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

（一）依据主体的主导作用划分

1.民间主导模式

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与旅游这两种事物均经历了由权利贵族阶层到平民化、大众化的发展过程。特别是随着产业经济的兴起、人们认知领域的不断加深，使得原本属于社会福利和权益范畴的文化事业可以纳入到产业化运作的体系当中。市场化的动作方式使得文化和旅游企业为了更多的利润提高效益、加大产品创新，并通过新鲜、多样的营销方式来吸引更多的买方市场，由此所带来的文化市场繁荣、活力以及创新是单纯的政府事业性的经营所难以达到的。由于企业在产品开发中的深入挖掘，使得原本濒临失传或地位没落的文化现象或景观重新回归现实中，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为文化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传承贡献了自身力量，由此所造成的公众舆论效力和带动效力也为政府以及公共机构减轻了不少负担。

与此同时，由于广大民众以及非营利性民间团体的广泛参与，不仅可以有效地推广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宣传工作，而且能有效地促进行业和区域间的有效合作，发挥集思广益、动员全社会的广泛联动作用。在这其中，行业协会组织发挥的作用十分显著，它起到联通企业和政府的桥梁作用，并为区域的旅游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如亚太旅游协会（PATA）、国际旅游业管理协会（IMTA）、世界旅游业理事会（WTTC）等所进行的区域对话、形象推广、信息发布、培训咨询、项目管理、论坛会议等方面提供相关的服务。

2.政府主导模式

文化以及旅游的准公共物品属性、所辖资源的相对垄断性和活动产生的外部性终将导致市场自发调解的实效，所以要由政府强制进行纠正这种市场失灵的存在。另外，较之于其他工、矿、制造等传统产业。文化和旅游的产业化发展时间短，所牵涉的部门繁多且种类复杂，必须要像政府这样强有力的协调和推动力的出现来为产业发展扫清不必要的障碍，同时由政府推进所致的社会合作收益，绝非普通企业能够承担和驾驭的。在国内，往往是政府或官方管理机构——旅游局主导旅游品牌的宣传推广活动，例如，山东推介的“好客山东”品牌以及“好客山东贺年会”等系列活动，国家审批通过的海南旅游岛的建设，上海世博游、广东亚运游等。而从分析中得出，在发展中的国家与地区，政府的政策扶持作用是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它从宏观层面引导和规范旅游的行业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根据作用主体的不同，将文化旅游划分成政府主导和民间主导两种类型，但两种类型并无法完全割裂开来，有时甚至是统一在一起的。公共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是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相互作用的混合经济，其中私人部门在市场的调节作用下作出大部分决策，而公共部门则基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通过非市场的政治程序制定与实施，旨在支持而非替代市场机能的决策”。由此看来，文化旅游业发展所施行经济杠杆调解力度加大、行政干预程度缩小的政企联合发展模式才是顺应当今经济发展规律的不二选择。

（二）依据城市资源类型划分

根据城市文化旅游发展所利用的各种资源类型，能将城市分为传统资源型与新兴资源型两种。这里所采用的“资源”概念是指文化旅游发展所凭借的外界条件，因此这里既包含了文化遗产、建筑、风景名胜等传统意义上的旅游资源，又包括工业遗产、城市景观、产业园区、现代艺术、文化现象甚至资金、区位优势等现代化方式的旅游影响因素。

1.传统资源型城市

传统资源型的旅游城市，常占据着自然风光或历史底蕴和文化传统方面的优势，例如，威尼斯、雅典、罗马、开罗、耶路撒冷、德黑兰、巴黎、伦敦、仰光、京都以及国内的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曲阜、泰安、丽江、平遗、桂林、杭州、苏州、拉萨等众多城市。这些城市常因其悠久的历史保存大量古建筑、文物和城市风貌，或凭自然资源优势主推山水风光，或由于浓郁的地方文化而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民族特色。这些城市由于其先天的优势条件往往都较早地实现了旅游开发，所推出的产品类型也以度假、生态、风景观光等传统的旅游形式为主。因老城区发展能力和资源条件的限制，传统资源型的旅游城市均不同程度地面临着遗产保护、平衡淡旺季旅游差异、环境承载力等制约因素对于城市旅游业的影响，同时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影响，一些旅游产品面临产品老化、缺乏吸引力等严重问题。

