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文化建设“成都模式”的基本特征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基础底蕴和核心竞争力。社区文化建设是现代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文化建设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现代化程度和一个民族文化教育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包括成都市在内的全国大中城市都高度重视社区文化建设，各地都在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西部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的成都市，近年在统筹城乡、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大力推进城乡社区文化建设，形成了具有成都特色的经验模式。

成都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经验模式就是，始终坚持把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民生工作重要内容，切实肩负保障城乡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责任，大力开展基层公共文化建设，扎实推进城乡基层文化一体化发展，积极引导组织群众性社区文化活动，初步建立惠及人人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0年5月30日，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出席于成都召开的“全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明确提出，成都统筹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社区文化设施建设的做法和经验，对推动全国社区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2] 成都市蓓蕾社区、金沙公园东社区、同德社区、康庄社区、都江堰市石碑社区、棋盘社区的综合文化活动中心，这些社区文化建设已成为成都基层文化建设的缩影，成为全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成都标本”。

社区文化建设“成都模式”的主要特征如下：

1、社区文化建设的民生导向

所谓社区文化建设的民生导向，就是指社区文化建设要基于社区居民的现实和实际需要进行规划与建设。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社区文化建设也必须从维护和保障社区绝大多数居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这个角度而言，社区文化建设就是一个社区民生工程，必须把代表社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社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作为社区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成都市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需要，所有的社区文化建设项目都以居民的需要为宗旨。近年来，成都市在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广泛征求民意，按照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在广大社区进行社区生活污水设施改造、文化娱乐设施更新和绿地改造等一系列事社区基础设施改造的工程。自2008年以来，成都市还颁布并实行了《关于村（社区）村关级公共服务配置标准的意见》，实行城乡统一的社区文化建设。通过社区的“亮化”、“美化”工程，为社区提供温馨的社区自然环境。此外，成都市街居还根据社区居民的兴趣、爱好，积极引导广大社区居民成立了各种社区文化娱乐协会和文化娱乐小组，为广大社区居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成都市在社区文化建设中，高度重视“社区养老文化”建设，每一个社区都有专供老年人进行文化活动的场地和设施，很多社区还专门设立了“老人日间照料站”、“托老所”等社区助老便民服务机制和便民服务组织。很多涉农社区还把失地农民组织起来进行专业教育培训，帮助他们转变角色，寻找新的工作岗位，尽快适应城市社区生活。如金沙社区就设置了蜀绣培训点，专门面向社区失业人员。2006年以来，该培训点已经让36名失业女性实现了灵活就业。^[3]

2.社区文化建设的城乡一体化导向

实现城乡的科学发展，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各级政府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国家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主要用于农村。”作为国家统筹城乡配套改革的实验区，成都市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农村社区建设。自2008年以来，成都市逐步形成了以《成都市进一步提高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意见》（[2008]37号文件）为主体，以《成都市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成都市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村级融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关于村（社区）村级公共服务配置标准的意见》《关于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指导意见》《关于做好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扎实推进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工作的通知》《关于组建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基层工作队的通知》《关于做好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中项目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等若干文件为主干，构成了成都市村（社区）级社区建设的“1＋8”政策体系。在这些社区建设规范性文件的指导下，成都市委、市政府每年给每一个村20万村级公共服务专项资金用于农村社区建设，同时以该20万公共服务资金为“抓手”，借助“成都市小城镇投资公司”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社会融资平台，这样不仅盘活了农村资本存量，而且通过融资，进一步扩大了农村社区建设资本的增量，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和发展动力。通过这些积极推进城乡社区一体化的政策、措施，目前成都市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和社区文化水平已经成为成都市乃至全国的“亮点”。作为全国“农家乐”农村餐饮旅游的发源地，成都市“农家乐”的发展和壮大已成为城乡社区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引擎”。成都市近区的“幸福梅林”、“荷塘月色”、远郊的龙门山旅游度假村等无数集旅游、休闲、餐饮、生产于一体的城乡一体化现代农业基地已发展成为城里人非常羡慕的地方。

