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全面发展是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主题

二、人的全面发展是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主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一直是我国哲学理论研究者的深沉追求。这些追求落实到面向、探究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总结、概括和提炼中国新鲜经验的哲学研究与哲学创作上;这些追求基于大开放时代的实际，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价值取向;这些追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研究范式，自觉贯彻到哲学理论创新、哲学体系创新和哲学学科建设的创新上去。

1.当代中国哲学建设要面向中国现实问题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问题就是社会最实际的呼声，问题就是哲学发展的生命。现实问题则更是当代哲学致思和发展的始源。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新哲学、是现代哲学、是无产阶级前进和胜利的哲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严谨研究现实问题、科学解释现实问题、合理解决现实问题。而这种“解决”不同于古希腊哲学那种在自然哲学范围内的思辨或争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要学习、利用人类思维历史的所有成就;这种“解决”不同于西方近代哲学诉诸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的二元对立的方式，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积极借鉴和大胆吸收近代以来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哲学成果，以充实和丰富无产阶级的“头脑”;这种“解决”也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那种在道德伦理场域中的分析、在义理心性格局中的读解、在新儒家方阵中对现代化开“中药方”。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问题”中的哲学。它面向的问题是现实问题或现实中的“历史问题”。在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有三类:在政治哲学层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前瞻的问题，如何反思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设计的问题，如何促进人民民主的扩大和实现群众对政治的有序、有效参与的问题，如何提升党的建设工程的速度与质量的问题。一句话，就是如何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执行能力和执政为民的水平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社会正义的问题。在经济哲学层面，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如何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弊病，并巩固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在其本质上就是如何消除贫富分化日益扩大的问题。在民生问题上，经济是决定性力量，发展经济主要在于改善民生、充实民生，由此巩固来之不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言之，就是如何在新世纪大开放的时代条件下更高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的问题。在文化哲学层面，中国面对着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利用、改革和融合问题。传统文化不能中断，更不能成为开放发展的障碍，“复古”和“国学”面临新的郑重选择^[23];现代文化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存与交往方式，信息安全问题、数字健康问题、网络道德问题构成了紧要的胁迫;外来文化不是洪水猛兽，但又“如狼似虎”，如何处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考验着理性的先行者。有专家认为，应当建立“世界向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当开展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及当代众多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积极对话”，这样就能够“勇敢地扬弃自身的局限性，揭示其他文化的片面性，在创造性再生中获得包含着中国文化价值和力量的新的全球化的文化精神”^[24]。质言之，文化问题在于通过交流对话获得文化精神，通过社会和谐表征理想境界，通过生活意义安顿精神家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对中国文化问题作出正确解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内在要求。上述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哲学所面临的时代性问题。在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是从今至后30年或50年的“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充实、完善有赖于对上述问题的科学回答，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中回答才能得到完满的“答案”，才能加快和促进当代中国哲学建设。

