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物产业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关口

从世界生物产业发展趋势来看，目前正处于生物技术大规模产业化的开始阶段，未来20年将是生物产业快速发展期。到2020年以后，生物产业将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从我国生物产业发展现状来看，现代生物产业正在崛起，在生物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与国际水平相比，总体上处于第二方阵（欧美等发达国家处于第一方阵），居发展中国家领先水平。在生物技术的研发阶段，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相差不大，大约为5年左右；但在产业化阶段，则差距拉大，大约相差10—15年。综观世界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情况，我们认为，未来20年是我国生物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可以说，目前我国生物产业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搞得好，抓住了这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我国就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先进水平的差距，甚至有可能在某些领域或某些行业实现赶超，并带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搞得不好，特别是不能突破体制和机制的制约，而使我国生物技术在产业化方面与世界差距越拉越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一旦跨国公司形成市场垄断后，我国不仅失去跨越发展的机会”窗口”，而且民族生物产业也将走向边缘化，即有可能再次与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失之交臂。

一、我国生物产业具备跨越发展的良好基础和条件，完全可以有所作为

（1）具有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1965年，胰岛素的首次人工合成；杂交水稻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基因组研究、组织器官工程、生物芯片、克隆技术、干细胞技术等都有较高水平，接近或达到世界前沿水平。根据对中国专家的调查，在83项备选技术中，有76项与领先国家的差距在5年以内，占92%；有7项与领先水平居于同等水平，占8%。可以说，我国现有的生物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基本同步，起点较高、差距较小。

（2）具有初具规模的产业基础。一般认为，我国广义的生物产业（包括整个医药工业）产值，估计在4000亿—5000亿元。其中，现代生物产业（即狭义的生物产业）产值大约为300亿—400亿元。目前涉及现代生物技术的企业有5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其中涉及医药生物技术的企业300多家，涉及农业生物技术的企业200多家，一些生物技术的新建公司正在崛起，每年增加近100家新公司。目前已批准抗虫棉等6种转基因植物商品化，近200种等待批准；已有20种生物技术药物投入生产，近50个将在5年内上市。生物医药制品销售额1986年2亿元，2000年达200亿元，增幅近100倍。全国各地已经建立60多个生物技术相关园区。

（3）具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基础。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共向国外派送留学人员32万名。在现有留学生中大约有60%是从事生物和医学研究的，而且有许多人已经在各自领域取得重大成就。全球生物技术领域近30%的论文，是华人参与或主持下完成的。以Science杂志为例，1999年有中国人参与的论文数达到189篇，占总数的50%以上。

（4）具有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跨国公司将世界各国纳入自己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范围，发达国家将在本国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求成本最低和利润最大化。生物产业发展也不例外，一些发达国家以CRO、CMO等形式将医药的研发、加工制造、甚至是临床试验都转移到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已加入WTO，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加之基础设施完善、工业基础较强、劳动力数量庞大和价格低廉、市场需求巨大，具备发达国家转移产业所需的各方面条件，可以说是它们最理想的选择地。同时，我国人才素质较高，经济实力强大，完全有能力承接发达国家生物产业或其产业的某些领域（环节）的转移，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为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

（5）拥有丰富的资源和物种优势条件。我国是世界上生物资源、生物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生物基因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的基因资源，包括中国人的基因资源及工、农、医药相关的动、植物和微生物基因资源，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我国现已收集与重大疾病相关的中国人家系3000多个，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32万份，建立了全球保有量最大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库。

（6）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优势条件。我国经济增长快、人口基数大，13亿人口吃饭、13亿人吃药，20亿亩耕地需要新的农作物品种，潜在市场极为庞大。例如，药品需求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药品消费增长一般都高于GDP增长。据测算，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年药品消费分别为300美元、50美元和10美元。随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即使按目前中等国家人均药品水平测算，我国的药品消费将增加5倍。老龄人口增多是药品消费增加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人为1.3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0%左右。预计到2015年将超过2亿，2050年将达到4亿，届时老龄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将达到1/4。目前我国10%老龄人口的药品消费占全国药品消费总量的50%，到2005年老龄人口药品消费将达到616亿元，比2000年净增80亿元。

