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员成分变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社会出现分化，新的阶层产生了，无论是党的报告中提出的“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高收入者”的表述，还是学术界对于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都表明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面对当代中国社会这些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变化，党适时地做出了调整，对这些新兴的社会阶层敞开了组织的大门。党的十六大提出:“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27)2002年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28)这个修改在原有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基础上增加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表述。这些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面对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阶层新的变化的客观事实，党必须确立忠实代表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整体根本利益，把更多的社会成员纳入党的发展对象和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原则和主张。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和2002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等系列报告、规章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废止了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的规定，此后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越来越多地被吸收到党内。2000年，“全党党员达6451.7万，从党员的社会成分与社会职业看，在职职工2901.9万，其中工人733.5万，占11.3%，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两部分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1229.1万，占19.05%；如果加上民办教师、乡村医生、解放军、武警、离退休党员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和学生党员，知识分子党员的比重超过20%；农牧渔民党员2093.6万，在全党党员中的比例下降到32.45%；其他社会成分的党员95.6万，占2.55%”(29)。201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秦丰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026.9万名”(30)，（其中）“工人698.9万名，农牧渔民2442.7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681.2万名，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1841.3万名，学生253.9万名，离退休人员1485.2万名，其他职业人员623.6万名”(31)。我们把公布出的2000年和2010年的数据进行简单对比，结果见表4－1。
表4－1 2000年、2010年党员情况对比表（一）
虽然我们已经不能准确得出2010年在2000年被称为“其他社会成分党员”的数量，他们在2010年的统计数据中不仅包括在“其他职业人员623.6万名”中，而且包括在“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1841.3万名”中，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其他社会阶层”党员数量在增加。
在“其他社会阶层”成员的入党问题中争论最大的、最让人担忧的是私营企业主的入党问题。在石仲泉、袁尉、黄一兵等人2001年所做的《关于优秀企业主入党问题的调查》中，“我省（浙江省）现有近18万家私企中，已经是党员的企业主有5000多人”(32)，也就是说在这一地区私营企业主中党员比例是2.7%。2009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我国的私营企业已达到359.6万个(33)。这些数据至少表明在一些地区，私营企业主身份的党员已经成为党内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如果考虑到私营企业主在个人能力、社会影响力等方面会超过普通的工人、农民身份的党员，就更应该对他们入党以后对党的队伍的影响加以重视。
吸收包括优秀私营企业主在内的“其他社会成分”人员加入到党组织中来，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党与时俱进的必然选择。吸收他们入党一方面扩大了我党的执政基础，另一方面也对党的思想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社会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不仅同样需要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成分的党员一样加强理论学习，而且由于自身社会成分的影响，他们应当更加重视理论学习和思想建设，在政治思想上永葆先进性。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调研组在《成都市私营企业主入党意愿的调查和分析》的研究报告中向我们展示了必须高度重视私营企业主的入党问题:“在‘私营企业主入党有哪些好处’的多项选择中，选择‘提高个人政治地位’和‘拓展社会活动空间’分别为32%和28%，而76%的人都选择了‘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同时，选择‘结交更多的政府官员’和‘办事更方便’的也有13%和6%……此次调查，虽然在入党动机方面，大部分人选择了‘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但通过入党来提高自身政治地位，以更好地发展自己事业，也许还是大部分私营企业主的潜台词。”(34)这表明，如果不能加强对私营企业主身份党员的思想建设，他们当中的部分人不仅不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领导者，而且可能成为党内的异己力量。如果这样，他们当中的那部分人就不仅不可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的主体，反而可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的阻挠力量。
这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变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的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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