科学的城乡统筹，并不一定要把所有的农民都带入城市变成市民，而是让生长在农村、扎根在农村的居民，也享受现代的文化成果，把城市的文化移植到或者嫁接到乡村来。成都市的城乡文化均衡发展的推广之路，正是都市文化在农村嫁接和移植的探索之路。在锦江区，城乡文化已经共同成为产业发展的一部分。产业推动城乡文化的融合发展，而文化的融合则酝酿出更好的产业发展契机。花卉产业与观光农业、乡村旅游业乃至创意文化元素进行d 完美融合，塑造出“五朵金花”共同的产业基础，而同处城乡交接点，“五朵金花”又分别发展出各自的特色，并衍伸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锦江区乃至整个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先遣力量。^[4]

近年来，每到周末成都市城市社区的居民都会驱车到成都周边县（市）的农村社区去享受新鲜的乡村空气、丰美的农家乐和欣赏景致宜人的旅游度假村风光。目前，成都市已基本实现了城乡基层文化阵地达标全覆盖，形成的“15分钟文化圈”让社区群众出家门步行15分钟就能享受到文化服务，城乡群众已基本享有同质同量的公共文化服务。^[5] 在城乡一体化、“全域成都”的基础上，成都市提出并规划建设“世界田园城市”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进一步彰显了成都社区文化建设的城乡一体化导向。

3.社区文化建设中的文化导向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一个无视历史文脉、文化品位不高的城市是没有生命力的。作为全国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市在社区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和吸收成都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各个街居的自然特色，在社区打造中形成了独具成都街居文化特色的社区文化品牌。在社区建设中，成都曾经也像全国其它城市一样，搞“一刀切”的社区模式，几乎是“千居一面”，乃至造成了一些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街居在改造中，被人为地割裂了与街区历史记忆的关系，街居的历史文化底蕴荡然无存。目前，成都市的老城墙几乎不复存在，一些传统的老街也一度名不副实了，如成都市在过去的社区机械改造和不恰当的维护中，一度造成柿子巷没有柿子、枣子巷没有枣子、梨花巷没有梨花了。^[6]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成都市在统筹城乡的进程中，高度重视社区文化建设，挖街居的文化底蕴，从街居的历史、现实和自然环境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社区建设，逐步打造各具特色的社区文化品牌。如宽窄巷、锦里、火烧堰等社区环境的改造都是基于社区历史、和自然环境成功打造的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典范，实现了城市记忆、文化片段、生活场景、商业空间的有机融合，把“文态”、“形态”、“业态”有机统一了起来。以宽窄巷社区的打造为例，“文态”就是指成都传统院落的慢生活，“形态”是其市井院落，业态就是形成了茶座、咖啡吧等各色餐饮商区。按照“三态”融合与统一进行保护打造，宽窄巷几乎从被遗忘的“城市孤本”一跃变身成“城市标记”。成都市通过社区文化建设，让一条条老街焕发出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的魅力，如宽窄巷、锦里、火烧堰等社区文化街道和文化长廊的打造提升了城市的“品味”。而这些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文化社区也成为魅力成都的品牌和“名片”。

4.社区文化建设中的服务导向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党和政府在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是为了造福人民。在社区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明确树立社区治理、社区建设就是服务的理念，所有的社区文化建设活动都是为社区居民服务，让居民在社区生活更好，让居民在社区文化参与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不断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近年来，成都市以市文化馆为依托，以市民公益文化艺术学校为龙头，构建了市、区（县）、街办（乡镇）、社区（村）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城乡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模式。^[7]

在成都市社区文化项目建设中，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建设的项目议定、实施和评议的全过程。社区文化建设城乡社区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实施一般由居委会“以户为单位”，在集中居民意见的基础上提请居民议事会讨论通过。社区文化建设项目的实施由居民代表大会委托议事会进行全过程监督；社区文化建设项目运行的效果“好不好”由议事会进行评估。

