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后期，由于西藏与内地和邻国的商业贸易有较大发展，在对内对外商贸交通路线上也兴起一批城市。清代西藏城市发展突破了传统因素的制约，在一些以往不可能出现城市的地方形成了市镇，例如边贸的发展带动了处于边境和省境的贸易集散地发展成为城市，如定日、亚东、昌都、打箭炉等城市的形成，就是清代西藏对以往城市发展的一大突破。相对而言，藏东三江地区在清代的开发程度要低于藏中的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干、支流河谷地带，一些适宜开发的地方由于人力所未及的缘故而处于待开发状态，如江卡位于宁静山之西南、渌河之东岸，具有比较良好的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但由于没有经济原动力，基本处于没有开发或开发程度较低的状态。
清代中后期，除首府拉萨和次中心城市日喀则、昌都等城市有较大发展外，以康定、噶大克为代表的商贸城市和以亚东、江孜等为代表的边境城市也出现较大的发展。
（一）川康商贸城市的发展
有清一代，内地入藏路线主要有三条。一是从北京皇华驿经居庸关外，经陕西、甘肃、四川，由川康道入藏；二是由北京经直隶、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入藏；三是自北京、河南，而后绕道云南中甸进藏[70]。“惟云南中甸之路峻险重阻，故军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而青海路亦出河源之西，未入藏前，先经蒙古草地千百五十里”[71]，路途遥远，沿途驿站甚多，造成“口粮难以接济，水草不便，马匹牧饲维艰”[72]。而川康道“内皆腹地，外环土司”，因此，无论从安全的角度，还是从粮草供应考虑，都远胜于经西北入藏的北线和经云南入藏的南线，故而川藏线逐渐成了清王朝与西藏地方联系的主要途径。“故驻藏大臣往返以四川为正驿，而互市与贡道亦皆在打箭炉云。”[73]随着以茶为主的商贸往来的频繁，川康道逐渐兴旺起来。贸易的兴盛带动了沿线城市的发展，打箭炉也就成为川藏线上的重要城市。
打箭炉，系古地名，位于川西贡嘎山北端跑马山麓，三山环抱，二水夹流，折多河贯城而过。此地在唐宋时属吐蕃，元置宣抚司，明置宣慰司。任乃强认为：“元明时，打箭炉仅属小村，宋以前则荒谷耳。”[74]明末，打箭炉始建黄寺，住民增至30余户[75]。
打箭炉从村落发展成为城市，一是与其区域经济地理位置的优越，成为商贸枢纽有着直接的关系；二是因为打箭炉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清廷在此设治驻军和建城，由此推动了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清初，川藏交通发展，商贸兴盛，打箭炉“地处川藏交通咽喉，是连接内地汉族地区与藏区的最佳结合部”，“凡藏番入贡及市茶者，皆取道焉”[76]。它既是川康藏交通之枢纽，也是联系甘肃、青海、云南等地的要津。“炉城以西，河谷开敞，大道四歧：北循雅拉沟通金川、泰宁、道孚、炉霍、甘孜、瞻化、德格与甘肃、青海各地……南循榆林宫河通九龙、木里与云南各部。西南自折多塘循毛家沟通吉曾、义待诸村。”因此，打箭炉“复为青海甘肃商品所必经，形成全康政治经济之核心，历来治康最高长官俱坐镇此间，其重要可知矣”[77]。清初，茶马贸易成为内地与西藏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川茶成为运往西藏的主要商品，年贸易额近千万斤，川茶皆经打箭炉入藏。由于“汉人不得入番境”，四川的雅安为川藏茶马互市之地，因而多由“番人”到雅安贸易互市地点“以马易茶”。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军事活动的减少，内地对马匹的需求减弱，茶马贸易受到影响。早在明末清初，私茶贸易就深入到打箭炉地方，内地商民渡河携茶参与贸易，或有喇嘛或藏商到打箭炉，用药材或土特产彼此交易[78]，打箭炉成为民间茶叶贸易的交易场所。康熙二十五年，达赖喇嘛请求清廷开设打箭炉贸易，并准许进行其他商品交易，“皇恩准行”。因而打箭炉成为川藏贸易的一个重要市场，不仅大量的茶叶在此交易，而且内地的许多物品也通过打箭炉运往藏区，藏区的各种药材、土特产、黄金等则代替马匹进行交易。康熙二十九年，打箭炉的茶叶贸易已达80余万包。康熙四十一年，清廷命喇嘛达木巴色尔济、郎中舒图、员外郎铁图等前往打箭炉监督贸易。边茶贸易由此大兴，商人云集。随着边茶贸易的发展，打箭炉出现了一种被称为锅庄的商业机构。锅庄原为土司下属的机构，后来演变成类似经纪人的商贸机构，同时也成为来往商人临时居住的旅店和存放商货的货栈。锅庄数量最初只有四家，后因“关外大小土司□朝贡差务□繁，原有锅庄不敷应用，由四家增为十二家，代分差务。嗣因贸易□繁，锅庄建立益多。清中叶增为四十八家锅庄”[79]。嘉庆时，打箭炉每年商贸总交易额已达“一千八百余万两”。由此推动了打箭炉地区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聚集。
