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科学理论体系新探

邓小平科学理论体系新探

与任何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一样，邓小平理论有一个从隐性到显性、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邓小平理论的开放性、发展性和科学性，为我们的学习、理解和探索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本文力图基于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实际过程，按照科学理论的逻辑性、规范性、简略性和预见性等特征，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邓小平科学理论体系结构。邓小平科学理论体系结构主要包括：本质论、阶段论、发展论、实践论、法治论和动力论。这六论不仅具有内在的联系，而且能够涵盖邓小平科学理论的要点及精华。

一、邓小平科学理论之本质论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多或少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过论述，但他们毕竟是生活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历史背景、世界潮流、人类文明和具体国情与现在皆不相同，因而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对其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邓小平正是在总结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诸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多年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弊端，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系列论断，我们称之为“本质论”。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客观而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够。即使是前苏联这一社会主义阵营中历史最长、实力最强的国家，在其鼎盛时期仍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之间有很大差距。笔者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去过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和罗马尼亚诸国，并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生产力进行比较分析，其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诞生半个世纪以来取得的建设成就令世人瞩目，但我们也同样犯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够的毛病，比世界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世人皆知的是，昔日的内忧外患，尤其是“十年浩劫”使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1985年美国政府宣称其贫困线为，4口之家年收入低于10 609美元（人均年收入低于2 652美元）。同年，按照我国的贫困线标准，我国有1.25亿贫困人口，农村贫困发生率为14.8%。按2000年我国特困人口标准625元/人年计算，我国贫困人口目前有3 000万人。按世界银行制定的国际贫困标准为1美元/人天，转换为购买力平价测算，中国低收入人口标准为865元/人年，据此我国全国贫困人口将超过9 000万人。此外，我国还有6 000万需要社会帮助的残疾人，还有2 300万领取社会最低保障金的城镇人口。经济不发达，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在这种状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只能是被边缘化；我国不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只能是被“开除球籍”。可以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论述，不仅使我国走出了多年的困境，加快了建设和发展，而且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种科学的理论，应该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也是我国改革与发展中逐渐凸显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全球范围看，20世纪50年代以来，南北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逐渐扩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日趋落后，贫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不断增加。从GNP指标看，南部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是北部国家的25%，在70年代后期只是北部国家的6.5%，在80年代后期只是北部国家的5%，在90年代后期已不到北部国家的5%。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个人资产，超过世界上48个最不发达国家GNP的总和。在世界上部分富有者穷奢极欲之时，全球约有13亿人靠每天不足1美元的收入维持生活。这种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现象的客观存在，使世人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也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本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作出了规定，但不论是对全球还是对中国而言，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都任重道远。

二、邓小平科学理论之阶段论

社会主义毕竟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展的背景下起步的，社会主义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处于不断探索之中。根据社会主义的本质，要实现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就必须明确地划分发展阶段及阶段目标，将远大目标科学地分解为具体的行动。正是从求真务实的立场，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2]。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正因为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承认自己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经济不发达，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我们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将其放在首要位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围绕解放生产力，尤其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通过不断改革开放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及环节，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要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阶段。事实证明，我国曾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因而必须探索和选择新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同于昔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具有一些显见弊端的、资本主义运作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能有效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主要特征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采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且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等等。显然，这些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邓小平的“阶段论”具有丰富的内涵，不仅很好地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客观存在的诸多问题，而且使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对待取得的成绩以及面临的困难，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当然，邓小平的“阶段论”无疑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重要贡献。

三、邓小平科学理论之发展论

针对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发展不够、发展不快、发展不协调问题，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并对发展的相关问题作出一系列精辟论述，我们称之为“发展论”。

发展问题是邓小平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为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在发展的目标方面，邓小平始终强调的是民富国强，并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和小康生活作为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他反复告诫我们，要尽可能避免和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在发展的重点方面，邓小平始终重视农村的发展，并将农村发展视为城市发展的“稳定的基础”。他认为，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4]。时至2004年的今日，当我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日益凸显并引起社会空前关注之时，我们备感一代伟人的英明和前瞻性。在发展的手段方面，邓小平始终推崇科技和教育，他将科技和教育作为实现小康目标的关键，“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5]。他认为不抓科技和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了一句空话。在发展的规划方面，邓小平早在1989年就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6]，并提出“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7]。在发展的动力方面，邓小平始终强调改革对发展的推动作用，他认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8]。在发展的时机方面，邓小平提出审时度势，“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9]在发展的统筹方面，邓小平始终强调注重发展要素和发展任务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反复要求我们重视发展中的“失调”和“不平衡”问题，注意“稳定、协调地发展”和“持续发展”。邓小平早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0]这表明我们追求的发展绝不只是经济的范畴，也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