2.当代中国哲学建设要总结中国新鲜经验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体现改革开放创造性成就的“十个结合”，这是弥足珍贵的中国经验。这些经验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首先，“十个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灵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中，“中国化”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方式，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向，是弘扬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方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当代实践、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发展内在地结合起来。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块完整的“铸钢”。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和逻辑学是“同一个东西”^[25]，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则具有“同一个灵魂”。在此意义上，“十个结合”同样是不可分割的整块“铸钢”，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化成”的完整“铸钢”，是面向中国实践的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建设的最新成果。因为，在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和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之中，都体现、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些“结合”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应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也弘扬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精神，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革命真理、发展理论和人本精神层面上的高度统一。这种统一，树立了我们党引领全体人民不断乘胜前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其次，“十个结合”编织成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新旗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未来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路线、解放思想胆魄、与时俱进精神、以人为本力量的根本和源始。“十个结合”融贯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宽广的视野眼界、智勇的气量胆魄、不息的探索精神和深厚的群众力量，炼就了中国经验的“真金”。一方面，这块“真金”得益于党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贯尊重和信仰。比金子更珍贵的是对一种信仰精神的膜拜，而信仰精神的驻存则为炼就真金提供了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饱含着值得为之膜拜的信仰精神，但这种精神并非黑格尔那里的“精神的自我运动”，也不是普列汉诺夫那样的“封闭的哲学研究”，而是向发展的中国开放，既尊重人民的历史选择，又支持群众的创造实践。人民群众真诚选择了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又真实支持了人民群众的宝贵实践，具有体现时代性、理解历史性和关注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把人民群众和执政党的命运高度关联在了一起。共同的命运造就共同发展的理念，共同发展的理念促成共享发展成果。另一方面，这块“真金”来源于对生动丰富的改革开放实践准确的哲学概括和凝练的理论提升。我们党已经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既有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创造，又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贡献，更有亿万劳动群众和爱国者的智慧，由此形成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贴近实际、针对焦点，才解决难题、协调发展，才创新实践、升华境界。我们党还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不仅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也科学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时代性课题，更加理性回答了“发展什么”、“怎样发展”和“为谁发展”的现实性课题。而“十个结合”不仅全面回答了上述三大世纪性课题，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还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人与社会回归的实践品格。再次，“十个结合”集成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大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中，“十个结合”所体现的思想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面向中国实践、面向中国文化、面向中国经验，也面向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还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全人类。一方面，面向中国实践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把中国引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这样一个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的新局面，形成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另一方面，面向中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代先进文化和中国特色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引向有平等、重能力、讲正义、促和善这样一个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境界，形成中华文化建设的和谐逻辑;再一方面，面向中国经验的党的先进性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建设，把党的核心领导、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广大群众与媒体的监督引向符合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样一个人民民主的新图景，形成党需要长期执政与为人民长期执政的同构逻辑。因此，“十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仅具有利于国民的中国向度，也具有利于国际的世界向度，还具有利于全人类的未来向度。这三个向度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服务于国家的和谐发展，服务于世界的和平发展，服务于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这些价值目标的致思逻辑又是融合的，那就是人与外在于人的自然生态协调，人与内在于人的社会世态和谐，人与统合于人自身的道德心态平衡，从而集成人类存在全面发展与社会存在全面进步相适应的大逻辑。

“十个结合”是在当代条件下概括出来的中国经验的最新成果，而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实践和日益开放的社会背景下，需要不断总结、概括和提升中国经验，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下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理论条件。

3.当代中国哲学建设要建构新的哲学形态

建构新的哲学形态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弘扬民族精神和发扬时代精神的必然要求，是哲学工作者发挥创造才能和实现崇高理想的内在要求。这些要求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下才有可能。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下，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体现在三条理路的共进上:

从其生成的始基上看，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应该是植根于中国实际、中国国情，形成于直面和回答中国的现实问题之过程中。这些现实问题林林总总、纷繁复杂，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强大问题，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社会的进步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的发展问题。不回避中国的现实问题是生成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前提。“不回避”就是正视，就是让心思接驳事件，像海德格尔那样守护“思”的事业;就是让心志指向事理，像胡塞尔那样“面向事情本身”;就是让心灵反思事实，像米德那样反观“自我与社会”。而按照毛泽东的理解，就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考场”上一贯做到实事求是。按照邓小平的理解，就是不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消除贫富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国民的共同富裕。按照江泽民的理解，就是与时俱进，当好“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完善“三个代表”。按照胡锦涛的理解，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科学发展的丰美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此意义上，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应当是实事求是的哲学、科学发展的哲学、以人为本的哲学。

从其长成的特征上看，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应该具有中华民族的个性、中国社会的特色、中国共产党人的作风与气派。所谓“中华民族的个性”，就是中华儿女所共有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爱国爱家、团结向上、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经世致用、贵和尚中、厚德载物、改革创新、和谐发展。所谓“中国社会的特色”，就是既继承悠久的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又开出新千年大开放社会的新风尚新气象，在传统与现代、内在与外在的张力中绽放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本质。所谓“中国共产党人的作风与气派”，就是真信马克思主义、真学马克思主义、真用马克思主义、真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言行一致、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就是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自我批评、民主决策。因此，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应当是高度融合了这三个方面的基质的产物。