打箭炉城市的发展还与清政府加强对川边藏区的控制与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打箭炉在清政府经营西藏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和交通枢纽作用，故而清政府不断加强对打箭炉的控制和治理。康熙四十一年（1702），清廷派化林营把总1员，带兵50名驻打箭炉，以保护钱粮，此为打箭炉有清军正式驻兵之始；清廷还派员驻此监督税务，管理商贸交易，由此打箭炉被纳入到清政府有效管辖之下。康熙五十六年（1717），西藏发生动乱，清廷派军入藏。次年（1718），兵部派副军统领温普带满兵500名驻炉城，又自打箭炉至理塘添设10台站，每站设马6匹，本地夫役4名，以加强边地军事邮传。康熙五十九年（1720），以皇子允禵为护远大将军，统帅六师进藏。其中南路军即由打箭炉出发，经理塘、巴塘、江卡等地，收复了察木多之罗隆宗、嚓哇、坐尔刚、察噶吹宗、衰卓等部落。雍正七年，清廷设置打箭炉厅，“设立文武衙署、仓库税关”[80]，并在此筑城，“雍正八年，始建东南北三门”[81]。城垣坚固，“周一百四十五丈”[82]。
随着清政府对川边藏区控制的加强，打箭炉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城市安全也得到保障，故吸引更多的内地和藏区的商人来炉城进行贸易，而商贸的发展，又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手工业和运输业成为炉城除锅庄业之外的两大行业。手工业以缝茶业、皮房业为主，缝茶业即是为茶叶运输提供包装的行业；皮房业是炉城最早的制革业，主要制作烟熏红牛皮，藏语称路各古玛，主要是销往内地。而边茶贸易的兴盛和手工业的发展，又催生了运输业的发展，由于川藏道路多系山路，除畜力运输外，人力运输占很大比重，而人力运输业是劳动力密集行业。
随着茶马贸易的兴盛，清政府加强对打箭炉的建设和管理，来打箭炉的藏汉商人以及屯垦者愈来愈多。乾隆年间，打箭炉城内住民增至数百户。道光年间，炉城已是人烟辐辏，“市亦繁华，山海各货咸集，凡珠宝等物，为中国本部所无者，每于此地见之；交易之盛，冠于西陲”[83]。
清前期，打箭炉城内居民住房很少，“除兵营、衙门有房舍外，只有少数各族工匠居住的棚户”[84]。至乾隆年间，由于商业、手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推动了人口聚集，街市沿河而建，原来的城垣已容纳不下不断增加的汉藏居民，故而建城区突破城垣向外不断扩展，至光绪年间，炉城已是街道纵横，商铺林立，街市沿折多河东、西两岸布局，各长一二里。河之西岸是商业集中之地，其街道命名多与商贸有关，如营盆街、诸葛街、老陕街、明正街、茶店街、兴隆街、河西横街、安家锅庄巷子、小丹珍锅庄巷子、木家锅庄巷子等；河之东岸则以居住为主，有蜂窝街、大石包街、马市街、两岔街、河东横街、将军桥街等街巷。城内有将军桥、上桥、中桥、下桥等四座木桥将两条长街连接起来，使河两岸的交通往来较为便捷。
清代，打箭炉的建筑分为官署、锅庄、民商住房和庙宇等。
官署主要有明正土司衙署、税关监督署、打箭炉同知署、照磨署、阜和协署、把总署等，各官署尤以明正土司衙署规模宏大，占地甚广。
锅庄建筑是炉城早期的主要建筑，几乎占城市建房面积的一半。炉城48家锅庄分布在河东的19家，河西29家；姊妹锅庄10对，20家，单锅庄28家。锅庄各自建房，均为藏式建筑，但结合汉式布局，多为一进几院的布局，如甲绒色（木家锅庄）有大院坝一个，小院坝一个，还有经楼和花园，瓦斯碉（包家锅庄）更是宏大，占地面积6800平方米，建筑面积5790平方米[85]。
另外，清中期以后汉族商人多在炉城设立商号，部分汉人也在此定居，木结构房屋逐渐代替原石砌碉房，汉式建筑多为穿逗木结构一楼一底小青瓦屋面，房屋低矮，“富有之家在正房后建有一小房，四面围以高出屋面约2尺长石墙，他们以厚5寸的木板包上铁皮做成，俗称‘土库’，用以存放家庭贵重物品”[86]。
清前期，炉城以藏人为主，故多建藏传佛教寺庙，先后建有喇嘛寺7座（3座在城区，4座在近郊）。随着汉族、回族等各族商民来炉城人口增多，为了满足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居住者的精神需要，又修建了藏、汉族寺庙坛阁共21座，回族清真寺1座，清季又建天主教福音堂1座。
清季，打箭炉成为川藏交通线上的重要城市之一，并由此带动沿线部分城镇的兴起与发展。清代，川康路沿线设立了许多粮台和塘铺，“自打箭炉出口至藏计程不及五千里，共安台八十四处，安汛十三处”[87]。此外，还设立了打箭炉、理塘、巴塘、察木多、拉里、拉萨6处粮台，各驻文职官员一名。为了修建台站，清政府修通了道路，汇聚了一定的人口。随着川藏间贸易的频繁，此一交通线成为内地与西藏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带动了沿线商贸集散地的形成与发展。这些集散地也逐渐发展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如江卡，地势平坦，位于巴塘和乍丫之间，是通往达拉宗、希桑昂邦、拉龙、春朋、官角等处的捷径。因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廷在此驻兵巡查防守。而且“有汉人寺在南墩，每年七月巴察二地客民皆云集贸易，如内地庙会”[88]。洛隆宗是川康路上的重要一站，“土地丰沃，物产骈集，以瓷器为最著，输出邻近诸国，颇获利益。由洛隆宗东80里，沿潞江上源有一大桥，即嘉裕桥也，土人称为‘三霸桥’，为西藏著名大桥”。硕般多，位于西藏、青海交界处，“居硕布楚河之右岸，有城郭，人民半住城内，盖已脱番风筑室而居者”[89]。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随着川藏贸易的繁荣，沿线驿站、粮台的设立，使得沿线的打箭炉、里塘、巴塘、昌都、洛隆宗、硕般多等城镇得以兴起和发展。
