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与台湾未来政治演变

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与台湾未来政治演变

1991年2月1日，台湾当局正式终止了持续43年之久的“动员戡乱时期”，为岛内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治环境。国民党、民进党、“台独”等各种政治势力都抓紧时机设计各自的政治方案，采取形式多样的政治行动，竭力参与台湾未来新的政治体制的建构工程。同时，海峡两岸关系也面临新的运作环境，国共两党都要调整各自的方针政策，民进党也不甘落寞，图谋参与两岸关系的政治运作。而且，两岸关系的变化与岛内政治发展又互为影响，更增加了台湾政局的变数。因此，人们对台湾未来政治走向异常关注，海内外学者对此展开颇多探讨和预测，见仁见智，使我们多受启迪，笔者拟就这一议题展开进一步考察，撰成本文，向学界同仁请教。

一、“动员戡乱体制”及其危机

1946年底，国民党乘着内战初期取得的若干军事“胜利”，排斥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召开“国民大会”，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宣称中国进入“宪政时期”。1947年夏，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制定了一系列反动的法令条例，宣布“动员戡乱时期”开始，从此剥夺了“宪法”赋于人民的主要政治权力。1948年2月，“国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使蒋介石如愿以偿，攫得“宪法”之外的独裁权力。至此，“动员戡乱体制”得以确立，一党专政继续保持，“宪政体制”遂成具文。1949年2月19日，台湾省主席陈诚发布“紧急戒严令”，在全岛实施军事戒严。次年，退据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以“立法院”予以追认，“动员戡乱体制”遂以戒严形态实施38年之久，直到1987年7月12日，才迫于时势解除戒严。可是，“动员戡乱体制”仍然苟延至1991年4月30日，方才划上句号，扔进历史垃圾堆。

在“动员戡乱体制”和戒严状态下，国民党实行“党禁”、“报禁”、“出版禁”，除了保留民社党、青年党为“宪政”摆设外，禁止组建新党，取缔和查封一切不利国民党统治的报刊及出版物。由此，从法律上确保一党专政的“长治久安”。(www.guayunfan.com)“临时条款”字数不多，效用神奇，它在43年间凌驾于“宪法”之上，成为蒋氏父子独裁的主要法源。该“条款”与“宪法”多处相悖，且悖在要害部位，而关键则是“总统”的“紧急处分权”。

“宪法”明文规定，“总统”的任何重要决定，需经“立法院”批准，“行政院长”副署，方可生效。“临时条款”却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得经行政院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上述规定程序之限制。就是说，“总统”可以不受“立法院”、“行政院”制衡，便宜行事。这样，五院权力随时可由“总统”收回，他可以凭借“紧急处分权”君临台湾，裁决一切。而且，蒋氏父子又是国民党领袖，控制中常会的决策运作，并透过遍布全岛的党务组织网络，操纵各级行政机构，推行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使一党专政延伸到基层。

“临时条款”在台湾经过四次修订补充，继续扩展“总统”权力，延续日渐残缺的“法统”，在政治实践中几乎取代“宪法”的功能，成为国民党权贵们须臾难舍的通灵宝玉。“临时条款”、“戒严令”以及相关的苛严法令所编织的法网，使“宪法”名存实亡，而法网的存在前提就是“动员戡乱体制”。由此可见，国民党一直蓄意制造紧张气氛，持续歇斯底里煽动反共，顽固坚持“三不政策’，渲染两岸“敌对”关系，其目的只是借此延续“动员戡乱时期”，把严密的法网继续强加给台湾人民，从而维系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

蒋介石奉行“以不变应万变”的政治哲学，采用严酷的高压政策，翦除党内异已派系，镇压党外反对派运动，以确保一党专政持久稳定运转。可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国民党权贵的意志为转移，反动的一党专政从来不得人心，它一直受到岛内外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及至蒋经国晚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迫使这位“政治强人”不得不匆忙发动第二次政治革新，对一党专政体制实行若干重要变革，他承认：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作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2]

蒋经国无法恪守其父“以不变应万变”的政治哲学，转为倡导知变、因变、求变、善变的新观念，而转变的契机则是时代潮流和民心的趋向。

1979年，中国共产党大幅调整了对台政策，首先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并主动采取多项开放措施，缓和两岸紧张关系，降低敌意，大力推进各项交流。1984年，邓小平提出以“一国两制”模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这些事件对台湾当局构成强大的政治挑战，“比中共的大军压境更厉害”，岛内民众因此对国民党产生“信心危机”。[3]

而且，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国际声望不断提高，台湾当局更加惊恐不安。蒋经国因台湾的弱势地位，不敢响应和接受中共关于两党谈判的建议，而是抛出“三不政策”，把中共建议歪曲为“统战阴谋”，关闭和平统一的谈判大门。但是，偏安拒和政策不得人心，两岸民间的各项交流在暗中蓬勃展开。中共对此积极地引导和鼓励，并采取开放和优惠政策，使台湾同胞对扩大相互交流、缓和两岸关系增强了信心，同时对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更加反感。蒋经国体察时代潮流和民心所向，遂在临终前开放部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李登辉上台后，进一步放宽对民间交流的限制，两岸关系呈良性互动的发展趋势。这样一来，“动员戡乱”显得越来越不符合时宜。就两岸关系而言，中共自1979年以来，一直强调和平统一，以极大的热心和善意推动交流；台湾当局却坚持“动员戡乱”，保持两岸战争状态。两相比较，是非分明，“动员戡乱”成为毒化两岸政治气氛，阻隔相互正常交流的严重障碍。海内外有识之士与广大民众都主张终止，认为它失去继续存在的外部理由，而且不利于未来祖国的和平统一。

就国际局势变化而言，苏美冷战状态结束，美国“和平演变战略”取得一定成效，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基本解体。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的野心更加强烈，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以它为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在亚太地区，中国是美国实现霸权的巨大障碍。鉴于朝鲜、越南战争失败，美国不敢对中国采取军事冒险行动，更寄希望于“和平演变”，并对中国施加严重的政经压力，促成“演变”。因此，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统一，而是继续介入两岸关系，力图保持两岸分裂局面。美国的具体政策是：以台湾牵制中国，以民进党、“台独”势力牵制国民党，从中操纵利用，阻碍中国统一。另一方面，美国不愿卷入两岸武装冲突，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两岸结束战争状态，发展和平交流。同时，美国不断对国民党施压，要台湾当局结束一党专政，给民进党、“台独”自由的活动空间，图谋操控台湾各股政治势力，为其对华战略需要服务。因此，美国乐于看到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既可结束两岸战争状态，维持和平局面，又使民进党和“台独”公开合流，在台湾猖狂活动，向国民党夺权。国民党内外交困，势必更加听命于美国，充当其对华和平演变战略的过河卒。

对“动员戡乱体制”的直接挑战来自岛内。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社会结构逐步转型，由农业社会演进为现代工商业社会。以知识分子和企业主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成为台湾社会的重要基础，劳工队伍也迅速壮大，开始参与社会运动。中产阶级受西方民主思潮影响，期望国民党开放政治，公平分配政治资源。因此，应当终止“动员戡乱”，结束一党专政。广大民众因教育程度提高，生活改善，参政愿望日增，对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表示支持。不过中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并不统一，分化为温和派和激进派。温和派主张由国民党主动展开渐进的政治变革，以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不致引起社会的震荡和阵痛，而他们又能借此参与政治权力的分配，因而带有亲国民党的倾向。激进派多属党外人士，对国民党专政愤怨不平，主张采行比较激烈的斗争方式，迫使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解除“戒严”，废止“动员戡乱体制”，开放党禁、报禁，实行西方式的政党政治。20世纪70年代初期，两派分歧并不严重，遂被蒋经国操纵和利用，参与“革新保台”的体制内变革。中期以后，温和派追随国民党，成为党内“革派”中坚，一些人上升为新生代权贵，多数人并无官位，仍积极为国民党继续革新政治出谋划策，他们主张蒋经国应当明智决断，主动变革一党专政体制，迈向“宪政体制”，从而操控变革主动权，避免社会动乱。但蒋经国和党内元老按兵不动，所谓政治革新长期停留在体制内修补和人事调整上。

党外激进派利用选举，与国民党猛烈抗争，逐渐形成有组织的政治反对运动。从“台湾政论”到“美丽岛杂志社”，党外运动经过几番挣扎，涌现出一批领袖人物，在台湾具有颇为强烈的政治影响。国民党采取两手政策：一面适度开放各种选举，使党外人士和民众得以宣泄不满情绪，以显示“宪政”、“民主”的形象；一面严酷管制，多方施压，控制和压缩党外运动的活动空间。“动员戡乱时期”、“戒严令”和形形色色苛严的法律，无一不对党外运动的生存构成致命威胁。不过，蒋经国主政后，注意塑造开明的政治形象，对党外运动尚能宽容。因而党外人士乘机组合串连，美丽岛系的骨干主张采取激进的暴力边缘路线，从正面冲击一党专政体制，突破“动员戡乱”的严密法网。蒋经国强烈反弹，于1979年底借高雄事件，将美丽岛系骨干一网打尽。之后，党外运动在政治高压下继续曲折发展，一批新的头面人物出台亮相，他们“是一群初出茅庐的‘政治斗士’，倾向于采取旗帜鲜明的反国民党立场和口号”。这群新生代党外领军人物认为，“台湾这种危楼须要修，但是小修无补于事，必须大修。大修是全面的、彻底的、丝毫不偷工减料的依照宪法来设计房屋”。因此，“只有改革体制才是正途”。[4]在行动策略上，主张走群众斗争路线，举行街头运动，号召民众抗争，推倒国民党专制，重建民主宪政。而且，他们组建社团，创办杂志，组织街头示威，不断升高冲突，使台湾社会动荡不安。蒋经国的政治高压无济于事，反而激起台湾社会的更大反弹，使党外运动获得更多的支持者。

