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阶层兴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的挑战

（四）中间阶层兴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的挑战

中间阶层至今还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相近的称谓有中产阶级、中等收入群体等等。如果我们借用陆学艺教授提出的把当前中国社会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⁴⁶⁾的十大阶层理论来看，那么这个中间阶层也类似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⁴⁷⁾，它至少应当包括陆学艺教授提出的“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这四个阶层的人，甚至还有少部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人⁽⁴⁸⁾。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过程中，中间阶层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中间阶层是一个经历变迁、正在形成的阶层，他们有着迫切地想表达自己群体意识的观念和愿望。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阶层就逐渐演变成这样一个简单的状态:上层，干部；中层，工、农、商、学、兵；下层，专政分子。1978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逐步出现或显现并进入中间阶层，而工人、农民等则逐渐淡出了中间阶层。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社会阶层，他们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志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至关重要。

其次，虽然中国的中间阶层不同于西方的中产阶级，但他们同样是社会的中间力量，对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影响举足轻重。中国的中间阶层具有如下作用:缓冲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矛盾，稳定社会；倡导勤勉、理性、中庸等价值观念，摒弃极端意识；引导消费，稳定经济。同时，一些学者套用西方现代化社会的成熟结构模式，认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是将传统农业社会的金字塔形，即底层大、中间阶层和上层小的结构，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橄榄形，即中间阶层大、上层和底层比较小的结构。因此，作为未来中国社会最有可能发展壮大的一个社会阶层，中国的中间阶层必然是不可小视的文化演进、文化发展的影响力量。

再次，中国的中间阶层是中国文化创造的重要力量。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重申“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⁴⁹⁾，中国的中间阶层本身就是中国人民的一份子，是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主体的一份子，而且他们在文化创造过程中担负有特殊的重要作用。一般的文化形成、演进过程是:文化的创造者创造→“文化人”雅化→“文化人”（借助于媒介）传播→社会化确认。这里的“文化人”既指文化的从业人员，又指能够在文化创造过程中担当这一重任的“有文化”的人。没有“文化人”的作用，简单的产生于文化创造主体的具体的文化就很有可能会夭折。而这里的“文化人”在当代中国主要处于中间阶层。

正在形成的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间阶层的“西学”价值观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的挑战。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最大的历史背景就是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西学东渐”成为绵延了一百多年的文化图景。我们不去讨论其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争，不去分析“古今中外法”的综合创新之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对于今天中国社会中间阶层价值观念的建构影响尤为巨大。“以美国为师，以西方为标准”，这是相当部分中间阶层人士在改革开放中，一方面接触西方“先进”文化所得出的下意识反应，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经济利益的现实思考。因此，在中国中间阶层的价值观念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西方化”或者是“美国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不一致的。如何在文化的器物表现层面，甚至在具体制度的制定、执行层面距离西方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的情况下，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力量，增强中国的中间阶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文化自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中超越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西学”价值观念，应对挑战的必然考量。

第二，中间阶层的批判意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的挑战。中国的中间阶层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哪怕这种批判的出发点和尺度并不来自客观实践。具有批判意识本身是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它能够有效地监督社会管理者，并为社会进步提供突破口和方向指引，而富有建设性的批判意见就更能为社会进步提供可信的改革路径参考。但是，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批判意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而言是一把“双刃剑”，这就在于他们对现代化国家的了解主要来自于西方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因此不可避免地照搬套用“西方标准”来思考中国现象和问题。应当承认，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吸收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当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成果，但是中间阶层单纯地把“西方标准”作为批判意识的一个内在的不自觉的尺度却是不合适的，它既没有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区别，更没有考虑到这二者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区别。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意识形态不同，则采用的制度模式也必然不同。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当代中间阶层的批判意识中不自觉地暴露出的“西方标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形成持续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