四川大学社区治理研究中心，先后对高新区的蓓蕾社区、武侯区的玉林社区、锦江区的合江亭社区等社区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成都市主城区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项目建设的满意度为90%以上，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度为83%，居民对社区文化的满意度为91%。尤其是成都市农村社区文化建设项目的议定、执行和监督完全是根据成都市[2008]37号文通过制度化的村民自治组织，如议事会、村委会、监事会公开透明地推进，所以成都市村民和涉农社区居民对农村社区项目建设的满意度总体都在85%以上，其中邛崃和彭州最高，分别是96%和94%。

5.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创新导向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作为社会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对它继续抓好组织、队伍、经费等工作的同时，要不断在把握思想导向、职能体系、活动载体、活动内容等方面有新的突破。首先，把握正确的思想导向，奠定社区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社区文化工作，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夯实社区文化建设的精神支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把这些核心价值体系融入社区文化教育的全过程，使之成为社区居民奋发向上、团结和谐的精神动力。其次，创新工作机制，构建社区文化建设的职能体系。和谐的社区文化管理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共驻共建、共享资源、循序渐进的原则，以社区和谐文化为切入口，着力夯实社区文化基础。采取以社区党组织决策领导、政府支持推进、文化部门牵头、有关部门联手、社会力量资助、社区主办运作、群众广泛参与的方式，形成共居一地、共同组织、共促繁荣、共建文化的社区工作机制，扎扎实实做好社区文化工作。再次，创新载体，构筑社区文化活动网络，满足不同层次人们的文化需求，创造良好的社会效果。

根据各社区的特点，社区文化网络载体需在以下五个方面有所创新：一是以创文明社区为载体，开展公民道德评议活动,定期公布评选结果，倡导文明新风，树立风正气顺的社区生活环境。二是以平安社区创建为载体，营造祥和的居住环境，定期邀请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为居民上课，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三是以骨干带动为载体，推进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使驻地派出的文体骨干真正成为社区居民文体活动的带头人，成为社区文化活动的辅导员。同时要充分发挥社区退休干部、教师、职工的文化才能，通过辅导培训，使每个社区形成富有本社区特色的活动团队。四是以社区内的学校为依托，办好社区文化。五是巩固社区文化阵地，改善社区文化设施条件，增强社区文化活动的凝聚力。

社区文化在保持原有节庆日活动项目的基础上，还应力求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鼓励文化骨干深入社区，挖掘社区的新人新事，创作出具有社区先进文化内涵、居民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通过自编自演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二是举办一年一度的“邻居节”、“艺术节”等活动，让每户居民走出家门，增进邻里间的沟通与交流，促进和睦相处新风尚的形成。三是提高文化活动品位，改变目前活动“老一套”，缺乏艺术水准和新意的现象，通过聘请专家来社区“传经送艺”，培训文艺骨干等途径，提高文艺表演水平。2010年9月以来，成都市锦江区以红星路35号文化创意产业园和沿线周边辐射楼宇为载体，以玉皇观街等多条街道为骨架，对周边的昭忠祠街、玉皇观街、城隍庙街、五世同堂街、五昭路等周边街居进行了文化创意打造，形成了一个环绕式的特大创意社区。^[8] 成都市社区文化创新还集中体现在龙泉驿区东村的现代“文化创意城”的打造上面。按照成都市委、市政府对东部新城文化创意产业综合功能区的总体定位，“成都东村”的发展目标是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要特征，将文化产业与城市形态完美结合，融合智能化和低碳环保理念，具有独特的城市风貌和文化韵味，充分展示创意设计的“城市中的城市”，并立图把其建成成都最好、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文化创意新城。未来的成都东村将是一个集文化产业、交通、生态为一体的现代高端“文化创意大社区”。^[9]