1986年菲律宾爆发“二月革命”，执政长达17年的军政强人马科斯突然垮台，流亡美国，反对派领袖阿基诺夫人赢得选举胜利。同时，南朝鲜学生和劳工运动席卷各大城市，危及军人独裁者全斗焕的统治。两股强大的民主运动潮流南北冲击台湾。党外人士大受鼓舞，公开宣传蒋经国是台湾的马科斯，必须立即下台。蒋经国也惧怕美国在台湾插手换马、支持党外运动推翻国民党统治。

温和派学者乘此游说，要蒋经国当机立断，实行政治体制变革，否则将会贻误时机，招致祸乱。

面对内外交迫的危机和困扰，蒋经国未经充分准备，就在1986年3月的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启动革新工程。他声称台湾将“朝着既定的民主宪政方向前进”，试图强化国民党自身的运作功能，拆除各种“违章建筑”，回归“宪政体制”，确立“宪法”架构内的新体制。1986年9月，党外人士冲破“党禁”，成立民进党。蒋经国决定采取容忍态度，同时致力规范民进党的活动，要求它“承认宪法”，“反共”，“不得从事台独运动”。[5]但民进党并不接受，又在年底选举中小胜，从而驱使国民党开展革新，蒋经国也借此加快变革步伐。

经过一番准备，1987年7月12日，蒋经国宣布解严，立即实施紧急炮制出台的“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之后又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罢法”、“出版法”等，把“戒严”时期多种政治限制改头换面塞进这些法律，企图压制和规范民进党的政治活动。日本学者户张东夫评论说，解严后的台湾，“离回归宪法的正常阶段仍相距甚远，它仅仅是由戒严时代迈向承平时代的历史过渡期而已”。国民党一时难以摆脱“戒严情结”。[6]其实，“戒严令”不过是“动员戡乱体制”上的一个重要部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峻法维护这一体制，况且国民党又炮制“国安法”等，作为新的部件，可见解严，开放党禁、报禁，开放民间人士赴大陆探亲等动作，尽管严重冲击了“动员戡乱体制”，但蒋经国等权贵却不甘彻底变革，企图继续拖延“动员戡乱时期”，维持国民党的专制地位，控制台湾政治发展方向，并借此与大陆抗衡。因此，要想突破一党专政的政治防区，创造公平合理的政党竞争环境，建立良性运作的“宪政体制”，就必须迫使国民党继续变革，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同时，要想改善海峡两岸政治气候，推动相互交流，也亟须废止“动员戡乱”。于是，海内外有识之士，包括国民党内的开明派，都主张结束这一不正常的状态，废止不合时宜和有悖民心的病态体制。蒋经国生前未能解决这一棘手的难题，使继任的李登辉面临艰难的抉择。

二、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决策透视

李登辉接掌党政权力后，地位并不稳固，他不具备蒋氏父子的强人实力，必须与党内派系首领分享权力，形成所谓“集体领导体制”。李登辉要想进一步推展政治变革，首先需要得到党内的认同和支持，这样，能否控制与主导国民党的决策权力至关重要。为了改变弱势地位，他纵横捭阖，先与李焕、郝柏村联手，排除元老重臣拥戴宋美龄、蒋纬国染指党的最高权力；之后，为了激励李焕主持选战，则逼迫俞国华辞职，使李焕出任“行政院长”，自己心腹宋楚瑜升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不久再排除李焕弟子关中。在进行一番清洗后，李氏终于完全控制党务系统。1990年春，李登辉处境狼狈。因正、副“总统”提名，激起党内高层人士的不满和公开摊牌，先是林洋港、蒋纬国搭挡参选，后有非主流派集结，向李登辉挑战。民进党乘机发难，策动三月学潮，要求国民党逼退“国会资深委员和代表”，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召开“国是会议”。李登辉利用国民党元老偏安心理，动员他们出面平息提名问题上的风波，再拉郝柏村入主“行政院”，却排斥了李焕，达到分化非主流派的目标。这样，他如愿就任“总统”。同时，又借用学潮声势，向党内保守派施压，迫使“老贼”退职，又许诺召开“国是会议”，与民进党内主流派进一步沟通，规划台湾未来政治发展课题，使非主流派的权贵无法插手干预，再以“国是会议”结论冒充“民意”，推动政治革新步伐。

1990年2月20日，李登辉正式登基，公开宣布一年后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他说：

深感为今之计，如非回复正常的宪政体制，强化宪政运作，实难以奠立国家进步发展的基础，达成国人的期望……希望在最短期间，依法宣告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并于两年内就宪法有关条文作必要的修正。

这一决策在国民党内基本达成共识，终止“动员戡乱”势在必行。如何终止却有两种选择，由此产生两种提案：甲案，于1991年2月果断终止；乙案，有一个特定的准备时间，以修订相关的法律，调整政权机构，然后再行正式终止。李登辉担心弄成夹生饭，失去台湾民心，决定采行甲案，借以加强自己的民主和改革形象。

1990年6月28日至7月4日，台湾召开了“国是会议”，并在海外组织亲国民党人士参与助阵。舆论评论，这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的一场政治交易，虽然吵闹争执，但在“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省市（院辖市）长民选”，“废除临时条款”，“承认（海峡两岸）两府现实”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两党主流派暂时妥协，确定了近期台湾主要政治课题的处理原则，共同压抑了“统派”的声音，凸显出李登辉的“独台”倾向，并与民进党的“台独”派联手，共同找到了近期台湾政治难题的若干答案。“国是会议”结论在国民党高层引起强烈反弹，结果被视为没有法律约束力，只能作“宪政改革”时参考。

但是，国民党亟须掌握“宪改”主动权。中常会声称要落实“国是会议”结论，成立“宪政改革策划小组”，由“副总统”李元簇为召集人，成员包括郝柏村、林洋港、邱创焕、宋楚瑜等要角，展开对“动员戡乱时期”有关法规的清理工作。经过半年多的运作，决定排除“立法院”参与“修宪”，维持“国大”，以“委任代表制”，选举“总统”，未来“国会”分为“区域代表”和“全国不分区代表”两类，后者以政党比例产生。后来，又确定“一机关两阶段”的“修宪”路径。为国民党主导“修宪”定下了基调。

1991年4月，“国大”临时会召开，通过两项决议：一是通过国民党起草的“宪法增修条文草案”，二是讨论通过废除“临时条款”。算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修宪”目标，经过这番过场戏后，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

虽然民进党多方干扰和抗争，却因力量对比悬殊而失利。国民党操控了“国会”表决机器，而且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作了适当让步，终于如愿以偿，达成既定的目标。

于是，在“修宪”工程竣工之前，台湾就出现一个短暂的政治过渡时期，“增修条文”与“宪法”结合就成了这一时期的根本大法。“增修条文”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至四条，规定了“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选举，分为三种类型：区域代表（指台湾省、“院辖市”及高山族名额），侨居“国外”代表和“全国”不分区代表。其中后二类采政党比例方式产生。第五条规定时限：“国大”第二届“代表”应于1991年12月31日前选出，其任期自1992年1月1日至1996年“国大”共同行使职权第三届集会之日止，依“临时条款”选出之“国代”在1993年1月31日前与第二届“国代”共同行使职权。这样，“增修条文”为第二届“国大”选举和运作提供了法源，为第二阶段“实质修宪”提供了法理程序。显而易见，第一阶段是由老“国代”主导的，国民党几乎操控整个进程，并将其称为“程序性修宪”，而对“宪法”内容实质性的修订则将在第二阶段完成。它包括地方自治，“总统”选举方式，“总统制”抑或“内阁制”等重大争议性问题。这些都关系台湾未来权力结构的演变方向，颇受朝野两党和学者关注。国民党既然主导了第一阶段“修宪”，而且透过“增修条文”反映了自己的政治意向，确立了第二届“国代”的结构和名额，居于有利的态势。下一个关键战役是赢得年底的选战，如果能够取得四分之三以上“国代”席位，第二阶段“修宪”将会继续由国民党主导，“宪法”势必凸显国民党的党意。

除了“增修宪法”外，国民党还利用“立法院”的多数，乘机对与“动员戡乱时期”相关的法规进行修整，使其在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后继续运作，以维护现行制度和秩序。据统计，共有170多种法规存废、修订事宜需要完成。国民党对这些苛严法规十分留恋，不愿废弃，只有“动员戡乱时期监所人犯处理条例”被废除，其他法规大多只去掉“动员戡乱时期”的字样，仍然继续留用，实质内容并没有修改。可见，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后，台湾当局“戡乱”心态仍然保持。这些法规的内容往往与“宪法”关于人民自由和民主权利的条文相悖，国民党随时都可以借此限制和剥夺“宪法”赋予人民的政治权利。