此外，我国还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像当年搞“两弹一星”一样，下大决心，举全国之力，在生物技术及产业实现重点突破，有所作为，以确立在世界生物产业发展的一席之位。

三、我国生物产业具有多层次的比较优势，完全可以形成国际竞争优势

（1）在生物与医药工业方面，我国在原料药、中药、仿制药领域、在产业链的中下游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具有比较优势

在目前世界生物产业中，生物与医药工业占主导地位，生物医药产值占现代生物产业产值的70%以上。由于新药的开发资金需求量巨大，一般为8亿—10亿美元；且开发周期较长，一般为5—10年，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新药的研发上都不具有比较优势。我国也不例外，在生物与医药工业产业链的上游（研发阶段）总体上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我国人工成本低，又有大批生物与医药人才，因而研发成本低，在CRO方面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可以积极承接国际转移的CRO业务，并通过不断提高研发水平来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和国际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在生物与医药工业产业链的中下游——实（试）验、临床阶段和生产加工阶段，因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加之具有较好的制造业基础，而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我国完全可以在产业链的中下游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CMO业务，使我国成为世界生物与医药工业制造中心。

此外，由于我国地域的广阔，生物资源的丰富和物种的多样性，使得我国在原料药、天然药物、中药等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特别是作为我国传统民族医药的中药更具有绝对的比较优势。例如，2003年国家批准的中药新品种共有251种，其中一类新药有4种、二类新药有11种。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又使仿制药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些领域目前尚处于技术层次和价值含量的中低端，未来的发展是如何提高技术层次和价值含量，以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

（2）在生物农业方面，我国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我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政府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在生物农业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从总体来说，研发实力处于发展中国家领先地位，在发展中国家具有竞争优势，局部技术领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在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

在转基因植物方面，我国因在1992年首先在大田上种植了抗黄瓜花叶病毒转基因烟草，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品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1999年，我国基因工程改良棉纤维研究成功，培育出具有优良综合农艺性状的彩色棉花新品种“棕絮1号”和“绿絮1号”，使中国成为世界彩棉研究和开发的第二大国。我国是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自主研制抗虫棉的国家。我国抗虫转基因水稻的研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我国科学家独立完成了籼稻的全基因组测序，成为少数几个能独立完成主要作物测序工作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正在研究的转基因植物种类达47种，涉及各类基因103个。

在转基因动物方面，我国在世界上率先绘制完成了家蚕基因组“框架图”，这是继完成人类基因组1%测序工作、水稻基因组“框架图”和“精细图”后，中国科学家向人类贡献的第三大基因组研究成果。目前我国已进行的转基因鱼、畜禽动物基因工程研究已达30余种；首例转基因试管牛于1999年问世；还先后研制出了克隆羊、克隆兔、克隆牛等动物。

在生物农业的产业化方面，我国也居世界前列。2002年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达百万公顷以上的国家共有4个，依次为美国、阿根廷、加拿大、中国。中国210万公顷，占全球转基因作物总面积的3.6%。转基因抗虫棉在我国推广应用面积已达到棉花种植总面积的50%以上。2003年我国自主研制的抗虫玉米已被批准进行生产性试验。目前抗虫转基因水稻正在申请生物安全证书，产业化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据专家估测，如果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将会给农民增加每公顷980元的收入。

此外，我国还具有丰富的农作物种质资源。目前已经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32万份，建立了全球保有量最大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库。这为未来我国生物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在生物能源、生物环境等方面，我国因原料丰富和市场需求巨大而存在很大的发展潜力，在技术突破后将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