社区文化的创新，将进一步推动社区居民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的形成，满足广大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促进社区综合实力的提升，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成都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创新导向还集中体现在成都市灾害重建的社区文化建设上面。成都市灾区家园重建不仅仅是房屋的重建，更重要的是家园文化的重建，并在家园重建的过程中把家园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文化建设与灾后经济发展高度统一起来了。如彭州市在灾后重建中，突出“一轻一重”形成商会办园区的模式，该模式已成为彭州市产业重建中的标杆和引领；大邑县在建设桃园新城的同时，实现了西岭雪山、花水湾、安仁、新场镇的提档升级；都江堰市在抓好都江堰、青城山，两个世界著名文化旅游景点重建升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谋划“全域成都”旅游龙头：异域韵味的地中海建筑风格、传统古朴的徽派风格、乡土气息的川西民居风格……都江堰紫坪铺镇紫宽路沿线10多公里区域，多种风格的建筑和谐搭配，各式各样的灾后恢复重建农房打破传统黑白灰样式，焕然一新，让人眼前一亮；紫坪铺—虹口旅游沿线将灾后住房重建与灾后旅游重建紧密结合，根据灾后农村住房重建的“四性”原则，将农房重建提档升级，打造成旅游环线上的新景点、新酒店、新购物点，在农房重建完成的同时，也完成了旅游环线的基础建设。都江堰谋划，通过“三年全面恢复，五年全面提升”，成为中国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典范试验区、中国100个乡村旅游示范点之一；使都江堰市乡村旅游成为驰名中外的“天府田园”的代表，成为中国乡村旅游的形象之一；都江堰市作为“全域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旅游龙头之一，使其乡村旅游成为中国第二代旅游产品的国际化标本。

按照省委“两个加快”和市委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战略部署，大邑选择了自己的方式：深度挖掘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实施“旅游兴县”，大力推进旅游产业提档升级，打造国际中端旅游目的地，带动灾后重建的全面提速。

走进今天的花水湾，看到的、听到的、玩到的都与众不同。花水湾200多间合理布局的商铺正以北欧风情热情迎客；在新建的花水湾温泉会所里，游客们惬意地享受着星级温泉洗浴服务；五星级名人度假酒店开始对外试营业，犹如一座欧洲城堡矗立于半山腰……纯北欧风情的中国花水湾度假小镇初具雏形，花水湾新生的魅力正以势不可挡之势蔓延开来。花水湾镇有关负责人说，在灾后重建中，花水湾旅游业的提档升级在2009年初就着手规划：新花水湾被定位为国际旅游目的地，按照国际水准、国内一流的欧式风格进行打造，根据国家AAAA级景区标准对整个景区风貌、业态和素质提升进行全面改造。欧式风情小镇的建成，让花水湾成为摄影基地；8家农家乐进行了提档升级，8家酒店达到三星级标准，并成功引进了成都极地越野车俱乐部、四川省登山俱乐部和四川省山地自行车俱乐部。为解决项目单一的问题，花水湾又引进了成都市多家知名的酒吧、歌城、西餐厅等品牌企业。

六、社区文化建设中的社区商业导向

社区商业是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以便民、利民和满足居民生活消费为目标，向居民提供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属地型商业，它是城市商业中心的社区化与便民化延伸。社区商业是城市商业的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居民对社区商业需求日益增加。有关资料表明，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人们的生活方式将发生很大改变，商业业态也将随之逐渐从商业中心大型百货商场转变为大型超市、郊区仓储市场和各种类型的社区商业。不过，我国的社区商业还处于初期阶段，仍业主要以历史形成的沿街商铺为载体，这对以休闲文化著称的成都市社区而言尤为如此。成都市大小社区周围都有规律地分布着以茶楼为显著特色的各种便民服务小店。同时，成都市商业系统根据社区人口与服务半径，有规律地实现了红旗超市、互惠超市、菜市场、小商品市场的社区化和便民化。近些年我国社区商业正朝向统一规划、科学选址、集中布置的方向发展。目前，成都市新兴社区大都按照商务部2008年颁布的《社区商业设施设置与功能要求》，采用集中式经营做大做强了社区商业，实现了服务居民和发展经济的双赢。如成都市武侯区的双楠片区、高新区的神仙树片区、青羊区的光华村片区等新兴大社区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几乎涵盖了购物、美食、休闲、娱乐、运动、教育、美容等所有社区居民生活的领域。