国民党还企图在“增修条文”中保留“临时条款”设立的三个机关：“国家安全会议”、“国家安全局”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引起民进党的坚决抗争。这三个机关都是违宪设立的，理应随“临时条款”的废止而取消。但它们却是国民党一手把持的重要机构。“国安会”权力弹性很大，在非常时期可成为“太上内阁”，接管政权，平时则参与军事、“外交”、预算、科技规划等重大决策，为“总统”行使统帅权时的主要幕僚机关。“国安局”为台湾情治系统总汇，一向是国民党策划和指导特务活动的中枢，为岛内外人士所诟病。“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剥夺了“考试院”的法定人事任免权，使台湾官员的重要人事安排归属“行政院长”与“总统”，严重违背了“宪法”的有关条文。因此，民进党退出“国大”临时会和“立法院会”，并组织街头大示威，与军警相持三天。国民党被迫让步，两党妥协，规定三机关只延续到1992年12月13日。今后是否存留，需待实质性“修宪”时解决。

“总统”的“紧急处分权”是“临时条款”的要害部位，它使“总统”在非常状态下具有独裁权力，且不受“立法院”、“行政院”的制衡。这一权力一直被舆论谴责，民进党更强烈主张废止这款条文。可是国民党却视为圭臬，不愿废弃，而在“增修条文”中继续保留“紧急处分权”，以因应非常事件之处理。

事实表明，国民党在终止“戡乱”作业上作了不少手脚。正如台湾一家报纸揭露：

（国民党）以临时条款性的增修条文为修宪原则，使所谓修宪变得有名无实，即有关宪政体制问题，完全未予涉及；仅仅加大了总统权力而已……李总统却要求合于宪法的永久权力。加以选罢法之修订，是决心独吞所有代表席位，以保障总统扩大权力的永久获得，胃口比蒋介石还大！[7]

民进党军师张俊宏斥之为“国民党一党修宪……已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国民党想要的条文，借尸还魂到所谓的宪法增修条文中”。他宣称：“一个更新包装、更加集权的新威权时代已告来临。”[8]

他们的评判尽管言过其实，却道明了国民党的用心：将“临时条款”及相关法规尽量保存下来，在终止“戡乱”后继续发挥功能。这样，“宪政体制”的树干上嫁接了颇多“戡乱体制”的枝条，而且国民党若能赢得“国大”选举的胜利，就会在第二阶段实质性“修宪”时正式确认上述内容，对台湾未来政治架构及其运作无疑会产生重大影响。

三、终止“戡乱时期”后的台湾政治发展

“戡乱时期”终止后，台湾政局日益动荡不安，各股政治势力竞相角逐，民进党和“台独”势力分外活跃，抓紧时机，滋事亮相，向国民党发动猛烈攻势，企图在年底“国大”选战中夺取更多的席位，剥夺国民党在实质性“修宪”中的主导权。他们公开亮出“制订新宪法，建设新国家”、建立“台湾共和国”的旗号，召开“人民制宪会议”，炮制“宪法草案”，并组织示威，要求举行岛内“全民公决”，申请加入联合国等等。其目标：其一是取代国民党统治，其二是把台湾引向政治歧途。为此，民进党内“美丽岛”、“新潮流”和海外“台独”分子联成一体，以青年学生、部分知识界、宗教界人士为主要资源，发动多次街头行动。激进派陈婉真甚至号召“全民叛乱”，用暴力推翻国民党统治，还纵火焚烧国民党省党部大楼。目的主要在于造势，影响舆情，捞取更多选票。看来，今后将会更多诉诸群众运动，激怒国民党动武镇压，以“受害者”的悲情争得民众同情和怜悯，并凸显国民党暴力镇压形象，扩大反对派的影响力。而且，海外“台独”一贯以逞勇斗狠著称，“新潮流”也是力主街头运动，二者结合声势更炽。《中国时报》评论说：“政府方面的弹压政策，常常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反对人士已多次达到利用此举遂行反弹造势的目的。”[9]一语道破了反对派喧闹滋事的重要动机。

其实，反对派可动员的资源不多，以“台独”为主要政治诉求更使民众冷漠，唯有年轻冲动的学生易受蛊惑煽动，充当主力。今年（1991年）以来，大规模示威至多两三万人，在偌大台北市并不能代表民心向背。国民党畏忌镇压行动引起反弹从而丧失政治资源，不敢轻易采用镇压手段。即使对使用暴力的陈婉真也只限于口头警告和威胁，而一直不敢行动。但也并非一无所为，“台独”巨头李应元、郭倍宏相继被捕就是例证。

国民党居于强势地位，乘着完成第一阶段“修宪”的胜利，谨慎行事，争取民心，企图保持优势，赢得选战。首先，消弭党内派系分歧。李登辉、郝柏村作出“表率”，相互表态，以示府院一体，彼此支持。甚至遭到主流派冷落和排斥的李焕、蒋纬国、林洋港等非主流派权贵，也以大局为重，表示沉默，不事内斗，以保持举党一致，共同对付竞争敌手。其次，国民党对反对派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低姿态，高唱“依法办理”，而对“台独”滋事却不轻易诉诸暴力镇压，只采行严密防范的警戒措施，力图平息事端，控制局势，保证选举在安定的政治情势下如期举行。国民党的谨慎稳定政策对中产阶级温和派，尤其是工商企业家、军公教人员，乃至一般期望安全感的民众，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而且，“台独”滋事引起岛内局势震荡，毒化两岸政治气氛，使台湾各界人士深以为忧，结果适得其反，在一度喧闹之后遂致渐失民心，很难达到反对派一厢情愿的预期效果。其三，由郝柏村出面，李登辉支持，提出“统独休兵，全力建设国家”的口号，还试图成立“统独问题研究小组”，吸纳学者、政党代表，把政治对抗转化为理性研讨，劝导反对派从街头转向会议室，化解不断升高的敌意，避免正面冲突而引发政治危机。而且国民党刻意宣传“六年国建计划”，描绘台湾未来建设蓝图，大谈教育改革、全民健康保险、整治污染、开放民营银行、规划大型公营企业民营化等方案，社会治安恶化得到初步遏制，经济和对外贸易有所回升，对整合涣散不安的民心颇为有利。相反，无论是民进党，抑或“台独”，除了“台独”活动和政治抗争外，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毫无对策，使民众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他们很难相信，这一群激进和极端的政客具有治理台湾的能力。透过比较，选民一般认为国民党虽有独裁性格，但治理和建设能力较好，处在内外交困的险恶环境，选择国民党统治更为稳妥和安全。况且，双方拥有的资源、经验也十分悬殊，民进党和“台独”除了少数在政坛上跳窜的“精英政客”外，几乎不易寻觅强干知名的中下层干部，连竞选经费也难于筹措，党主席黄信介任职三年多，称自己每月要贴进约200万元新台币用于党务，其他人接班则不易筹措这笔巨款。因此选战中它很难和挟有党营企事业巨额收入的国民党抗衡。其四，为了凸显国民党政权“政治实体”的形象，避开反对派指责“和中共勾结，出卖台湾民众利益”，台湾当局在大陆政策上持谨慎立场，趋于消极保守，甚至小题大做，采取敌对态度，有意制造紧张气氛。在对外关系上，扩大活动空间，渲染“外交成就”，显示台湾当局的国际活动能力。1991年，民进党派谢长廷率团赴美滋事，要以“台湾共和国”名义加入联合国，国民党也不甘落后，先由“增额立委”黄主文发起连署提案，遂由章孝严出面与谢长廷辩论，宣称将以“中华民国”名义重返联合国。朝野两党明知徒劳一场，却竞相表演政治丑剧，无非是为了向台湾选民争宠作秀，表示它们正在采取行动“争取国际生存空间”，主要目的仍在于捞取选票。至于“闽狮渔事件”、“鹰王号事件”、“台警方侵害闽平渔船事件”等，都是台湾当局刻意将一般纠纷政治化的结果，甚至不惜动用军警，制造事端，显示其拥有“主权”、保护台湾民众利益的“政府形象”，指望借此提高“威望”，博得选票。

由此可见，目前两党的各项政治动作都具有较多的机会主义性质，以因应选战的现实需要。台湾政局也因此会暂时呈现某些非常态变数，一旦年底选举结果尘埃落定，政治将会进入常态运作，原来各种矛盾就会由选战时期的被压抑状态转趋激化，台湾政治发展亦将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现就主要发展分析如次：

1.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变异

就政治体制而言，一党专政随着“党禁”解除宣告突破，终止“戡乱”后已进入政党政治的初期运作。年底选举后，就会转为常态运作。目前台湾共有63个政党和社团，真正具有正常政治能力的只有国民党和民进党。“台独”已由海外成批涌进岛内，但缺乏自身的资源，一段时期可能依附民进党活动。因此，所谓政党政治不过是两党竞争，其中国民党必然竭力保持其优势地位，追求长期执政的目标，而使民进党的在野地位固定化，形成日本式的政党政治格局。民进党当然不愿长期充当在野的制衡角色，它必然会竭力制衡和抗争，既不放弃“国会”选举，在议坛上缠斗，又要渗透社会各层面，组织和发动群众抗争，力图改变现有力量对比的格局，取代国民党的执政地位。看来，随着“台独”分子的涌进，群众运动将会凸显为重要抗争手段，反体制的暴力行为亦将更多出现，政局的纷乱现象将继续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当“修宪”任务完成后，“立法院”选举势将成为新的竞争热点。根据“宪法”条款，“立法院”具有“立法权”。原来国民党的资深“立委”垄断议坛，为一党专政充当橡皮图章和表决部队。近几年，“增额立委”居于优势，国民党的法案在“立法院”时常阻滞，需要多次沟通，才能通过。如果未来选举，反对派能够获得三分之一以上“立委”席次，就将构成强大的制衡力。况且，国民党“立委”系民选产生，必须向选民作出姿态，以求取宠连任，对国民党的法案表决就不会轻易屈从党意而不顾民意。于是，国民党即使在“立法院”取得多数席次，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得心应手地操纵表决机器，党的决策透过“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管道也并非畅通无阻。反对派的制衡、党籍“立委”的修理，甚至朝野“立委”联合抵拒，都将会不时发生。党意在“立法院”，不易顺利贯彻，民意将透过“立委”曲折地得到更多反映，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主化的征候。并且，两党竞争的主要战场就在“立法院”，反对派因席次增加，必然在立法中顽强抗争，体现自己意志，国民党要想通过立法程序，不仅要征求党籍“立委”意见，而且必须与反对派沟通妥协，并在法案中考虑和体现反对派的政治诉求。同时，反对派也会提出法案，以反映自己诉求，而且可以与国民党谈判，求得折衷妥协，取得某种程度的“立法权”。看来，政党政治在“立法院”中将会得到较多的体现，两党都会集中精力角逐议坛，抗争、杯葛、妥协等闹剧将更多出现，这都是朝野争夺“立法权”的主要演技。