（二）边境城市的发展
西藏地区地处边陲，与印度、锡金、尼泊尔接壤，边境线绵长，自古以来就与邻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清代，西藏与邻国的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并突破了传统因素的制约，在边境地区形成了多个重要城市。
清季，随着西藏被迫对外开放，多个边境城市成为对外通商口岸，边贸有了更大的发展，而边贸的发展则带动了边贸城市的发展，其时西藏发展较好的边境城市主要有噶大克、亚东和江孜。
（1）藏西北边境城市噶大克。噶大克又称堆噶尔本、噶尔波，或称加托克，位于西藏西北部的阿里地区印度河上游狮泉河之滨，海拔高达4000多米，气候条件恶劣，地理环境极差，其地当四达之冲，东通日喀则、拉萨，西通波斯、阿富汗，南通印度、尼泊尔，北通新疆，为藏境西陲之锁钥，西藏西部的交通枢纽，为阿里地区重要的商贸城市。噶大克离中印边境步行约6天路程，因而与印度的经济往来较为密切，每年夏季有不少西藏商人运来数量甚多的西藏和中国内地的土特产品，噶大克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中外商人的汇聚地。中国商人或直接在此与印度商人交易，或将货物运至印度和克什米尔地区进行交易。因此，每到夏天噶大克就人头涌动，货物山积。然而秋天一过，天气变寒，中外商人都相继离开；进入冬天，大雪封山，噶大克就变得非常萧条[90]。因而噶大克的固定建筑相对较少，每年夏天这里就成为“由无数的帐篷组成的大型营地，而不是一个由房屋建筑组成的城镇”[91]。噶大克的地位十分重要，但在清中期一般人皆不识此地。“前《通考》及《会典》《一统志》皆无此地名。”然而随着噶大克商贸的发展，“近人目为阿哩部之首邑，英人索开商埠。其地有那古河，加托克河合流，西北出境，即印度河之上流也”[92]。光绪三十年（1904），英国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开放噶大克，并派出商务代办驻此地，开埠通商使噶大克成为西藏西部最大的贸易市场，聚集了西喜马拉雅山地诸邦的各色商人，比如拉达克、拉胡尔、斯丕提、库鲁等边境小邦，拉萨的商队也把砖茶等商品带到噶大克出售给这些小邦商人。噶大克作为西藏西部的商业中心，成为地区性特产的集散地，虽然与中国东部的开埠通商城市不能相提并论，与现代意义的商贸中心有巨大差距，但却已经成为西藏阿里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商贸城镇。因而不能因为其城市功能不完善，城市规模不大，而否定其地位和作用[93]。
（2）亚东。亚东隶属于帕里宗，清代中前期只是卓木山谷里的一个小山村，藏语意为漩谷，急流深谷，又称卓木。亚东扼守着亚江峡谷，俯瞰孟加帕里拉平原，地处西藏东南部，东临不丹，西南邻锡金，与印度领土相距不远，是藏南地区的军事重镇。1888年，英国派遣军队对设卡防守隆吐山的藏军发动突然进攻，藏军虽顽强抵抗，但是清政府坚持退让，与英议和，双方于1890年3月17日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3年12月中英签订《中英会议藏印续约》，规定“亚东订于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开关通商，任听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由印度国家随意派员驻寓亚东，查看此处英商贸易事宜”[94]。另外还规定英商可以在亚东随意往来，租赁住房、货栈。光绪三十二年（1906），中英再次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在其附约第二款又规定：“西藏允定于江孜、噶大克及亚东，即行开作商埠，以便英藏商民任便往来贸易。”[95]亚东开埠后，因其特殊的区位优势，迅速成为中国西藏与印度进行贸易的主要通商口岸。《西藏志》载：“清光绪十九年始以此地为互市场，自后日兴月盛，造成西藏惟一之商埠。由印度及广东方面所来之输出、入品，皆须经过此地，驻藏大臣设置税关于此，时时巡视。”[96]亚东“输出品以羊毛、麝香、犁尾、羔皮、食盐、硼砂、金等为大宗，输入品为米、茶、果、呢布、棉布、手巾、烟草、糖盐、武器，及各种货物如火柴、洋伞、镜、胰皂等为多”[97]。这些英印货物从亚东进口后，经江孜等城市转输西藏各地，使得原本处于边缘的城市因中印贸易的增长而繁荣，亚东遂从一个小村落发展成为藏南地区的商贸重镇。
亚东开埠后，成为中国西藏南通印度的重要门户，西藏主要货物进出口均经过此地。“由印度极北之铁路车站大吉岭，至亚东80里，仅7日程。”[98]清季设亚东关与靖西关，亚东关属于北京总税务司监督，靖西关乃隶四川总督管理，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间，“藏印贸易总额达290余万元，当时江孜与噶大克尚未开放，商场仅亚东一处，其盛况可想矣”。开埠后，英人在距其北部五公里的下司马设立关卡，修建房屋等，实际上将亚东一地北移，扩大了商埠面积和权限。亚东商埠内设有电报局、邮局、医院、学校，“印度兵25人，即驻扎于此”[99]，“高楼大厦，红瓦碧垣，颇具新市场之观”[100]。此外，还设立了私立小学亚东学校，招收附近的藏民和商人子弟入学，讲授英、印语文及算术，学生最多时达40人[101]。