美国生物质转化为高品位能源利用已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占该国一次能源消耗量的4%；德国生物柴油已应用在奔驰、宝马、大众、奥迪的轿车上，全国现有900多家生物柴油加油站。但从世界生物能源、生物环境等产业的总体发展来看，美、德等国生物产业尚处于产业形成期或产业的起步阶段，甚至于产业发展的一些重大而关键的技术还未研发出来或没有取得突破。我国在此领域，目前尚未表现出明显的比较优势。但是，我国用于形成生物能源的原料丰富。例如，我国生物能源的原料主要有农业废弃物、粮食加工废弃物、木材加工废弃物和城市生活垃圾等。其中，农业秸秆年产量6亿吨，加上林业废弃物，折合能源75亿吨标准煤；农产品加工和养殖场的废弃物，理论上可产生沼气800亿立方米，相当于5700万吨标准煤；城市垃圾处理也可回收大量能源，预计2010年我国城市垃圾年产生量将达21亿吨，如果30%用于燃烧发电，60%以填埋的方式处理，可年产生能源500万吨标准煤。此外，我国数量庞大的陈化粮可为燃料酒精的生产提供充足的原料，也可将玉米（特别是转基因玉米）作为燃料酒精的原料。这为技术突破后的大规模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我国是能源短缺大国和环境污染大国，对生物能源和生物环境产业发展的市场需求巨大。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石油年消费量将达到4.5亿—6.1亿吨，而国内可供应量仅为1.8亿—2亿吨，我国天然气需求总量将达到1450亿—1650亿立方米，其中500亿—600亿立方米要靠进口。这两种重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将分别达到60%和34%。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更为突出：80%的河流被污染，1/4的国土面积缺水，1/3的城市缺水，2000多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1/3，沙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8%；200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占世界总量的13%，到2020年排放量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全国垃圾存量高达60亿吨，有220个城市已陷入固体垃圾包围之中。仅我国造纸行业，年排放废水量就达40亿吨，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的1/6。从需求拉动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未来该产业发展的潜力不可限量。

如果能化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为竞争优势，那么我国的生物能源、生物环境产业将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将推动我国生物产业有一个巨大的发展。

三、我国生物产业发展面临严重的体制和政策约束，极大地影响了生物技术的产业化步伐

我国生物产业虽然具备了跨越发展的良好基础和有利条件，也在全球生物产业的不同技术层次、不同领域和产业链条的不同位置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和挑战。

（1）体制约束

一是科研体制。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科研机构与企业“两张皮”，产学研不能很好结合。国家把研发经费投入到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做实验、搞研究是为了写论文、发文章、评职称和评比获奖，而对科研成果能否转化为产品、能不能为企业和市场所接受则不大关心，更没有把科研工作重点放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化、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高度上来。这种体制不利于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利于产业化发展。这也是企业感到技术缺乏的原因之一。

二是投融资体制。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以国有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不利于生物产业发展，缺少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特别是缺少多层次、不同阶段的风险投资机构和有利于风险投资退出的创业板市场，使生物技术公司在研发阶段和产品开发早期得不到资金支持。

三是医疗卫生体制。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医药不分家、国有医疗机构的垄断体制、国有单位的医疗费用报销体制以及目前实行的招标采购制度等等都严重阻碍了医药企业的发展，使医药企业（包括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只得到药品利润的15%（据企业反映，药品销售收入的42%流失于医疗机构，一年就达1000亿元，其中给医院医生个人现金一年就达400亿—500亿元，而在私立医院医生吃回扣、拿红包的现象就可以杜绝），从而大大地消弱了医药企业再投资和研发投入能力，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

四是教育体制。与生物产业发展有关的主要问题是人才的培育。目前的教育垄断和封闭体制、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不能培育出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复合型人才，也跟不上市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正是企业感到人才缺乏的原因之一。例如，现在我们已进入高科技时代，各行各业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因此研究生教育就不能只局限于培养研究型人才，应当转向培养更多的应用型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美国的硕士学位，学术型的只占15%，专业型的或者是应用型的占85%。