值得注意的是，“立委”选举需要巨资，企业财团，甚至黑社会都参与选举运作，贿买候选人，资助其当选后成为自己政治代理人。金权政治将会愈演愈烈。台湾报刊对此颇多揭露，当长荣航空公司与“政府”冲突时，一批“立委”咆哮喧哗，为长荣张目，他们都受长荣巨款资助，被新闻媒体视为“长荣帮”。随着“立法院”全面改选，金钱势必大量介入选举，朝野“立委”都将在金权交易的市场中表达各自金主的利益，“立法院”也会由党意工具向财团企业家的工具蜕变。这也是西方议会政治的共同归宿。

就“国大”而言，其主要职能是“选举正、副总统”和“修宪”，至于“创制”、“复决”等权力从未兑现。在“国是会议”上，朝野达成“总统直接民选”的共识，如果实施，“国大”在“修宪”完成后就无事可做，实无继续存在之必要，颇多学者、政客主张三家“国会”废止两家，只保留“立法院”一家。但因实质“修宪”的需要，并维系和延续“法统”，国民党决定保留“国大”这座庙堂，对“总统直选”也不以为然，高层已经决定仍由“国大”选举，理由是避免“台湾总统”之嫌，并自居代表全中国的“法统”。若此，“国大”将一如既往，成为有名无实的“法统”象征。

在权力结构上，国民党即使保持执政地位，其权力将会逐渐削弱。具有独裁性格的国民党受到内外民主化的压力，一小撮寡头垄断决策权力的状况亦将出现变化。一方面，“立法院”因其独立性加强使执政党政策输出的限制不断增大；另一方面，地方自治的加强，省主席、台北、高雄二市市长民选，必然扩大地方权力，国民党控制的“中央集权”则相应削弱。再者，由于资深“民意代表’的退职，国民党掌握的民意工具难以操控，必须定期选举，“民意机构”将在更大程度上体现选民意志，国民党执政也势必更多考虑和反映民众诉求及利益，一党私利、寡头们的专制行为也将因此受到一定限制。否则，选民将会在选举中抛弃国民党，执政势难维持，决策权力更是空话。而且，终止“戡乱”后，权力结构回归“宪法”架构，国民党对军队、情治机关、司法和行政系统的控制会受到舆论、“国会”的监督，将会受到相关法律的限制，这些专制工具与国民党的关系也会逐渐松弛，这将有助于民主化的推展。在意识形态领域，随着言论和出版自由，国民党的一元党化思潮已经大受冲击，新闻媒体和社会思潮多元化，对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展开强烈批评与否定，由此导致民众政治心理的变异，国民党神圣性和正统性受到质疑，它必须与其他政党一样经受监督和选择，这样，党的权贵们必须谨慎和克制，救世主和恩赐者的心态也需要收敛，转而重视社会舆情和民众诉求，党化意识形态因此不断淡化。同时，私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公营经济受到冲击，民营化步伐加速，国民党及其政权控制经济的力量也逐渐弱化，其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减弱。国民党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推行，使大资本财团受益殊多，一般民众利益受损，“均富社会”出现危机，贫富差距逐年增大。国民党与大资本财团关系日趋密切，势必增强民众的不满。如何调适各阶级利益分配，保持国民党标榜的“公平”形象，将是当局一大难题。一旦贫富分化趋势剧烈而不能控制，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将会在开放的环境中勃兴，相关的社会利益团体也将参与政治运作，并对朝野两党政策取向施加压力和影响，在未来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将会逐渐增大。

“总统制”抑或是“内阁制”一直是国民党政客和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从法制角度论证，终止“戡乱”前，有“临时条款”赋予的非常权力，还有“宪法”规定的权力，“总统”对“内阁”有控御权，“行政院长”权力受到各种限制。但运作过程则因人而异，权力中心随强人转移，蒋氏父子任“总统”，则“总统府”凌驾一切，“行政院长”不过是“总统”的行政主管。可是，蒋经国出任“院长”，严家淦继任“总统”时代，“行政院”成了权力中心，“总统府”不过是礼仪上的象征，“总统制”成了“内阁制”。如今“戡乱”终止，强人不复再现，府院权力之争不时爆出新闻。李登辉的亲信心腹，力持“总统制”，主张“总统”君临海岛；非主流派则标榜“民主”、“制衡”，提出实行“内阁制”，“总统”应成“虚位无首”，“行政院”执掌政务。1990年春，曾爆发争论，诸多要员表态参与论战。但问题并未解决，李登辉与俞国华、李焕、郝柏村三任“行政院长”关系均不融洽，二李之内斗早成政坛热门话题，至今李焕遭遇冷冻，其弟子部属愤怨不平。李郝体制也不断有裂痕出现。就“增修条文”和“宪法”综合考察，李登辉改头换面地保留了“临时条款”的权力，郝柏村未能控制“修宪”权力，遂使“总统府”如愿以偿。反对派强烈抗争，郝柏村及非主流派则囿于大局，不敢公开反对。李登辉借用外力抗争，挟制国民党在“修宪”时扩张“总统”权力，表面上为了党的利益，满足国民党权贵们的专制心态，实质上首先自己捞到独裁权力，可谓抢占机先。这样，他身兼党政首脑，又是台籍领袖，地位难以动摇。非主流派多属外省籍，在台湾缺乏省籍优势，只得甘居副贰，但他们并非忠臣贤相，而是图谋架空这位书生型的台籍“总统”兼主席，几经争斗，一直未能得手，双方遂以李郝体制联合执政。这既是力量对比的产物，也是对付反对派挑战的需要。郝柏村位尊权重，长期领军，在军警情治系统实力雄厚，非主流派蒋纬国、李焕等失势后，把李登辉视为政敌，相应化解与郝柏村的芥蒂，其部属自然倾向郝氏，或受到任用，或在野造势，弥补了郝柏村在党政财经和学界的弱势。随着时间推移，非主流派结合日渐紧密。李登辉耕耘三年多，虽然初步建立班底，在各大权力系统招降纳叛，培植人马，但不断遭到抵拒，要想完全取得“修宪”后的“总统”权力绝非易事。由此可见，台湾权力运作的形式并非法律条文的剖析即可界定，关键在于实际运作的现状分析。如果国民党在选举后未能控制“国大”、“立法院”的绝对多数席位，将会面临反对派更加强烈的挑战，高层将会继续采行现行的权力分配形式，实行派系“共治”，派系斗争则在局部范围内暗地进行，一般不会出现公开决裂。

就“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而言，国民党的“中央集权”体制面临致命威胁。原来，国民党透过党政双重垂直控制，剥夺了地方自治权力。虽然，县市长、省及县市议会由选举产生，但整个行政、财政、人事、警政、文教卫生等权力均由“中央”→省→县市的一条鞭统御，县市长、议会既无统率之权，亦无监督之实。民进党虽然取得七个县市长的职位，高喊“以地方包围中央”，但面对国民党的强力控制，对原有的纵向权力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影响。于是，反对派竭力主张开放省主席、台北、高雄市长民选，要求实施真正的地方自治。迫于压力，1990年9月，“内政部”研拟完成“直辖市（即台北、高雄二市）自治法草案”，决定二市市长民选。1991年“宪改小组”决定，先调整行政区域，至1991年底才能开放民选。而地方制度法制化、台省主席民选等问题将放入第二阶段“修宪”解决。显然，国民党以拖延战术对待反对派的紧迫诉求。但是，空喊了40多年的“地方自治”，国民党不能不在“修宪”中有所表示，制定原则和基本规范。长期以来，因“中央”和省府管辖地区大致重合，“行政院”剥夺了省府主要职权，致使省府行政功能萎缩。国民党一直拖延实施省自治，正是害怕省府和省议会的权力扩展，势必损害“中央集权”。如今，地方自治势在必行，反对派问鼎省主席和台北、高雄市长的可能性较大，至于县市长选举已经颇有斩获，如果民进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显著胜利，对省政和县市政的操控力增强，必然与“中央”抗衡，使国民党执政有渐被架空的危险，两党抗争的主战场可能转化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斗争。而且，民进党若在地方权力上得以扩展，必将采取行政手段，整治和限制国民党地方党部活动，削弱其影响力，并相应发展民进党势力，巩固和增强对地方政治的控制。因此，两党在地方自治立法上的斗争将成为实质性“修宪”中的争议焦点，其结果对未来政局走向关系至大。国民党至今拿不出既保持“中央集权”，又实施地方自治的两全方案，处境颇为难堪。