（3）江孜。江孜位于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支流年楚河上游北岸峡谷地带，地处冈底斯山与喜马拉雅山之间，地势南北高。“江孜”意为“胜利顶峰，法王府顶”，许多史籍称其为“季阳则”。江孜在“拉萨之西南，日喀则之东南，绾毂两藏，为前后藏货物之集散地，地位十分重要”[102]。江孜为萨迦、日喀则、亚东关口通往拉萨的必经之地，“南有帕里边寨，东连布鲁克巴，西通哲孟雄，外接西洋部落噶里噶达。东有千坝，南有宗木小部落，西南有定结，北有拉孜，皆有官寨”[103]。所以江孜很早就成为佛教徒、商贾、游人汇集之处。光绪三十年（1904），英军在荣赫鹏的率领下入侵西藏，江孜军民经过三天三夜的抵抗，后因武器悬殊太大，人员伤亡惨重，被迫撤离。英军占领江孜后，“便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奸淫妇女和破坏寺庙，曾将八角曲登里面最大的一尊神砍了几刀，翟金寺更是破坏得破烂不堪”[104]。这场战争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中英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而结束，条约规定：“西藏允定于江孜、噶大克及亚东，即行开作商埠，以便英藏商民任便往来贸易。”此后江孜正式开为商埠。开埠后的江孜，充分发挥了其地理位置的优势，城市商贸得到较大发展，其“贸易以不丹为主，商业地位亚于拉萨、日喀则，而甲于亚东、噶大克，为西藏第三大都会，输出品多金砂、藏香、麝香等，制造业亦盛；如织物、毛毡、马鞍等，颇称有名”[105]。英印政府在江孜南面年楚河左岸彭康地区租地修建营房，占地南北约长300米，东西宽约200米，外筑围墙，内有兵舍五六座，共60余间营房，内分设代表处、护商队、邮电局、无线电台和运输处等机构，电报电话南通印度，北通拉萨。英国在江孜有常驻军队数十名，最多时达200余人，成为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活动中心。
英国打开西藏大门后，凭借种种特权，不断扩大对西藏的经济侵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英属印度卡茨曼达斯·帕鲁克·钱德公司在亚东、江孜等地建立分号，直接对西藏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收购。另外，拉茨曼达斯·兰姆钱德公司、帕鲁克钱德·列克米钱德公司也相继进入西藏，他们雇用了大批西藏商人作为代理人，因而不数年，英印商贸公司在西藏各地几乎垄断了西藏的土特产品贸易，尤其是羊毛、麝香等的出口业务。“西藏每年出口之大宗为羊毛，百余万卢比，次为麝香与皮张，各约50万，再次为羊毛，约5万，共200余万（卢比）”[106]。随着开埠通商，亚东、江孜等地的商贸业得以快速发展。英国相继在亚东、噶大克、江孜设立商务委员会，后又在拉萨设立商务代表。随着开埠通商，这些城市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外，除亚东、噶大克和江孜外，还有部分规模较小的边境城市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如后藏城市聂拉木，是尼泊尔进入后藏的重要通道，由此到尼泊尔首府加德满都约5日即可到达，临近城镇主要有萨迦、定日等，在这里经商的大多为尼泊尔人。清廷在此设置官吏，对出入者进行严格检查。
清中前期，随着西藏社会的稳定，川藏贸易得到了恢复发展，形成了打箭炉、昌都、硕般多等贸易城市。清末开埠通商，亚东、江孜、噶达克等边贸城市也随之而兴。因此，清代西藏城市中除拉萨、日喀则等政教中心城市有较大发展外，一批商贸城市和对外通商口岸城市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尽管西藏地处闭塞之地，但依然受到冲击。由于西方势力对西藏虎视眈眈，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管理，也在西藏推行新政改革，西藏城市开始出现早期现代化转型，但由于西藏缺乏发展现代化的各种条件，因而这种早期现代化转型相当缓慢。
作者：何一民
本文原载《城市史研究》，2013年第1期
【注释】
[1]何一民：《从政治中心优先发展到经济中心优先发展——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陈耀东：《中国藏族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3]赤烈曲扎：《西藏风土志》，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
[4]《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五年二月庚辰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清世宗实录》卷52，雍正五年正月三十日丁巳条，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编：《清实录·藏族历史资料汇编》，1981年，第89页。
[6]戴新三：《布达拉的跳神大会》，《西藏地方资料集成》第1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第86页。