2.新兴资源型城市

新兴资源型城市一部分源自传统城市自身转变或发展，例如，巴黎和伦敦既为欧洲著名的历史城市，同时又以其首都身份积极拓展城市功能，时刻与时代进步相协调发展，从而成为时尚、创意等现代文化氛围浓厚，并吸引大量游客的现代化国际都市。而另一部分新兴旅游城市，虽于自然资源及历史底蕴上无优势，甚至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因其所处区位及某些特定发展机遇积累起来的经济和文化资本同样是发展良好的旅游目的地。例如，迪士尼乐园的建立给美国西部小城奥兰多带来了绝好的发展机遇，好莱坞使洛杉矶在美国甚至世界文化界的地位不逊于各种历史古都，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位置，让这座花园城市每年接待游客数量及旅游收入多于巴西、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国。同传统资源相比，新型资源如博物馆、游乐场的开放时间，节事活动的增减安排，文化景观及城市风光的管理与营造等的人为可调性较强，因此对于抑制和均衡旅游业的淡旺季分布、调控旅游者的集中程度、推进产品创新等都有较大益处。

虽然新型旅游资源有众多的优势，但并不代表所有的城市都适合走新型资源旅游开发路线。因现代文化对群体及文化特色的较高要求，并非所有目的地城市都严格具备，另外大型场馆的兴建以及营销渠道的开拓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及文化资本为支撑基础，因此不经过严格科学论证就盲目照搬成功模式的愚蠢做法，不但不能为城市旅游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反而容易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同化和丧失特色的危险。

（三）依据空间等级布局划分

依据空间等级的划分方法主要是从城市规模的角度出发，探讨综合性的大都市和中小城市间的3种区位组合模式。

1.大城市综合

城市的规模等级越高，所具备的职能就越全面、综合。在核心-边缘模型中，集聚效应的循环累积使得核心区的凝聚力不断自我强化，从而更加剧了对于周边地区的吸纳与辐射能力。像北京、上海、香港、东京、伦敦、巴黎、纽约等大型甚至超大型城市，它们往往兼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医疗等职能于一身，所涵盖的产业部门也五花八门，种类近乎齐全。从理想的理论角度来讲，即便外部联系被隔断，综合性的大都市还能够保持自身良好的运转体系而不影响正常居民的生活。随着传统制造业不可避免地衰落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工业及政治职能受生产成本、管辖范围等条件的制约往往辐射力度十分有限，只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而全球化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国际沟通的需要能让城市的经济、文化和交通等职能得到充分发挥，辐射范围延伸到世界范围，成为连接国际的重要枢纽。

大都市的综合性职能使其旅游业也具备了优于一般城市的综合接待能力。城市不仅可以作为观光目的地、交道中转地，同时也是巨大消费能力的客源集聚地。所提供的产品类型也可以摆脱对于单一资源的依赖，综合性地囊括自然风光、度假休闲、购物娱乐、商旅会议、文化研习、产业观光等方方面面。而且越是等级高、综合性强的城市，其服务业也越发达、对于游客所产生的吸引力就越强烈。诸如纽约、洛杉矶、伦敦、巴黎、东京、香港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其本身不需要任何附带条件就可以成为对游客有强烈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像纽约这样的美国头号旅游目的地城市，年接待能力可以达到美国海外游客总量的1/3。