总之，就政治体制而言，今后台湾政党竞争的体制已成定局，国民党以民进党、“台独”为主要竞争对手，相互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尚可继续执政，但竞争将在“国会”、“地方自治”、“总统民选”、“统独问题”上激烈展开，国民党将不得不作出各种妥协，专制型态日渐弱化。同时，其他政党和利益团体也会积极问政，参与竞争，在两党竞争中，它们力图开拓新的政治空间，朱高正、林正杰等就是明证。当然，两党对这些中间势力采行两手政策，一面利用以为声援，如国民党对朱、林等的拉拢和怂恿；一面限制其扩张，如两党协商规定，得票率低于2%的党派、社团不得参与瓜分“全国不分区的席次”、联手排拒中间势力在“国会”的存在和发展，朱高正和中间舆论斥之为两党分赃。又如“国是会议”也由两党把持，引起一批专家、学者愤而退出。目前，国民党留恋专制，在体制规划和设计上很难步出“戡乱体制”的阴影，而且对经济、社会和两岸关系的政策缺乏前瞻与科学的考量，困扰和难题愈积愈多，民众对此失望日增；民进党唯知抗争，深陷“台独”泥淖，其头目缺乏理性和政治素养，缺乏社会责任感，民众对此厌恶不安，民进党始终难得长足发展。因此，中间势力显然具有可供开发的资源。如果两党拒绝自我改造和更新，势必丧失民心，第三势力崛起替代具有某种可能性。但近期难以实现，因为中间势力尚未考虑联合和协同运作，而是政党社团林立，单打独斗，彼此缺乏沟通和共识，当然绝非两党的竞争对手。今后，能否改变这种局面很难预料。

就权力结构而言，党务系统权力将会削弱，行政系统与“国会”系统（主要是“立法院”）的权力则相应加强，国民党对各级行政机构和“国会”的控制也因此松弛。同时由于地方权力扩大，“中央集权”削弱，国民党原来设计和实施的控御系统遭到损坏，地方党部对地方政治的干预和影响因此变小。而且，政党竞争机制直接破坏一党专制下的权力结构，使原来的层面组合发生变异，但又未形成新的架构，从而显示其过渡性和不规范性的特征。

2.国民党的变异

政治民主化不仅冲击一党专政，而且从内部侵蚀国民党的机体，使它发生多方面的变异。

其一，党内派系多元化。

蒋经国逝世后，军政强人消失，次元派系透过党内权力斗争不断分化组合，而且，由于民主化的影响，国民党很难出现新的强人整合派系，重建如同往昔的控御体系。这样，原来被强人政治压抑或控制的各种矛盾都不同程度地暴露出来，而且相互缠结和影响，使国民党的权力格局和政治取向发生复杂的变化。

首先，省籍矛盾难以消弭，而且发生逆向运行。原来，大陆籍权贵垄断权力，台籍政客只作为政治点缀。自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后，在“革新保台”的体制内变革中，推行甄拔台籍政客的“本土化”政策，以缓和与化解权力分配中的省籍矛盾，于是台籍政客得以群体性进军“中央”，逐步提升参政地位。这一政策持续坚持，及至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接班，高层权力机构中的台籍人士渐居优势，大陆籍权贵势力日渐衰微。目前，台湾21个县市行政首长全部为台籍；在国民党31名中常委中，台籍共16名，超过半数；国民党员总计242万人，台籍为80%。不过军队中高级将领仍然是大陆籍居多，中级军官则台籍占优势，随着时间推移，台籍军官势将主导军方。至于第二届“国代”、“立委”选举，台籍人士控制“国会”已是不争的事实。就省籍而言，台籍政客已经主控台湾政坛，大陆籍元老重臣已是昨夜黄花，凋零退隐；第二代政客虽然还在辅佐李登辉主政，却居于弱势，除郝柏村尚有一番挣扎，李焕等明星已经退居二线，台湾舆论都认定他的政治生涯划上了句号；第三代政客分化严重，宋楚瑜、钱复等依附李登辉等台籍领袖，充当幕僚臣仆，关中等李焕人马，或在朝任职，充当郝柏村的帮手，或在野活动，拉拢学界、商界人士，为郝柏村造势，牵制李登辉等主流派的权力扩展。看来，党内派系矛盾与省籍矛盾缠结交织，由于李登辉等台籍政客蓄意排斥大陆籍居多的非主流派政客，因而刻意凸显用人的省籍界限，民进党、“台独”则在党外配合，煽动省籍意识，重点出击大陆籍权贵，蒋纬国、郝柏村等成为主要抨击对象，甚至连陈长文也变为新闻焦点，屡受民进党诬妄攻击。李登辉凭恃其台籍优势，借助党外沟通和民众情绪，图谋树立“台湾本土领袖”形象，并着意显示他与非主流派权贵的省籍区别，“国是会议”、“国统会”、“国统纲领”等动作，无不烙上李登辉个人的权力运作印记，并有意冷落非主流派，致使他们深感被边缘化。就未来发展趋向而言，台籍政客无疑将主导政坛，外省政客发展空间日益狭窄，在党外或地方选举中难有立足之地，在国民党内日渐失势，只能充当台籍政客的附庸和配角。由于他们社会资源薄弱，原有的权势背景不断减弱，被迫在不利的态势下与台籍政客竞争，必然难成气候。因而他们将会充当党政官僚，凭恃专业技术或家世跻身上层，但在“国会”或民选主官中难以取得进展。当台籍政客全面主控台湾权力结构后，新生代政客的省籍矛盾也将淡化，从而融合沟通，形成台湾的权贵集团。

在台湾政坛上，政客、学者、工商企业家相互结合，组成形形色色的“基金会”，两党政客纷纷出面插手其间，“基金会”遂显现强烈的党派色彩。就国民党而言，财大气粗，“基金会”名目颇多，在政学两界影响强烈。台籍政客、中视董事长、中常委高育仁起步较早，成立“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失意的李焕高足关中发起组建的“民主基金会”声势最大，发起者达1 300余人。标榜推进党内民主，参与政策研究，支持具有共同理念的人士参选，在颇多党国大老的卵翼下，向主流派发出挑战。李焕之子李庆华也建立“展望基金会”，国民党学者魏镛则成立“前瞻基金会”，政大校长张京育创办“公共关系基金会”，相继策应关中，为非主流派呐喊造势。被冷落的前省主席、中常委邱创焕不甘出局，打起“国家策进会”的旗号，参与角逐。国民党文工会主任祝基滢显然无力驾驭这些头面人物控制的“基金会”，遂自己出面成立“知行文教基金会”，自封董事长，借以拉扰一批学者名流，防杜资源流失。同时，与其他“基金会”联络沟通，加强官方宣导，避免政治冲突。其中，“民主基金会”、“展望基金会”活动较多，它们以民主和公平竞争遏阻李登辉独裁倾向，又提出“统一建国”、“实现两岸三通和双向交流”，批评“国统纲领”的保守和短视，以牵制李登辉的“独台”倾向。然而，其成员多数属大陆籍，在台湾缺乏社会支持力，难以发展壮大。最近国民党内“国代”初选，关中系统推出的候选人并未取得预期的战绩，表明他们在国民党基层没有重大影响。看来，非主流派只是在国民党中上层具有一定势力范围，在主流派和民进党、“台独”刻意宣传省籍意识的误导下，他们在政界的活动受到严重限制，难于遏阻主流派的扩展。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李焕、关中一派加强与林洋港、邱创焕等台籍政客的沟通，“民主基金会”与“国家策进会”在“国代”选举时已经联手参选，林、邱有较大的地方社会基础，李、关有军方和元老的支持，二者结合将会壮大非主流派阵容。但是，目前，主流、非主流两派尚无大的内斗动作，它们只有维持统一，才能应付今年和明年的选战，全力挫败民进党、“台独”的夺权挑战。主流派谋算精明，可以借主导选战乘机强化对党政权力的掌控，并在选举、“修宪”中捞取资本，使非主流派难以插足。他们甚至宁愿与反对党妥协，商讨瓜分权力的方案，却不愿吸纳非主流人物参与政治设计。非主流派对此愤懑难平，抓紧整合力量，强烈要求召开国民党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心在党内向主流派出击。“立法院”资深“立委”面临退职，推出“院长”梁肃戎出面组织“民众宪政研讨会”，建议立即召开三中全会，票选半数以上中央委员，增设党的副主席，并以外省籍人士担任。其他非主流派团体也积极准备开会较量。李登辉、宋楚瑜惊恐不安，担心党的公开内斗和分裂，更害怕失去既得权益，遂回避三中全会召开的难题，鼓吹举党一致，全力投入“宪政改革”，试图透过选举、“宪改”，取得国民党在“国会”和“政府”的优势，再以主流派的强势地位在党内较量，迫使非主流派接受现状。看来，三中全会与十四大将是两派公开拼斗的二次决战，非主流派拥有中上层的资源，主张“民主”和票选中央委员、中常委，反对党主席提名，欲借此大举挤入党的最高权力和决策机构，改变主流派操控党务的局面。因而，国民党的派系分化和重组势难避免，并且，随着“国会”选举结果的明确，党内派系与“国会”派系将会交缠一起。同时，“国会”和党务系统、行政系统亦将相互博弈，争夺权力，与党内外权力斗争交相激荡，致使台湾政局也将呈现复杂多变的走势。

