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开始孕育、形成、完善、发展，走过了一条具有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它首先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发生、发展的根本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二者之间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提出、丰富和发展，必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具体形式为显现的标志，从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发展的重要节点，也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发展的重要节点与之相对应。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又受到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在发展、变迁中时刻体现出时代的烙印。

因此，我们就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个专属概念的出现和内涵的丰富完善为标杆，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概念出现之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孕育和探索阶段，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形成和完善阶段，这一概念清晰阐发以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深入发展阶段。

1.孕育和探索阶段

这一时期，起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截止于1997年党的十五大。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也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因此开始孕育和萌芽。在这一历史时期，精神文明建设是当时我国在文化领域的建设主题。1979年10月30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这个祝词被称为是继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第二个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中国化的全面论述。在祝词中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⁷⁾198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这一时期我国在文化建设领域纲领性的、标志性的文件。1989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同志发表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是我们的基本方针。”⁽⁸⁾这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件和讲话，充分表明了在这一时期，我国文化工作的重心是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一些萌芽还包含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也就散见于精神文明的载体之中，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文化载体的群体被人民群众所认识，所主动建设。

1990年1月10日，李瑞环同志在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一概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而且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如果不能建成这种新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就不可能真正完成。”⁽⁹⁾这段讲话，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已经孕育成熟，等待破土而出。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¹⁰⁾的科学概念，来指代改革开放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并对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主要内容做了一些阐述。这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萌芽的成长。在这一时期，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¹¹⁾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表明精神文明建设仍然是当时我国文化建设的主题。

2.形成和完善阶段

这一阶段起始于1997年党的十五大，截止于2003年“非典”事件⁽¹²⁾之前。

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召开。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系统地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¹³⁾它清晰地界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阐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纲领、根本任务、地位作用以及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等问题。这份报告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正式诞生。从此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脱离了精神文明载体的体系，走到了文化建设的台前，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被人民群众所认知、所建设。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告知型载体得到了爆炸式的发展，约束型载体、感染型载体、强化型载体也迅速地发展起来。

200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他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¹⁴⁾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正式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¹⁵⁾一词来取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表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个专属概念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在表达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简洁、更凝练，更有概括性，而且还隐含着更强烈的文化自信，因此也就更容易传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替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表述，成为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定型的表述。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发展，特别是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告知型载体的基本形成，告知型载体的基本形成也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核心部分得到基本确立。从此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进入了进一步完善时期。

3.深入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起始于2003年“非典”事件，一直延续至今。

2002年党的十六大完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表达，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告知型核心载体初步建成，此后学术界又经历了一个进一步阐发的过程。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的任务明显转移的是2003年的“非典”事件，因此我们把它作为深入发展阶段的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发展不仅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发展的根本影响，而且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所存在的外界环境的重要影响。2003年3月至6月我国发生了著名的“非典”事件。在“非典”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传播媒介——互联网发挥出的巨大威力。正是因为互联网的存在，“非典”初期瞒报、漏报疫情的情况才被揭露出来，事态才得以扭转。正是因为互联网的存在，人们才可以足不出户地了解事态发展，发表关注言论。在党带领全国人民的正确应对之下，我们取得了抗击“非典”的胜利，并且形成了伟大的“抗击非典精神”，成为伟大的时代精神的一部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一部分。在影响全国的“非典”事件中，民间力量借助互联网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展现，党和政府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利用新兴传播媒介取得了执政的新成效、新经验。此后由于互联网具有最便捷的传播信息的功能，它直接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四类载体的发展，使它们由这之前更多地强调载体的目的性，转变成这之后更多地强调载体的对象性。简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建设必须更多地考虑受众的接受性。

这以后，越来越多“高、大、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感染型载体被扬弃，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约束型载体被修改，比如由于“孙志刚事件”⁽¹⁶⁾而引起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公布，并于2003年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在受众借助于网络越来越广泛地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也在这一时期继续发展。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¹⁷⁾，和谐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范畴。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¹⁸⁾，更加深刻地阐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些重要文件都在不断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同样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不断丰富起来。例如，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歌曲《八荣八耻歌》就是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发展进程仍未停止，仍在持续深入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