教、政治、伦理、艺术、人生一体化的人生观念”，使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始终能够既不陷入“否定世界和生命”的内在伦理（希腊化时期的个人伦理），也不陷入非伦理的“肯定世界和生命”（近代西方无休无止的行动冲动），从而得到了施韦泽由衷和高度的赞赏。

总之，基于其人生哲学，在比较古希腊和中国思想时，施韦泽高度评价中国人生哲学，严厉地批判了古希腊人生哲学的局限。此外，即使就与基督教人生哲学的比较而言，施韦泽也认为“古代和中世纪的基督教否定世界”，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才开始肯定世界，特别在启蒙运动时期，甚至获得了比中国伦理更强有力的文化动能。但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启蒙理性的这种“伦理”与“肯定世界和生命”的结合瓦解了，盲目的行动冲动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为克服西方文化的这一危机，施韦泽再次把目光转向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中国人生哲学，尽管对其论证方式持保留态度。而从钱穆对中国古代“宗教、政治、伦理、艺术、人生一体化的人生观念”的概括来看，应该说是为施韦泽所追寻的人生哲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与西方容易走向一个极端的人生哲学相比，中国人生哲学由于与其社会理想、最高信仰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就始终能够把“伦理”与“肯定世界和生命”结合起来，确实能够为纠正西方人生哲学的偏颇提供参考。当然，中国人生哲学也应该与时俱进，自觉地学习西方的积极因素。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

[2]史怀哲（施韦泽）：《中国思想史》，常暄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

[3]钱穆：《钱宾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71—872页。

[4]钱穆：《钱宾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20页。

[5]史怀哲（施韦泽）：《中国思想史》，常暄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02页。

[6]钱穆：《钱宾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