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小群体和集体的矛盾

25年浦东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积累下来了一些社会矛盾，今后一段时期乃至长期时间内，浦东需要面临以下三大主要社会矛盾问题和与此相关的其它一系列社会矛盾。

一是由城市动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尽管政府也作了积极的努力，但是浦东因城市动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依然处于高发状态，多集中为当事人对征收（动迁）政策不满；要求过高补偿和安置；不服强迁，反悔；过渡时间长；安置房质量征收（动迁）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因为涉及政策、历史原因等多种因素，无法短时间内给予答复，而且总的来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动拆迁还会增加，矛盾缓解的趋势不容乐观（见表7-3、表7-4）。

表7-3　近三年浦东新区涉及动迁矛盾的信访积案（单位：件）

资料来源：浦东新区信访办提供。

表7-4　近三年浦东新区涉及动迁矛盾的重信重访（单位：件）

资料来源：浦东新区信访办提供。

二是由建设工程尤其是重大工程引发的矛盾。由于近年来浦东进一步加大开发建设力度，各项大型市政建设工程项目纷启、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和城市旧城区改造目标任务加大，一些建设项目事先开展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的项目风险等级为A级。特别是轨道交通建设，线路长、户数多，且牵涉的多为80年代所建的房屋，受损影响大，由此会带来新旧矛盾叠加，极易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特别是两区合并以后，浦东面临着“二次创业”的历史性机遇，各类开发建设始终处于高位运行，加之受世博影响暂时停工的重大工程陆续恢复施工，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将持续处于高位。再加上在工程建设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关部门在制定工程规划时缺乏广泛宣传，没有深入听取民意；有关工程建设单位处理问题方法不规范；有关部门在处理民众与工程承包方纠纷问题时，角色定位欠妥，解决办法不多；有关部门在制定补偿政策时考虑不够周密；民众对待重点工程认识存在差异等。此外，受环境、规划、施工影响而要求动迁的一类群体日益庞大，由此引发的信访矛盾频频发生（如“城中村”、“厂中村”、高压线辐射，以及高架道路、轨道交通建设施工影响等问题）。这些问题处理起来都比较棘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激化矛盾，从而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重大工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及时加以解决。

三是由人口大量导入、管理服务不到位引发的社会问题。浦东多年来人口综合管理始终面临瓶颈，缺乏有效的服务管理机制。原因之一是浦东人口管理方式陈旧。当前浦东在人口管理上一直沿用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户籍人口管理方式，无论是管理资源的配置，还是管理工作的重点都以户籍人口为主（如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对大量的来沪人员只实行居住证、暂住证登记管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没有全面覆盖到来沪人员，导致来沪人员逃避管理和不服从管理的现象较为普遍，来沪人员违法犯罪依然处于高位运行。原因之二是管理对象差异化、复杂化。浦东特殊的区位决定了人口在较长时期内仍将大量导入，且导入人口的差异巨大。如：陆家嘴商务楼宇中吸纳的10余万朝来晚走的白领管理问题；张江高科技园区吸纳的居住在张江地区的10余万白领和数量更多的高级蓝领的管理问题；外高桥保税区外围的三高地区集居的近万名集卡司机的管理问题；康桥镇辖区的台资昌硕电子有限公司拥有5万名员工租住和活动在社区的管理问题，城郊结合部地区来沪人员集聚点的管理问题以及大型居住社区导入人口的管理问题等。由于人口结构的差异性特点，难以用统一的模式和方法实施有效的服务和管理，只能实行分类管理。特别是人口中特殊人群的管理还不到位，失控漏管现象严重，诚信管理和心理健康服务基本处于空白。原因之三是隐患比比皆是，管理难度巨大。人口的大量导入和无序流动，给浦东本已吃紧的社会管理频添压力，大量流动人口为了生计进城乱设摊、乱搭建、黑车营运等造成城市乱象险象环生；六小行业无序无证经营，路边招嫖、零包贩毒等治安顽症久治不愈；“城中村”、“厂中村”、群租群居、违规作业、地下窝点等容易催生各类安全隐患问题。由于对来沪人员缺乏有效的服务管理办法，导致在来沪人员集聚的地区、企业普遍存在案件高发、环境脏乱、居民安全感不高等情况。

除了这三大主要社会矛盾外，浦东的其它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

一是涉法涉诉矛盾依然严峻。涉法涉诉信访数量仍然居高不下。2010年浦东新区涉法涉诉信访积案368件，其中进京重复访107件。涉法涉诉矛盾多样、主体多元，几乎涵盖社会所有领域和环节，内容涉及如房产纠纷、动迁纠纷、劳动争议、婚姻家庭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等。多数当事人有通过诉讼或其他途径试图解决的经历，或积累了怨气，或先入为主形成了片面认识，因此涉法涉诉信访矛盾比一般的信访矛盾更难化解，对社会稳定有较大的影响。新区107件进京重复访案件中，绝大多数当事人有过非正常信访经历。涉法涉诉矛盾从发展的趋势上看，利益诉求不同的当事人逐渐呈现串联现象。涉法涉诉当事人因为具体诉求的差异性，串联成群体的情况比较少，但目前部分当事人认为单个信访不足以引起重视，便与其他无相关利益的涉法涉诉当事人联络，壮大声势，扩大影响，以此向政法部门施压，法院的立案大厅、公安的信访办、检察院的控申部门，俨然成为“串联平台”。

二是企业劳资矛盾呈迅速上升趋势。随着浦东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上的企业群体也在与日俱增。然而，在经济发展的背后，企业劳资矛盾在也呈迅速上升趋势，已成为当前新区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可能引发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欠薪欠保。一些中小企业由于资金紧张、融资困难，欠薪欠保事件时有发生。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实施后，新旧社保体制的调整将面临新情况和新问题。二是同工不同酬，特别是劳务派遣工问题尤为突出。如赫比（上海）家用电器产品有限公司年终奖仅局限于合同工，而把1800名劳务派遣工排斥在外，引发100多名劳务工在公司门口聚集，要求与合同工同工同酬。三是企业的关、停、并、转。一些企业考虑到用工成本问题，将生产线搬迁至内地，时常引发补偿问题的群体性事件。此外还有涉及市场租赁纠纷、上述矛盾的企业职工利益诉求以薪资福利为主，方式以集体停工、网上发帖为主，极易将企业内部问题上升为社会矛盾。

三是各类特殊群体引发的矛盾。特殊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关系到社会安宁和谐，历来是浦东新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破解的一个重点问题，浦东的特殊群体类型多样、情况复杂，一是以新疆支青、农来农去、企业军转干部为主的特殊群体。因历史问题其利益诉求多受政策规定限制，导致问题矛盾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如“新疆支青”群体，浦东约有8900人，具有“非政治性”和“集体维权”的特性，分布在33个街镇，约占全市支青总数近四分之一。二是浦东早期动迁矛盾群体。该群体性矛盾涉及1991至2001年间，适用4号令动迁的浦东农民群体。该群体人数多，组织特征较为明显。该群体主要诉求认为当年适用4号令动迁是错误的，要求适用2001年以后实施的111号令来补偿以往动迁的不足；同时还反映家庭居住生活等实际苦难，要求政府予以解决。由于该矛盾的主要诉求无解，帮困工作又难以从制度层面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要充分认识到处置化解早期动迁矛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把握好工作的节奏和力度。三是特殊人群。新区特殊人群包括吸毒人员、刑释解教和社区服刑人员等。特殊人群往往学历较低、劳动技能较差，在心理生理等方面均处于较为劣势的地位，加之有前科劣迹在身，因此在就业、就学、婚姻、家庭等方面容易产生很多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