其二，党的权力系统运作混乱。

由于国民党对社会控制力不断削弱，尤其是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变化，使该党原有的权力系统运作陷入混乱。原来，党的领袖操纵中常会，再透过党务系统，分别向行政、“国会”、司法等权力机构发号施令，维持国民党的专制统治。终止“戡乱”后，各个权力机构的独立性增强，实施地方自治也将使地方党部的权力大为减弱，中央党部对地方政治的操控也因此严重松弛。并且，党组织自身由封闭转向开放，内部控制力和凝聚力遂不断弱化，加之派系分化、地方势力浸蚀，党内政治多元化势头加强。这样一来，国民党现行的权力运作程序与机制均会发生故障，一元化的决策和政策输出不再畅通无阻，无论在各大权力系统之间，还是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层面之间，都会出现种种摩擦和障碍。以往，“立法院”和“行政院”发生矛盾，蒋氏父子既可以“总统”身份化解，又能透过党的领袖身份加以整合，使它们都为国民党利益效力。目前，中常会内定、“行政院”开单报请“立法院”审议的法案，屡次搁置，或遭到修理。今后，第二届“立法院”独立性更强，不仅会与“行政院”纠缠，而且能向“总统”挑战，中常会决议对其并无约束力。地方政治也是如此，省、市、县各有其地方利益和地方自治权，地方党部必须为乡梓利益服务，其生存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中央”支持，而需要地方民众的认同和拥护，因此，它在“中央”与地方权力斗争中处境困难。为维系其生命力和社会基础，地方党部独立性增强，不得不倾向地方利益。于是，党内原有的垂直控制系统难以正常运作。至于社会各个层面的特种党部也将面临严重挑战，在学校、企业、军队、机关，国民党的严密组织网络遭到舆论的诟病，控制和渗透能力也因社会开放、政治自由而大为削弱。国民党原来透过特种党部的网络控制社会的运作系统势必逐渐解体。各类党部也将由权力机构蜕变为非权力性的党派组织。这种蜕变在学校和科研学术机构比较明显，在大专院校里，国民党的组织虽然存在，但控制和影响力十分有限。随着政治继续开放，其他社会层面也将迅速发生蜕变。进展较慢的是军队、情治和政府机关，已经日益受到反对派的关注和攻击，国民党对此十分难堪，至今找不到适当的替代方案，使党的组织网络合法地存在并控制要害部门。而且，舆论开放，言论自由，长期的党化文宣和教育使人厌恶与反感，早已失去其市场。虽然国民党以“政府”与党营事业名义掌握较多的媒体和传播工具，宣传效果却颇不理想。广大民众可以透过非官方和党外媒体得到资讯，并且能够参与各自利益团体和多种社会活动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向。他们对党派政治宣言和政客作秀将会不断冷淡，而更多倾向以政绩考量“政府”行为，从而决定自己的认同和支持对象。由此可见，国民党仅恃传统的权力系统控制和操纵舆论走向，进而左右民众政治选择的做法，难以收到原来的社会效益，它必须更多地在政绩上反映和体现民众诉求。看来，国民党运动群众的能力衰微，群众诉求将不断强化对国民党政策取向的影响。国民党必须改变传统的做法，采行新的因应举措，容纳和体现民众的广泛参与，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至今，国民党对此虽然有所意识，但并未找到有效的因应之策。它是一个具有专制和保守性格的政党，从大陆时期到台湾时期，一直强化专制意识，近几年因情势所迫有所变革，但深层的体质变化尚在开始阶段。今后，台湾政治和社会环境变化剧烈，国民党对自身权力结构的改造，党与社会、民众关系的重大调整，党的体质和性格变革，都将是关系其兴衰存亡的关键课题。颇多学者、政客对此提出不少建议和设计，“立法院”的“新国民党连线”甚至主张彻底变革，推出内造的新国民党，建构民主的性格和体质，以迎接未来的挑战。但当政者并不急迫，总是在形势逼迫下局部调适和变革，从而引起社会和党内人士的不满情绪，“革保斗争”亦将与派系斗争同步展开。就派系而言，主流派主张强化“中央集权”，确保李登辉对党政权力的主控，他们强调党的整合和团结，以掌执党鞭，指挥全党，贯彻权贵的政治意图。同时主张通过“修宪”，扩展“总统”权力，以加强对政权的控制。非主流派标榜民主化，目的在于向主流派争权，并非实行真正的党内民主。其中的“党国大老”始终怀念专制岁月，对台湾走向政党政治普遍不安，他们不放心李登辉等人统治台湾，期望对其制衡，因此参与民主化的合唱，连黄少谷也表态主张未来实行“内阁制”，倾向限制李登辉权力。就年龄结构而言，受过西方教育的新生代政客主张迅速改造国民党，实行民主的政治竞争，使它变成西方型的政党，以利于新生代接棒。元老和多数中生代已经取得权势，不希望剧烈和彻底变革，只倾向温和与渐进的改良，既可保持既得利益，又能逐步接纳新生代参与权力分配，“新国民党连线”的激进主张在非主流派中也难以得到普遍认同，李焕、关中等民主改革鼓吹者都不置可否，遑论郝柏村等军方将帅。至于主流派的新生代对民主化也不感兴趣，宋楚瑜深悉西方政党政治，年轻位尊，专制心态强烈，公开主张国民党中常会继续包揽决策大权，理由是国民党是执政党，中常会决策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伙新生代政客无非企图攀附李登辉，以求窜升，因此不愿实行党内民主竞争。他们翦除关中及其党羽，控制中央和主要地方党部的权力，反对票选等作为，足资证明其专制政治倾向。看来，在国民党上层政客中，专制取向比较普遍，民主被视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至今并没有任何党内民主化的方案设计，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军关系、党与“国会”关系，都在强烈变迁之中，却一直未能设计和研拟一个适应新环境的权力运作架构及相关操作规范。这一严重缺失如果长期消极回避，不作积极变革，后果将会危及国民党的统治。

3.民进党与“台独”的合流

在“动员戡乱时期”，由于台湾当局严厉禁绝“台独”言行，“台独”分子不敢公然在岛内活动，而是在争民主、反专制的党外运动中培植力量。一批新生代的党外人士都相继赴美国朝圣受训，受到“台独”思潮和组织的影响，他们混迹党外运动，好斗逞勇，企图主导运动的发展方向。高雄事件后，党外头目被国民党一网打尽，新生代政客乘机操控党外运动，其“台独”思潮也随即浸蚀这一政治运动。只是处在“戒严体制”下，尚不敢公开放谈“台独”。但郑南榕等亡命分子则叫嚣“台独”，甚至自焚哗众，在台湾引起一场政治闹剧。1986年9月，民进党抢滩成立，这伙新生代政客立即控制了反对党。蒋经国担心引发变乱，只得因应时势，开放党禁、报禁，宣布“解严”，民进党匆忙登上政治舞台，成了具有合法地位的反对党，但党外运动的性格并未改变。

与国民党专制体质相比，民进党标榜民主体制，组织松散，纪律不彰，其成员成分复杂，良莠不齐，政治倾向不一。该党高层基本是为了反对国民党而集结的政客群体，至于未来的政治目标则颇有分歧，而且在抗争方式上亦存争议。黄信介、张俊宏等“美丽岛杂志”主干人物倾向议会路线，主张与国民党合法抗争，不公开亮出“台独”旗号，只提“自决”。新生代政客则组成“新潮流系”，倾向群众运动，不自我设限在议会合法抗争，而应积极诉诸街头运动，公开扯起“台独”旗号，与国民党对着干。这两大派系争夺民进党主控权，势力不相上下。近几年，黄信介、张俊宏等执掌党鞭，与国民党主流派又勾结又斗争，迫使国民党召开“国是会议”，许诺逼退“资深民意代表”，废止“临时条款”，终止“戡乱时期”，大大扩展了民进党的活动空间。新潮流系在地方发展“台独”力量，经常煽动和操纵各种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声势和影响不断扩大，并在1989年选举中大有斩获，使国民党和美丽岛系都深受威胁，被迫让步。国民党放松对“台独”组织和思潮的严厉镇压，李登辉公开声称，“台独”喧嚣属“言论自由”，当局不便处置。民进党的新潮流分子更加猖狂，向海外“台独”组织传递信息，相互协同行动，在岛内外兴风作浪，引导民进党偏离正在迅速消退的民主运动方向。

再说，民进党成立后提出的诸多政治诉求，国民党都作了有限度的妥协与让步，两党在“国是会议”中达成的共识也逐步得到实施。民进党既然从来不问经济、文教和民众福祉，在政治上也拿不出新的高招，于是，在国民党策划“修宪”时，民进党打出反对牌，提出“制宪”以对抗“修宪”。“台独”活动不断升级，先是新潮流分子公开叫嚷建立“新国家”，美丽岛系还不敢苟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仍然主导岛内政治发展，民进党则充当配角，虽然多次抗争，却无法扭转力量悬殊的格局。于是激进分子再也不能容忍现行体制内的抗争，“台独”声浪更加高涨。美丽岛系手里也无牌可出，遂向“台独”沉沦。而且，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和缓与开放，统一模式引起舆论的关注和讨论。国民党内李登辉等权贵欲图长期割据偏安，蓄意拖延分裂局面，但又担心统派和广大民众的反对，更恐惧大陆的压力，因此只得唱起统一高调，炮制“国统纲领”，但仍然坚持“三不政策”，抵制中共的“三通”和两党谈判的建议。基于与“台独”组织具有反对统一的共识，因此，李登辉决意放“台独”组织出笼，与岛内统派对抗，扰乱社会舆论，向中共进行政治示威。这样，“台独”声浪在民进党内迅速高涨，逐渐成为该党主要政治目标。1990年10月，民进党通过决议，公开声称“台湾事实主权不及中国和外蒙古”，借“事实主权”分裂祖国领土。11月，又成立“台湾主权独立运动委员会”，正式树起“台独”旗帜。1991年，民进党再度纠集各界反对统一的人士，组成“保台会”，通过“保卫台湾主权纲领”，与“国统纲领”相抗衡，演出抗拒统一的闹剧。