从其建成的形态上看，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应当是涵容广博性的思想资料、占有深厚性的理论资源、贯通整合性的研究范式、建立开放性的创新体系和创制动态性的发展模态等方面的整体性、科学性建构。具体说来:(1)就思想资料方面看，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所需要的思想资料，要通过研究经典著作去获得，更要通过开辟“新航路”去获得。像陶德麟先生所说的，把眼光“投向新领域，研究新问题”，去“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或者没有深入研究过的问题”^[26]。有专家认为，这些思想资料要通过研究近代以来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发展^[27]来充实。也有专家认为，要在创造性地对待历史传统^[28]中分析、融会研究所需的资料。从而，在此基础上集聚、涵容广博性的思想资料，为当代中国哲学建设服务。(2)就理论资源方面看，这些资源来自于现有的哲学典籍、专业书刊，也来自人们研究的所得。为此，专家认为，理论资源要通过学习、掌握哲学史来获得，做到善于“寻找理论资源，发现理论困难，创新理论思路，作出理论论证”^[29]，要树立“大哲学”观念，并同样重要地对待希腊理性主义、罗马法治思想和希伯来宗教精神，推进比较哲学研究^[30]。基于这样的学习、研究观念，就能比较充分地汲取、占有深厚性的理论资源。(3)就研究范式方面看，发端于库恩的科学研究的“范式”，而今已经被广泛使用于不同的学科，它是研究者基于对一种信念、原则和标准的认同而形成共有的研究方式、模态或传统。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已经先后出现过“教科书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和“后教科书范式”^[31]。有专家指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存在着学科层次、学科内部和理论派别内部的转换与创新，但应注意，“冠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相一致^[32]。也有专家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存有“学理阐释”、“文献考证”和“现实指引”三种研究范式^[33]，这些范式各有优长，特别是马克思，具有高度综合运用这三种研究范式的能力，因而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上要“综合运用诸范式”。专家指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至今未形成研究范式的“普遍共识”，因而迫切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本质特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殊性质”^[34]，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指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指导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的共有范式。自觉确立这样的研究范式，才能贯通并整合其他研究范式。(4)就创新体系方面看，问题研究要讲理路，思想建构要成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的需要。”^[35]而我们进行中国哲学建设，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所依据的是“时代的需要”，所反映的是“现实的问题”，因而就不能没有满足时代需要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体系”，但这个体系是“创新体系”而不是“封闭体系”。专家指出，哲学能够科学化，但这种科学化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化，而是在科学体系上的合理建构。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它能够形成反映现代社会发展水平并且得到多数人认可的新形态，关键在于形成“自觉性”^[36]。显然，这种新形态是有“历史根据”的，是由“科学体系”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就表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创新的和成体系发展的新形态。(5)就发展模态看，建设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是一个动态的、多向度的、多层面的建构过程。专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要“从理性研究转向文化研究”^[37]，甚至更强调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中国视野和世界视野共同推进^[38]。也有专家认为，只有改革哲学体系，面向时代生活，重新审视西方哲学，建立人的“类”哲学，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生命本性^[39]。有专家则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注意“主题的多样化、道路的民族化、风格的个性化”^[40]。专家指出，哲学在当代条件下要能生存，必须使理论思维结合现实问题，同时促成哲学的形式或逻辑获得充分发展^[41]。还有专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根据时代的呼唤，按照差异化的时空语境，并基于对资本全球化的总体批判而坚定地“出场”^[42]，才能创新其理论形态，等等。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已经出现观点荟萃、观念繁荣、力度加大的景象，同时也说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不仅任务繁重、挑战甚多，而且理路多样、创思迸发，创制一种动态性发展模态的机遇日渐成熟，从而为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创造了宝贵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研究氛围。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审视下实践的政治哲学、实践的经济哲学、实践的文化哲学，因而又是指引社会全面进步的实践的历史哲学。而这门历史哲学的全部理论只有一个核心，那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人学，那就是认为只有依据不同国家、地区和个人的实际作深入的、科学的研究，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进而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有资格作为人的发展的真正的科学指南而存在而不会被宿命地终结。那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研究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正是从这门作为历史科学的现代哲学中提出来并加以实践的必然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