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模式

2．4．1　国外相关研究

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普遍经历了以低密度郊区化蔓延为主要外在特征的增长阶段。至1980年代，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郊区疯长”之后，这种发展模式的不经济性（高成本、低效率）、生态与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对内城的伤害以及对城市结构的瓦解作用、对社会生活的侵蚀效应已日益凸显，出现了增长的危机。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这种发展模式提出了批评与质疑。在可持续发展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这种郊区化增长模式进行了反思并对新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探索，其中紧凑城市理论、生态城市理论、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等，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

1994年欧共体城市环境专家小组发表了《可持续的城市规划：第一份报告》，该报告把城市视为一个生命的有机体，将生态系统的概念运用于城市，寻求采取一种全面的方法来规划和管理城市。认为“紧凑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使大城市恢复活力，因为分散使大城市人口减少、经济衰落；第二是为了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复苏；第三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同年，英国政府发表了题为《可持续发展：英国的战略》的报告，指出：应当以最可持续的城市形态促进城市增长，而密度是可持续城市形态的重要因素，进而采纳了紧凑城市的建议，把它作为国家土地利用规划政策的核心内容。

英国伦敦大学发展规划小组（Development Planning Unit）的一些学者根据当代城市发展的动态性特点，提出了对于未来城市形态发展的看法，认为“城市的结构形态必须能有效和公平地对付各种人口和活动的快速增长，其中包含有在城市或大城市地区的快速和连续地调整和发展，它必须能灵活的应付不同阶段、不同水平的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

以1996年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Bologna）举行的新城市主义第一次国际会议（the Congress for the New Urbanism，CNU）为标志而诞生的新城市主义力图改变郊区蔓延所带来的松散低密度、汽车优先、功能单一的城市发展模式，其奠基人之一安德雷斯·杜安尼（Andres Duany）和伊丽莎白·普拉特（Elizabeth Plater－Zyberk）夫妇（简称EPZ）提出了传统邻里发展模式（traditional neighbourhood development，TND），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彼特·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提出了公交主导开发模式（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体现了新城市主义规划设计的最基本特点：紧凑、适宜步行、功能复合、可支付性以及珍视环境等（王慧，2002）。新城市主义主张有边界的城市发展模式（urban growth boundary，UGB）——城市发展的生态极限，强调城市的生长性、演替性、多样性、共生性和区域性等；倡导土地混合使用、紧凑发展以及步行、公交友好的交通方式。并从规范和控制城市形态出发，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方法，即梯度方法（transect）和城市开发规范指标（the development code）的方法（Punter，2005）。

无论如何，一个可持续性城市“必须具有便于步行、非机动车通行及建立公共交通的形态和规模，并具有一定程度的紧凑性以便于人们之间的社会性互动”（Elkin，1991）。Oliva（2002）认为直至近期以来才形成这样的舆论，即紧凑型城市形态（compact urban forms）最适合于提供可持续特性，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理念正是对这种思路的系统归纳和总结。精明增长是指既要支持增长，又要规避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Oliver，2002），其目标是通过规划紧凑型社区，充分发挥已有基础设施的效率，提供多样化的交通和住房选择来努力控制城市蔓延（Ewing，1997）。“精明增长”概念实际上成为未来城市采用多样的、混合使用的用地模式，以及创造紧凑、生机勃勃、适宜步行的城市形态的理论基础。随后，又出现了许多关于紧凑型和分散型住区模式的对比研究，这些研究提出了关于各种城市形态的复杂性及其影响的问题。

可持续城市形态研究的另一种模式称为“分散的集中”发展模式，这种聚落模式既支持集中主义者所提倡的城市限制和城市复苏的方针，又支持人口和就业向城镇和郊区分散，认为这种分散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有利于公共设施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弗雷（1999）在《设计城市——迈向一种更加可持续的城市形态（Designing the City：Towards a More Sustainable Urban Form）》一书中，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物质形态和结构进行了探讨。

技术和交通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城市空间形态，世界城市出现了几种有代表意义的发展模式，其中，美国“郊区化”模式以人口郊区化为主，导致城市中心衰败；日本“多中心理论”模式以分散、均衡、协调为目标，在东京城市发展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欧洲“新城建设”模式则力图发展新城，以吸引大城市过多的人口，减轻大城市的发展压力。在以上三种主要发展模式中，日本的“多中心”发展模式是一种更切合大城市发展实际的城市理论，尤其适合高密度的中国城市发展的要求，但“多中心理论”仅仅从减缓单个都市中心发展的压力的角度来考虑，还没有充分发挥“多中心理论”的潜力。事实上，“多中心理论”的意义可以得到进一步挖掘，不仅可以用来指导改造城市结构，也有促进城市形态多样化、宜人化、保护历史街区等多方面的理论上的意义（刘捷，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