四、邓小平科学理论之实践论

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邓小平提出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一系列论述，我们称之为“实践论”。

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一切都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11]他认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真正解放思想，不能囿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诠释，更不能迷信某些强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只言片语；必须真正实事求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无视基本国情，更不能夜郎自大、自我感觉良好。事实上，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具有决策科学依据，也具有科学认识论的意蕴，我们不能因前人未涉过的河流而望而却步，为达到目标必须设法过河，在一时找不到过河的桥或船时，我们只能涉水并“摸着石头过河”。换言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因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前人没有做过就不做，而必须去做，在探索中去做并努力去做好。在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我们不可能等到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完全都解决以后再做，也不可能待有完全胜算以后再行动，而必须在开拓创新的探索中逐渐向前推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中，邓小平明确提出检验、判断我们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这就是“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使我国在较低的起点上承担繁重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为解决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差距”、“科技差距”和“知识差距”，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大胆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国家迄今创造出来的全部文明成果，并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需求进行创造，以赢得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优势。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12]“要用最大的努力来掌握现代化的技术知识和现代化的管理知识”^[13]。从这里引申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表明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必须且能够真正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进而创造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优势。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出现的新问题，邓小平着眼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以此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一个根本方针。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通过“两手抓”获得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补、整合的综合效应。邓小平的“实践论”不仅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提供了方法，而且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操作步骤。

五、邓小平科学理论之法治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保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也同样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保障。邓小平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系列论述，我们称之为“法治论”。

早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14]1986年，邓小平又将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法治是民主和法制的结合。为了真正保障人民民主，必须摒弃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人治，加强现代意义上的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并使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也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新中国诞生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如果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什么样的人间悲剧、天下奇冤都可能发生。邓小平也曾自述“十年动乱”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痛苦”时期。只有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也是法治经济。不论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发挥，还是国家对市场进行的必要宏观调控；不论是市场主体的行为，还是市场体系的建设和维系，都需要法律的规范、引导、约束和保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弥补市场机制的先天不足和缺陷，尽快形成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比较优势。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是我国对外开放和处理国际事务的需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按照签署的有关国际公约、国与国之间约定的法则以及国际惯例处理国际事务。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治，也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只有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的治国方略，也纳入最新修改的国家宪法之中。邓小平的“法治论”不仅是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贡献，而且也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

六、邓小平科学理论之动力论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需要动力，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也需要动力。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科技诸方面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发展动力的大小和强弱，决定了我们解放生产力的程度和发展生产力的水平，也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创造和拥有相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优势。邓小平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提出有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一系列论述，我们称之为“动力论”。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首先是改革。他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5]，改革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16]。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等，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用邓小平的话说，“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纵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25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说伴随着逐步推进的改革进程，我国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改革所到之处，尽管有时会有阵痛，但最终带来的是那里的生机和活力。25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有效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积极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使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发展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按照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报告》，1997年我国GNP达到10 554亿美元，人均860美元，由此走出“低收入国家”的行列，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同年，我国的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5 000万，2003年则进一步下降至3 000万。这些都是有目共睹、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也正如邓小平所预言：“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17]

邓小平不仅将改革作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劲动力，而且高度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结构体系的演进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他在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现代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结构体系和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强调提高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对加快发展的重要意义。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充分发挥其生产力功能以及其他功能，推动整个社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这种意义上，如果说改革在解放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主导作用，那么现代科学技术则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下，在科技社会化及知识经济浪潮扑面而来之时，我们不难看到邓小平的“动力论”顺应了历史潮流和人类发展的指向，为我国迎接21世纪知识经济新时代奠定了基础，引导我们自觉地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纵深发展。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科学理论表现出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可以看到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本质论、阶段论、发展论、实践论、法治论和动力论之间的有机联系，也可以看到邓小平科学理论体系结构的合理性和严谨性。正是邓小平科学理论体系的这种科学结构，决定了其整体功能和重要价值，也决定了邓小平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作用。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2004年）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2.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7-78.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7.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2.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2.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1.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5.

[10]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80.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8.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4.

[13]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26.

[14]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80.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3.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5.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