同时，民进党与海外“台独”组织加强勾结和相互利用。民进党缺乏人才资源，也缺少海外联系和影响，尤其是美、日等国政客的支持。“台独”组织长期在美国、日本活动，在旅外台湾人中具有一定影响，并且得到美、日的卵翼和操纵，具有海外社会资源。因此，民进党需要海外“台独”组织的合作和支持，以弥补缺乏海外资源和国际支持的弱点。就海外“台独”组织而言，因受到国民党长期严厉镇压和查禁，其骨干分子都上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他们在岛内难以立足存身，民众也不敢与“台独”组织发生联系，故而“台独”组织缺少岛内社会基础。可是，“台独”组织毕竟要在岛内扎根，培埴资源，才能实现其政治野心。因此，它一直插手党外运动和民进党的抗争，并散播和鼓吹“台独”思潮，以影响岛内反对派的政治取向。随着民进党的发展和抗争的强化，岛内政治气候转变，“台独”势力的渗透不断深入，它期待以民进党作为“台独”势力在岛内的载体，遂公开支持和联合民进党，在海外为民进党造势，欺骗世界舆论。由于国民党对海外“台独”势力的严厉政策，民进党成立后暂时不敢与“台独”组织建立公开组织联系。近几年镇压松弛，双方开始公开往来，进行组织沟通。1989年公职选举时，民进党人才匮缺，遂从海外邀请“台独”人物李宗藩、林嘉猷返台参选。“台独”组织在美国建立基地，帮助民进党培训干部，返台展开“台独”分裂活动，同时，发展和训练台籍留学生为“台独”组织秘密成员，再遣回台湾打入民进党，或成立岛内“台独”组织，打桩布点，为“台独”势力迁回台湾预作准备。有人指出，目前民进党中秘密“台独”成员为数不少，连其头目中也不乏其人。就在“台湾主权独立委员会”出台时，民进党中常会就聘请“台独联盟”主席张灿鍙为该会顾问，协调与沟通海外“台独”组织事宜，以配合民进党的“台独”动作。1990年12月，岛内独派在台中“黎巴嫩山庄”聚会。1991年3月又聚集于“兴农山庄”，新潮流头面人物为独派中坚，姚嘉文、江鹏坚、陈婉真、蔡同荣，“台湾教授协会”秘书长廖宜恩等皆活跃其间，达成下列共识：（1）体制改造。声称“台湾反对运动是以改造体制为目标，并不以参选为目的”，“现有的体制必须彻底改造。”（2）制订“新宪法”。“台湾需要一部凸显台湾国民主权的新宪法，有关主权、国土、国民、政府、国会均应依据台湾主权独立的原则进行设计。”（3）开展“台独”运动。宣传“台湾主权独立”，反击“国统纲领”，支持“台独联盟”迁台。3月底，美、日、台的40余名“台独”分子麇集马尼拉召开独派联席会议，决议支持美国的“台独联盟总部”于年底前迁台，纳入民进党体制，使民进党成为整合岛内外“台独”组织的主体，以因应年底的“二届国代”选举。整合步骤先采行“联合体制方式”，再导向民进党内的组织整合。显然，民进党取得了“台独”的主导权，新潮流的头目们趾高气扬。迫使黄信介让出党主席宝座，美丽岛系势力衰退，骨干林正杰痛陈民进党内没有不主张“台独”的自由，愤然退出该党，再次成为“党外人士”。民进党主席选举的角逐正在激烈展开，不论谁上任，都只有选择“台独”。美丽岛系的主席候选人许信良也公然宣称：民进党从来就是一个“台独党”。看来，党内的政见已经整合，“台独”噪声响彻全党，原来的民主诉求荡然无存。民进党已被一伙“台独”野心家所控制，正在策划将“台独”写进党纲，误导台湾民众滑向危险的“台独”深渊。

“台独”分子大言不惭地宣布，不以参选为目的，其行动恰恰相反，竭尽全力图谋赢得“国代选举”，这是两党能否控制“国大”、操纵“修宪”或“制宪”的关键一役。民进党处于弱势，不得不向海外“台独”告援。张俊宏曾数度赴美探询海外台湾人士返乡参选的意愿。“台独”分子因张的美丽岛系背景，反应冷淡。许信良与“台独”关系密切，遂出面策动“台湾民运海外组织”，于1991年3月10日在洛杉矶成立“1991年国代选举海外助选团”，聘请彭明敏为荣誉主席，试图推动海外侨民助选或参选。在马尼拉会议上，新潮流人物登场求援，以支持海外“台独”组织迁台，换取其助选的许诺。但国民党防范严密，在“选罢法”中载明，海外华侨必须在台湾居住半年以上始可参选，而且监控黑名单人物，李应元、郭倍宏潜入岛内被捕，使海外“台独”难以在选举中发挥人才效应。民进党遂将目光移向岛内，许信良策划拼凑“在野联盟”，以提高民进党得票率和当选率。具体做法是，民进党将保留名额让给地方有实力的无党籍人士，但须经民进党提名参选，借以角逐席位，弥补人才资源的匮乏。同时，民进党纠集一切反对统一的势力，组织“保台会”，并从中操纵和主导，使其导向“台独”路线。这一策略收到一定效果，原来一些自由派人物，如张忠栋、李鸿禧、黄石城、高玉树、吴丰山等都侧身其间，社会反响增强，其动向值得注意。

民进党还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国民党挑战和抗争，矛头指向“中华民国”的“主权”，而以“台湾主权独立”为基本诉求。国民党控制的“立法院”决议，以“中华民国”名义“重返联合国”，引发民进党借题发挥，遂叫嚷以“台湾共和国”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国民党被迫应战，章孝严、谢长廷还演出“公开辩论”的闹剧，各说各理，缠夹不清，向民众兜售“台独”和“独台”货色。最近，围绕“刑法”第100条的修废，朝野两党斗争又趋激化，李登辉遂出面邀请朝野台籍政客“协商沟通”，公然排斥外省籍政客，不能不使人深思，李登辉之流究竟企图与民进党达成什么“共识”！

民进党的“共识”是“新国家”、“新宪法”。

早在1989年11月，新潮流干将林义雄从美国带回一部“台独”分子炮制的“台湾共和国基本法草案”，在《自立晚报》全文刊登。之后，民进党“新国家连线”也抛出一部“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岛内外“台独”联手合唱，吹弹“新宪法”的乐章。热闹一番后，在岛内并未产生持久的影响，“新宪法”的喧闹转趋低落。如今，终止“戡乱”，国民党宣布“修宪”，民进党则叫嚷“制宪”，1991年8月24日至22日，在台北召开“人民制宪会议”，部分“原住民”、“弱势团体”、“环保团体”和岛内外学者参与，约二三百人鼓噪“制宪”，炮制一份“台湾宪法草案”。尽管黄信介、张俊宏投票反对，会议和中常会却通过了这部“宪法草案”，并列为民进党参加二届“国代”选举时的主要政见。由于民进党的全力推动，“统、独之争”再度升温，将在大选前导入高潮。无疑，民进党已从海外“台独”组织手里夺取了“台独”主导权，而流亡美、日的资深“台独”分子反而成了配角。这批“台独”分子凭恃美、日政治势力支持，虽然一时屈居民进党主导之下，当他们完成迁台步骤后，势必将组织网络、活动方式和政治野心带回岛内，从而使“台独”运动出现两个组织中心：新潮流系主导的民进党和海外“台独”组织。这两股势力诉求一致，但权力欲极强，热衷内斗和排斥异己。目前岛内外“台独”组织名目多样，相互争锋，各不相让，民进党根本缺乏整合的力量。海外“台独”门户林立，相互争斗，一直无法整合，进入岛内后，必然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继续内斗。尽管岛内外“台独”表示联合反对国民党，但在行动上并不一致，斗争策略和手段上分歧较大，其中，主张暴力的激进分子非常猖獗，使台湾民众怵目惊心。温和派“台独”分子很难驾驭局势，长此以往，“台独”运动有失去控制的危险。目前，围绕“双十阅兵”，民进党和“台独”势力正在抗争，扬言要动员党徒示威，阻止“阅兵”。国民党军政要员大伤脑筋，进退两难：坚持“阅兵”，可能引发军民冲突，这正是民进党的用心所在。一旦冲突爆发，即可凸显国民党镇压民众的暴政形象，以争得民众对民进党的同情与支持。国民党镇压困难，罢阅丢脸，遂决定“阅兵”，目前警察、检调和情治系统全面动员，并发动媒体劝告民进党“理性”。民进党头目已经声称：反阅兵行动将是非暴力的和平行动，请当局放心。事实上，每次暴力冲突之前，民进党都有类似承诺，而实际却经常酿成肢体冲突。结果，国民党被迫让步，承诺将废止刑法第100条，并修改第101条，以换取民进党停止“反阅兵”示威，一场闹剧终于化解。