2.小城市联合

同国际化的大都市相比，国内的丽江、平遥、黄山、曲阜及国外的威尼斯、牛津、静冈等中小城市是以独特的旅游资源闻名于世。以国内的曲阜为例，这个面积895.93平方公里、人口64万的县级市，却由于是孔子故里而名扬海内外，被誉为“世界特色魅力城市200强”“感动世界中国品牌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接待国内外游客800万人次。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往往在基础设施、接待等承载能力上不占优势。这些资源性的旅游城市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到访，但也正是由于这些景点太过知名及管理的引导不善，致使游客高度集中在某些核心区域。比如牛津历史核心区游客与居民的比例几乎达38∶1，远高于牛津地区11.5∶1的平均比例。威尼斯也存在类似情况，在夏季每天游客接待量至少超过5万，入境过夜游客和居民的人数比例达到50∶1，如果再加上“背包旅游者”比例将上升到175∶1，并且旅游者们倾向于集中在市区中心的范围内；地方政府曾试图通过提高住宿等的消费价格进行集中的调节，但实际的情况却远未达到预期，这一政策不但没有达到抑制游客数量的目的，反而使这些规避高消费的游客变成了单纯观光的一日游客，而将消费与住宿外溢到周边地区；迫于生活成本及环境问题的压力，威尼斯的居住人口已经减至8万以下并且还在不断下滑，只相当于16世纪或20世纪50年代的一半。由此观之，限于接待能力和承载能力的限制，游客在小型资源型旅游城市的活动及消费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目的地与其被动地接受游客外溢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如正确认识外部性的存在，并通过与周边地区联合，以合理的政策引导分散核心区的游客压力、延长游客在目的地的停留时间，从而普遍提高目的地的旅游收入并有效促进文化旅游区域一体化进程。

3.大城市带动

其实无论是小城市的联合，还是大城市带动小城市的发展模式均为城市间合作关系的一种表现。城市或者区域间既可以是竞争关系又可以是合作关系，这主要取决于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为自己找到准确定位。大城市带动小城市发展是一种“核心-边缘模式”。在大城市和小城市的组合模式中，核心城市或中央城市因它的城市规模、发展水平、接待能力等方面的优势，而担当中心集散地或中转地以及娱乐、购物等都市型旅游消费的主要目的地职能，而周边资源型的小城市则由于资源条件优势承担观光地以及旅游吸引物的角色。

Jansen-Verbeke和Russo在分析法国地理学家米奥塞克提出的旅游“核心—边缘”系统时认为，核心区不仅应该包括现有的旅游活动核心区，而且应该扩展到那些哪怕现在只具备旅游资金优势但未来具备发展能力的地区；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空间的外部性会致使核心区资金外流，边缘区分散掉部分中心区的客源市场（就像威尼斯的案例那样），从而扰乱甚至打破旅游区的核心-边缘结构，“因此，如果增长要素不处于核心区，那么核心区就可能无法控制自身的发展，地方也会因此无法控制投资和规划”。卞某在城市旅游边缘区形成机制的分析中指出，核心区和边缘区在资源及配置方面都各有自身的优劣势，该模式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旅游核心城市与旅游边缘城市间的空间互动关系。

就此而言，从区域整体以及大城市的角度看，确立区域的旅游核心区对于区域旅游整体的发展无疑大有禆益。而从小城市的视角来讲，虽然短途的观光游可能会使资源条件极其优秀的小城市沦为职能单一的纯粹观光景点，但对于接待能力一般，特别是资源条件也一般的小型城市来说，核心城市以及同级周边城市带来的丰富客源以及由此省掉的大规模接待设施建设，无疑确保了生存在大都市遮蔽效应下的小城镇们的利益最优化：既保存了原省城镇的古朴风貌，同时也极大地开拓了旅游市场，为本地旅游发展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汪某认为核心与边缘地区应该是一种平等竞争、优势互补、合作互赢的空间关系，“要促进核心-边缘区域关系的变动与转型，达到促进区域旅游增长的目标，就应贯彻邻近联动原则，突出核心-边缘结构中的资源优势互补而不是空间替代竞争，以交通线路为廊道，进行区域旅游合作，带动边缘区成为新的旅游增长点”。国内比较典型的例子像上海同周边的周庄、朱家角、角直，更大范围内同无锡、苏州、杭州、绍兴、黄山等地的联动，可以说上海的辐射范围囊括整个长三角地区。对于外部性的利用，既可以促成不同城市或地区间的优势互补，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资源、客源等比较优势从整体上提高区域旅游竞争优势；同时也可能因为政策引导或者定位决策失误致使旅游胜地逐渐失去竞争优势，进而对旅游业乃至当地居民产生不利影响。在区域联合的发展模式中，周边的城市要特别注意避免由于资源雷同而造成的城市间的恶性竞争，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要学会如何在大都市的光环下找准自己的差异定位，只有这样才能既保住自身的客源市场又能够在夹缝中开辟新的市场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