[7]徐瀛：《旗林纪略》，《西藏地方资料集成》第1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第81页。
[8]（清）松筠，黄沛翘撰：《西招图略 西藏图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3页。
[9]《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辑：《西藏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页。
[10]《西藏政教合一制》，《西藏地方资料集成》第1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11]《清高宗实录》卷1318，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2]（清）福康安撰：《重修双忠祠碑记》，黄沛翘：《西藏图考》卷7，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清高宗实录》卷1318，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清高宗实录》卷1318，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5]《清高宗实录》卷1339，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6]周霭联：《西藏纪游》卷4，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17]《雍正十一年七月十九日青保等奏》，《雍正朝西藏事务宫中档满汉奏折汇编》，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1980年印。
[18]策仁旺杰：《颇罗鼎传》，汤池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20页。
[19]陈观浔：《西藏志》，何金文整理点校，巴蜀书社，1986年，第87～88页。
[20]松筠，黄沛翘：《西招图略 西藏图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21]许光世、蔡晋成纂：《西藏新志》上卷《都会》，上海自治编辑社，宣统三年。
[22]《拉萨厅志补编》“概况”，《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6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23]嘉庆《大清一统志·西藏·建制沿革》，《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2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57页。
[24]陈观浔：《西藏志》，何金文整理点校，巴蜀书社，1986年，第87～88页。
[25]陈观浔：《西藏志》，何金文整理点校，巴蜀书社，1986年，第87～88页。
[26]［意］依波利多·德西迪利：《西藏纪行》，杨民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7页。
[27]［意］依波利多·德西迪利：《西藏纪行》，杨民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28]［印］萨拉特·钱德拉·达斯著，［美］W．W．罗克希尔编，陈观胜、李培茱译：《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
[29]（清）吴廷伟：《定藏纪程》（未刊本），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
[30]《康藏史地大纲》，《中国边疆史志集成》第1部，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影印，2005年，130页。
[31]《大将军福康安等奏察看后藏地方情形折》，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
[32]（清）王我师：《藏炉述异记》，《西藏图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33]（清）和琳纂：《卫藏通志》，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34]（清）松筠：《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7页。
[35]（清）陈观浔：《西藏志》，巴蜀书社，1986年，第109页。
[36]［英］塞缪尔·特纳：《西藏扎什伦布寺访问记》，苏发祥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1页。
[37]［英］克莱门茨·R·马克姆：《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乔治·波格尔西藏见闻及托马斯·曼宁拉萨之行纪实》，张皓、姚乐野译，石硕、王启龙校，四川民族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53页。