看来，民进党未来将成为派系复杂、山头林立的政党，美、日等国势力和海外“台独”势力必然会内外侵袭，影响与引导民进党从言论到行动迅速滑向“台独”，在策略上也将更倾向于群众抗争。如果选举胜利，民进党会在议坛上使“台独”合法化，甚至要求“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选举失败，则会强化群众抗争行动，“台独”暴力事件势必增加。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的斗争将会出现新的变数，台湾政治发展亦将处在动荡不安状态。民进党与“台独”势力对正常的政党政治并不感兴趣，只是打着“民主”和“台独”旗号，取代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则打着“民主”和“安全”旗号，力图限制和规范民进党的政治活动，使其接受现行体制与法律规范。因此，两党都对民主政治缺乏诚意和信念，只是谋求台湾权力，为此不择手段。当然，基于社会开放、资讯发达，政客们不敢不顾民意和舆论而为所欲为，但暗中策划和谋算非法作业难以避免。

最近，许信良和施明德分别由美丽岛系、新潮流系推为民进党主席候选人，二人展开了政见辩论，其实分歧甚小。他们都主张“台独”，只是施明德的策略主张更激进一些。至于经济、社会改造、文化教育等则与国民党政策相近。由此可见，台湾朝野两党除了“统独”的表象之争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重大的实质性区别。

一旦“台独”迁入岛内后，必然对民进党控制“台独”运动产生不满，尤其对议会路线不会认同和满足，它们势必与民进党争夺在野势力的政治资源。反对派的矛盾和冲突将会因此滋长，国民党无疑会利用和加深这一矛盾，以削弱反对派的力量。看来，国民党将会向温和的美丽岛系让步和妥协（在一定范围内），并视其为主要合作和沟通对象，对新潮流也会采取比较柔性的政策，而集中力量孤立“台独”势力。而且，对“台独”分子也会区别对待；对非暴力分子将持容忍态度，“台独”言论和组织则会取得“合法”地位；对暴力行动将会采取法律程序予以制裁，淡化政治，而以刑事罪加以惩处，借此保持社会安全，避免社会反弹，亦可将反对派活动纳入现行法制架构，接受国民党执政的现实。

4.外部环境对岛内政局的影响

台湾政局走向像以往一样，将会深受外部政治环境演变的强烈影响。虽然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但对台湾影响最大的则是大陆的对台政策和美国对华政策。

大陆对台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近期目标是推动直接双向“三通”和国共两党举行政治谈判，加强两岸接触和交往，建立互信和互动的良性关系，为统一预作准备。这一方针和政策目标已经对台湾岛内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严、终止“戡乱”等决策莫不与两岸关系的缓和直接相关。大陆将会继续排除一切来自岛内和美国等国际敌对势力的干扰，坚持实行既定对台方针政策，推动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可是，台湾当局却步步设限，炮制《国统纲领》作为拒统割据的指导文件。该文件把“三通”双向交流和谈判推到遥远的未来，并图谋勾结国际反华势力，“和平转变”大陆。这一政策已经使岛内政局出现严重的负面演变，民进党和“台独”势力乘此活跃，猖狂反对和平统一，与国民党内“独台”势力相互呼应，抗拒两岸交流和统一的时代潮流。由于台湾当局坚持反共拒统政策，百般歪曲和诋毁大陆对台方针政策，散布仇共恐共谣言，极力误导台湾民众，加深其疏离心理。同时，推行“两个中国”的“弹性外交”，企图重返国际社会。当前，台湾当局对“中华民国”名义也并不完全介意，“奥运”、“亚银”等模式皆可接受，目标是跻身各种国际组织。甚至在美国报纸上刊登广告，由“立法院”决议，公开表示愿意接受“双重承认”，实行“两个中国”的对外政策，借以推动两岸关系国际化。这与民进党的“一中一台”之“台独外交”实质上已经没有大的区别。正当国际反华势力聚合掀起反共反华高潮的时刻，台湾当局的分裂活动日趋强烈，其恶果相当严重。其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共反华势力把台湾当局视为其“和平演变”战略中的走卒，支持和庇护国民党的拒统分裂活动，干涉与破坏两岸交流和统一事业，达到继续分裂中国的目的。其二，民进党和“台独”利用国民党因拒统反共而缺乏力量的有利时机，又凭恃美、日支持，加强夺权攻势，使国民党处境不断恶化，统治面临危机。其三，国民党内的“独台”势力地位强固，统派势力更形削弱，对统一前途投下浓厚的阴影。

因此，在目前情势下大陆对台政策面临的阻力颇大，国际反共反华势力、台湾当局、民进党与“台独”都怀着不同的政治用心反对中国和平统—，使今后对台工作增加更多的困难。

美国对华政策深刻影响着台湾政局。

台湾当局敢于拒统反共、图谋实现“两个中国”，正是依恃美国的支持和怂恿。美国一直向台湾明里暗里提供武器，并向中国施加各种压力，要中国政府“许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蛮横无理地干涉中国内政。李洁明、白乐琦公然宣称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概念已经过时。美国国会竟通过决议，声称：“台湾前途必须以和平的、非强制性的、并且是台湾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解决。”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佩尔主张要“继续保持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美国反对以武力或强制来解决台湾前途”。显然，美国正在以更加积极和进攻的姿态推动两岸关系国际化的政策。西欧列强相继与台湾当局扩大联系，法国、荷兰出售军舰，其他国家也准备行动，美国也将会采取新的步骤，加深中国的分裂。这正是欧美列强反共反华战略的重要环节。

台湾当局、民进党和“台独”势力都从国际列强的反华政策中得到好处。台湾当局一直凭借美国武力保护割据台岛，近10年来，美国武力退出台湾海峡，台湾当局惶恐不安。现在，美国又企图更多地干涉两岸关系，台湾当局极力利用这种情势，图谋实现“两个中国”的目标。民进党与“台独”势力则大受鼓舞，岛内“台独”势力猖獗与美国分裂中国的政策直接关联。

美国对华政策仍然未能走出遏制中国共产主义的怪圈，如今更加张狂，公开宣称要“和平演变”中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当局、民进党和“台独”既然都把美国视为靠山，就必须充当它的走卒，岛内的反共拒统声浪将会升高，以配合美国的战略需要。但是，美国既要控制台湾，就会采取分化策略，对岛内外各派势力插手操纵，国民党、民进党和“台独”势力都向美国寻求保护与支持，它们相互之间则展开权力争夺，使美国有机可乘，从中操控和施加影响，以保持其在台湾的强势地位。40余年来，台湾岛内的重大政治变局多有美国插手的阴影。因此，今后台湾政治发展仍将受美国政策的有力影响，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与“台独”势力都不能忽视美国的意向。美国因反共反华政策需要，必然鼓励和支持分离势力。当然，美国还操纵“台独”势力牵制国民党内的统派，防杜国共和谈与合作，阻挠中国实现和平统一。

美国拥有台湾的主要市场，能够影响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而且是台湾武器和军事科学技术的最大供应国，对台湾各派势力的政策取向具有强烈的影响力。台湾当局面临民进党和“台独”势力的挑衅，不敢冒然采取镇压行动，与美国支持、庇护“台独”有直接关系。索拉兹、罗·肯尼迪等都是国会中“台独”的有力庇护者，动辄教训台湾当局不得施暴，而应开放空间，容忍“台独”公开活动，尊重“台独”分子人权。但对“台独”分子打砸抢等暴行则表示缄默。台湾当局无可奈何，只能按主人眼色行事，“台独”势力身价日增，活动剧烈，民进党急忙跟进，向美国邀功争宠。虽然话语和动作有些差异，却是殊途同归，反映了岛内这群民族败类崇美媚美的共同政治心理。

看来，台湾未来政治发展主要取决于岛内朝野两党的力量对比和互动关系，以及岛外政治环境的影响。其中，大陆对台政策和美国对华政策是关键的外部因素。岛内外因素又相互影响和制约，其间各种变数的组合都可对台湾政局产生不同作用，究竟依循何种轨迹演变，很难探究其演化的规律和定格。而且，台湾民众的选择至关重要，民意如流水，既受到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的影响与驱动，又易被暂时事件和选举语言所牵引，从而作出机会主义和功利性的选择，造成台湾选民选边站队，往往对政党和政客充满不信任感的政治心理，成为岛内政局演变重要的不确定因素。我们很难预测和把握选举时期民众不确定的选择，只能不断依据变化的因素组合判断岛内政治发展的具体动向，以因应变局，调适对台政策，推动台湾政治朝向民主化和有利于和平统一的道路发展。

（原载姜殿铭主编：《当代台湾研究》第1辑，华艺出版社，1992年）

【注释】

[1]本*文完成于1991年。

[2]《中央日报》1986年10月16日。

[3]《台湾信心危机》，《风云论坛》第16辑。

[4]吴俊声：《台湾党外的两条路线之争》，《七十年代》1983年第126期。

[5]《中央日报》1986年10月13日。

[6]户张东夫：《台湾戒严时代结束了吗？》，《镜报月刊》1987年第121期。

[7]《世界论坛报》1991年7月13日。

[8]《台湾时报》1991年2月13日。

[9]《中国时报》1991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