（2）机制约束

一是科研成果转化机制。目前科研成果转化存在严重障碍，主要是缺少技术转让的机制、高技术产业的产权交易机制和资本重组机制，不能使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资源与社会上的管理、营销和资本运作等资源结合，不能使科技成果更快地实现产业化。它包括缺少科研成果的中介评估机构、科研成果的孵化器、产业化前的中试平台（工程中心）、企业与科研机构的信息沟通渠道以及从事生物技术信息咨询、技术评估（特别是生物安全性评估）、专利（特别是国外专利）代理、投融资、法律等方面的中介服务机构等等。例如世界最大的CRO机构——美国Covance公司，主要从事包括药物发展战略、组织全球范围新药临床评价、药物生产、实验室设计、交互实验管理、药品包装等涉及新药研制的全方位综合咨询评估。1999年该公司经营额高达8.29亿美元，纯利润达5359万美元。

二是人才使用机制和收入分配上的激励机制。主要是缺少对现有人才的教育、培训和充分发挥使用机制，缺少吸引外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汇集机制，特别是缺少在收入分配上的激励机制，导致人才流失严重，使我国生物产业发展的人才缺乏。

（3）政策约束

主要是生物企业税负重，缺乏优惠政策支持。目前我国生物企业增值税率在13%—14%，大大高于其他行业。由于生物企业产品的成本结构与一般产业不同，能抵扣的直接材料成本所占比重不断降低，以研究开发费、中试费用、技术引进费用为主的间接费用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这些开支不能纳入进项税抵扣，从而造成技术含量越高、税收负担越重、成本越高的逆调节现象，严重制约着生物企业的发展。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由于生物技术产品从研究开发、临床试验到上市的周期长（至少在5年以上），大多数企业享受不到“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可以说，现行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都不利于生物产业发展，不适合生物企业。

正是这些约束使我国生物产业在技术研发阶段接近世界水平，而在产业化阶段就与世界的差距拉大。当年我国在发展信息产业时，开始在技术研发方面，与国外差距很小，但到产业化方面差距拉大了；后来受体制、机制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产业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至失去了抓住信息产业革命的机遇实现跨越发展的可能。这应该引起我们极大的警觉和深刻的反思。在新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到来之际，我们绝不能再次重蹈覆辙。

据国家发改委课题组对1182家生物企业的调查反映，资金短缺、融资渠道不畅是当前我国生物产业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其次分别是人才缺乏、政策问题和技术缺乏。但是，这些制约因素都是问题的表象，而非问题的本质。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我国生物产业大发展，必须解决根本问题，即体制与机制问题。例如，作为首要制约因素的资金短缺问题，其实就全社会资金来说，目前我国并不短缺，我国利用外资一直居世界前列，甚至由于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还出现了加剧国内资本过剩的现象，1998—2002年间，我国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的差额在不断扩大，由1万亿元左右扩大到4万亿元左右，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高达4700多亿美元，大大高过国际标准，已呈现负效应。问题的症结在于金融体制和投融资体制。人才缺乏的根源在于教育体制、人才培育机制、收入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问题。技术缺乏的根源在于科研体制和科研成果转化机制问题。政策问题反映的是政府决策层的观念和意识问题，如果政府和决策层认识到生物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就会下大决心，集中人、财、物等各种资源去积极发展，就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就会加快新药等审批程序，就会成立统一协调和领导机构，以支持生物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在众多的制约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体制与机制问题。如果体制与机制问题解决了，其他的资金问题、人才问题、技术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反之，体制与机制不好，再多的资金也干不成大事，人才也留不住，技术创新也出不来，政策再好也会被“歪嘴的和尚念错了经”。所以，中国能否抓住这次生物产业革命机遇的最大挑战是，能否解决好生物产业发展中的体制与机制问题。虽然体制与机制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发展中的共性问题，但是如果不解决这一共性或普遍性问题，个性的或特殊的生物产业也就无法在“夹缝”中生存，至少是不会生存得很好。这也是我国信息产业没有抓住机遇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必须解决好这一根本性问题，否则，还会重蹈信息产业的覆辙。

（此文发表于《中国创业投资与高科技》杂志，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