[38]［俄］崔比科夫：《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王献军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4页。
[39]（清）许光世、蔡晋成：《西藏新志》上卷，上海自治编辑社印行，宣统三年。
[40]［俄］崔比科夫：《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王献军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2～283页。
[41]［意］依波利多·德西迪利：《德西迪利西藏纪行》，菲利普·费立比编，杨民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
[42]《清高宗实录》卷1421，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3]《清高宗实录》卷1411，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4]《清高宗实录》卷1454，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5]（清）许光世、蔡晋成：《西藏新志》上卷，上海自治编辑社印行，宣统三年。
[46]土呷：《吐蕃时期昌都社会历史初探》，《西藏研究》，2002年第3期，第90页。
[47]王川：《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
[48]多杰才旦：《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369页。
[49]赤烈曲扎：《西藏风土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7页。
[50]谢廷杰：《西藏昌都史地纲要》，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6页。
[51]《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辑：《西藏志》，1982年，第18页。
[52]（清）松筠：《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5页。
[53]赤烈曲扎：《西藏风土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1页。
[54]杨仲华：《西康纪要》下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24页。
[55]（清）陈观浔：《西藏志》，何金文整理点校，巴蜀书社，1986年，第88页。
[56]（清）松筠：《卫藏志》卷3《山川》、卷4《程站》。
[57]（清）萧腾麟：《西藏见闻录》卷下《程途》吴丰培跋语，吴丰培整理本，第25页。
[58]刘赞延：《昌都县志略》，《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59]赵心愚、秦和平：《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59页。
[60]刘赞廷撰，张羽新增补：《昌都县志·商情》，《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7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61]赵心愚、秦和平：《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59页。
[62]翁之藏：《西康之实况》，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第42页。
[63]王廷远：《昌都历史述》手稿，昌都地区档案馆藏。
[64]（清）陈观浔：《西藏志》，何金文整理点校，巴蜀书社，1986年，第88页。
[65]赤烈曲扎：《西藏风土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0页。
[66]多杰才旦、江村罗布：《西藏经济简史》（下），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550页。
[67]（清）王世睿：《进藏纪程》，楊復吉編：《昭代丛书·丁集新編》五十卷，光緒二年重印本
[68]赵心愚、秦和平：《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60页。
[69]赵心愚、秦和平：《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60页。
[70]（清）王我师著：《藏炉总记》，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抄》，光绪三年铅印本。
[71]（清）黄沛翘：《西藏图考》卷2，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8页。