七、社区文化建设中的群众导向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与核心。这要求我们在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充分保障城乡居民对城乡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是人民当家做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近年来，成都市按照以[2008]37号文件为主体的村（社区）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政策体系的基本要求，构建基层党组织、自治组织与各种经济合作组织合作治理的乡村新型治理格局，成都市在总结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完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民主管理机制为“抓手”，让村（居）民在村级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自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真正在村级文化服务活动中“当家作主”。目前，成都市锦江区根据各街居居民的需求和特色，区和街办两级通过社区公共服务文化专项资金的支持，孵化和培育了三圣乡连箫队、沙河威风锣鼓队、柳江花环腰鼓队、成龙秧歌队等艺术团队共计72支，团员2000余名，仅在一年之中，就开展“社区家庭文化节”、“社区邻居节”、“锦江童谣季节”、“迎春社区广场舞展演”、“家庭文化艺术节”、“成都风情节”大中型文化活动共计6次，开展“放飞风筝”、“坝坝电影”、“庆五一”、“庆六一”、“抗震救灾”等小型社区文化活动50余次，社区居民参与活动约4万人次。^[10] 成都市社区建设的群众导向还充分体现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制度化治理方面。通过在一些传统院落实行社区居民“半物业式的自我管理”和“文明院落”评比让很多老院落又重新焕发出了青春与活力。比如成都市金沙公园东社区有很多住户较少的小院落，由于年代久、管理难度大，而又很难见效益，物管都不愿意进驻。从2010年3月开始，由市、区、街道三级投入，建设院落配套设施，包括监控系统、绿化、车位等，老院子又焕发了青春。在院子的硬件设施提高，各类配套设施也完善起来了的基础上，居民又自发组织了管理委员会，推举代表负责院子的相关事宜。“自己管理自己的院子”的方式调动了居民的积极性。社区提出了“人人都是志愿者”的口号，居民自扫门前雪的状况渐渐消失了。^[11]

成都市坚持以人为本，走群众路线，充分调动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和社区活动的积极性。社区居民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许多社区文化娱乐自组织，并在政府的培育下逐步形成了法人化运作的社区文化娱乐品牌。这些社区文化娱乐组织在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积极性、活跃社区文化氛围的基础上，不断增进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和归属感，从而实现了社区的稳定与和谐。

成都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群众导向还充分体现在成都市二圈层、三圈层的都江堰、彭州、崇州等地震灾区农村社区的灾害重建上面。成都市在引导都江堰、彭州、崇州等地震灾区进行家园重建和社区文化建设等民生工程的过程中，以灾区农民的需求为导向，一些村选出了“村议员”，成立了“村议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负责村（社）里重建的决策以及灾后小区的日常管理工作，从而真正实现了“民行官事”的“公民治理”。^[12] 彭州市丹景山镇在家园重建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适时成立了家园重建理事会，让基层群众唱主角，政府当“抓手”，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大力度的基层社会治理与服务格局。^[13] 后来，彭州在引导灾区村（居）民在家园重建的过程中，创造出了“131N”灾区家园重建模式。所谓“131N”模式，即在家园重建的过程中，强化一个领导核心（村党支部），建立健全三个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议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培育一个市场主体（集体经济组织），发挥多个其它经济和社会组织作用(群团组织、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其它民间组织)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家园重建与治理机制。“131N”家园重建与治理模式，贯穿了平等与合作的精神，为灾后重建中的村（居）民平等地参与本村整体规划、产业发展及其社会事务管理提供了一个有效平台，更有利于聚集和整合各方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灾后重建的积极性和高效率。它不仅实现了乡村的稳定和谐，还加快了乡村的经济发展。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社区议事园等新型居民自治机制，调动了村（居）民参与家园重建的积极性，使村（居）两委逐渐担当起组织员和服务员的角色，保证了地震灾区村（居）民参与家园重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增进了灾区居民对重建后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