[72]《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五，页七。
[73]（清）黄沛翘：《西藏图考》卷2，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8页。
[74]任乃强：《西康图经》，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77页。
[75]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新亚细亚学会，1935年，第71页。
[76]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打箭炉志略·山川》，《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1979年印。
[77]（清）刘曼卿：《康藏轺征》，《中国西南文献丛书》之《西南史地文献》第34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
[78]（清）曹抡彬修：《雅州府志》卷10，乾隆四年刻本。
[79]朱祖明：《明正土司之过去与现在》，《康导月刊》第6卷8期，1945年5月。
[80]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打箭炉志略·城垣》，《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1979年印。
[81]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打箭炉志略·城垣》，《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1979年印。
[82]嘉庆《大清一统志》，《四川统部·城垣》。
[83]（清）魏源：《圣武记》卷5《外藩》，中华书局，1984年，第229页。
[84]包保邓朱仁青：《康定瓦斯碉锅庄的概况》，《康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9页。
[85]刘仕权：《康定四十八家锅庄》，《康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8页。
[86]四川省康定县志编纂委员会：《康定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
[87]（清）萧腾麟：《西藏志》，《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2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88]（清）黄沛翘：《西藏图考》卷3，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7页。
[89]（清）陈观浔：《西藏志》，何金文整理点校，巴蜀书社，1986年，第88页。
[92]（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30，商务印书馆，1936年。
[94]《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光绪条约·英约》（十九年癸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第178页。
[95]《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光绪条约·英约》（三十二年丙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第230页。
[96]（清）陈观浔：《西藏志》，何金文整理点校，巴蜀书社，1986年，第88页。
[97]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年，第46页。
[98]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年，第45页。
[9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235页。
[10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101]《第一届国民大会青海蒙藏代表简历》，《边疆通讯》1948年6卷4期，第199页。
[10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103]赵尔巽等：《清史稿·地理志》，中华书局，1996年。
[104]魏克：《1904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调查记》，《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33～34页。
[105]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年，第46页。
[106]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458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