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旅游研究展望

基于我国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实际及乡村旅游研究现状，为促进我国乡村旅游业研究的发展并取得应有的研究成果，现阶段在乡村旅游的研究方面力争在如下方面进行努力应是有着相当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

首先，进一步加强乡村旅游的理论研究和进一步拓宽研究面。事实上，除了关于乡村旅游开发的意义、条件、模式、规划和策略等热点问题，近年来也出现了关于古村落旅游的客源市场和行为模式分析、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农业旅游开发对乡村发展的影响、乡村地区的边境旅游及乡村民俗旅游和乡村古迹旅游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虽然刚刚开始且数量不多，但大大拓展了乡村旅游的研究领域。可以预见，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以后对乡村旅游的理论研究会不断加强，同时，研究领域也将不断扩展。

其次，研究方法将不断发展和创新。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在研究方法上开始尝试融入社会学和行为学等其他学科方法，虽然还很不成熟，但说明乡村旅游的研究方法正处于发展中。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乡村旅游的研究中并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和使乡村旅游的研究走向定量化，应是今后乡村旅游研究的一大趋势。

再次，典型案例的研究将逐渐受到重视。目前，部分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宏观区域的一般讨论，特别是近年来，对案例的研究还有加强的趋势。显然这一点说明了对乡村旅游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化。总之，为提升研究的质量与效果，具体而深入的典型案例的研究应该成为乡村旅游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最后，对国外乡村旅游研究成果的吸收和消化将得到加强。尽管在乡村旅游的实践上和乡村旅游的理论研究上，发达国家都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尽管我国与发达国家乡村旅游的实践活动有很大的差异，但现阶段加强对国外乡村旅游研究成果的吸收和消化，无疑将有助于提高我国乡村旅游研究的总体水平。

【注释】

[1]包括就业增加、经济增长、GDP贡献、外汇赚取、私人部门投资等，研究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旅游乘数效应研究为代表，贫困作为影响旅游乘数效应和经济作用发挥的一个因素出现在相关研究文献中。

[2]当时，对贫困人口获利和消除贫困的研究都包含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

[3]PPT是指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活动，其强调贫困人口能够从旅游中获取的净利益(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它不是一种特殊的旅游产品，也不是旅游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发展旅游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其核心是使贫困人口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净利益，而不是全面扩展整个旅游产业。由于PPT研究直接以贫困人口为研究对象并结合旅游理论和贫困理论对如何增加贫困人口的发展机会和提高旅游对贫困人口生活的积极影响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议，因此，PPT研究第一次真正将旅游发展与反贫困直接相连。

[4]贫困小岛屿的发展情况尤其明显。例如，泰勒就曾对库克岛的旅游发展进行过研究并指出由于小岛屿的社会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旅游业，以至于旅游替代产业失去了生存空间;加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旅游业又易被国际垄断组织控制，因而经济漏损逐步扩大，贫困人口事实上也并没有获得足够的经济利益。

[5]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旅游发展对交通、教育、医疗设施的改善有积极影响。

[6]沃尔(Wall，1996)分析了巴厘岛中八个典型乡村的旅游发展后指出，大量旅游接待设施的建设占据了大片有价值的农田和消耗了大量的水资源;而当地人通过从旅游发展产生的机会中获取的利益却并不能弥补损失——农田减少、灌溉能力降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存产业受到影响并直接威胁当地人的生存。而在山地旅游区，森林退化对贫困人口生活也具有重要影响。古隆(Gurung，1991)对尼泊尔的加奥里帕尼地区研究发现，当地森林覆盖面积以每年一公顷的速度减少，而森林资源的减少使得当地妇女很难收集薪柴和其他物品。

[7]例如，在印尼的布朗姆·特格·塞莫卢国家公园的旅游发展中，由于当地的文化同一性和单一的宗教信仰在历史上比较排斥外来人，外来者很难购买土地兴建饭店和其他旅游设施，同时，几乎所有的食宿设施都是由当地人提供，而当地人又很少和旅游者直接接触，因此，并没有发现消极的文化影响同旅游相关的明显证据。此外，宗教和社会结构保持完整，年轻人也没有表现出传统文化上的衰弱。

[8]其中参与旅游开发和规划以及参与决策制定被认为是对乡村旅游业发展的较高等级的参与。

[9]例如，苏德哈里·帕雷特威(Sudhiana Pratiwi，2000)对社区参与乡村生态旅游开发情况进行研究时就通过73个案例，分析了社区参与的规模、水平、参与者的特征并指出在大多数生态旅游开发中，当地社区很少参与，参与者主要是那些所谓的“精英人物”。

[10]例如，威尔金森(Wilkinson，1995)就认为如下四个原因使得非正式部门成为贫困人口主要的参与方式:不需要专门的技术、投资较少、作为副业不会影响其他主要的生产经营活动、不需要经过政府的允许或遵循政府的规章制度;但是在接待地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正式部门占统治地位，非正式部门则往往处于产业和市场的边缘;既然如此，改善非正式部门的市场进入性和提高其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成为研究的新议题。此外，英国国际发展局“可持续旅游与消除贫困研究”则从国际援助组织的角度分析了改善社区中小企业经营状况以及非正式部门进入性的措施并指出援助组织可以通过提供贷款、培训、帮助市场营销等直接的干预手段和促进政策改革、规划编制，以支持同私人部门合作经营等间接手段帮助他们生存和发展。亚德蒙·帕等在分析英国国际发展局在冈比亚资助的旨在提高非正式部门对旅游进入性的项目时指出以下四种措施可以增加非正式部门的发展能力:一是为了避免竞争，非正式部门应主要经营正式部门的补充产品而非竞争产品;二是需要建立非正式部门自己的协会组织以提高组织力量和市场销售力量;三是政府部门和协会组织应该向非正式部门引进许可证和商标制度、制定经营规章和操作规范;四是正式部门在提高非正式部门对旅游者和旅游市场的进入性中发挥作用(如向旅游者提供非正式部门的信息、充当非正式部门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等)。

[11]还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大部分旅游者是包价团队客，普遍停留时间短，而且旅游需求都集中在大的高档旅馆中，需要的也是标准化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技术的人(而这些人员常从外地引进)，因而难以避免地，当地贫困人口也会因此而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

[12]如妇女和残疾人。

[13]突出的如，他们彼此间具有的资产和能力不同，其中，最可靠的、持续的利润(如就业)，可能会集中在少数相对富裕的人之中。

[14]例如，在尼泊尔西部呼蒙拉地区的旅游项目经营中，旅游公司和当地社区中的“中坚分子”建立了联系。这些中坚分子大部分是旅游公司员工的亲戚或朋友，他们控制着整个劳动力市场，既具有很强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也能够按自己的利益影响局势和阻止其他竞争者参与进来。尽管山区旅游发展合作机构建立了多功能旅游者中心并引入特定规则来提高劳动和服务在不同人群中的公平分配，但较富裕的人获利的社会体制不太可能仅仅因为一个中心的建立而被改变。事实上，处于劳动力市场中较低地位的马夫和搬运工就没有能力维持合理的工资率和工作条件，他们经常被压低工资和缩短搬运期限，以至于所得利润逐渐减少。

[15]特别是那些生产旅游工艺品并直接向旅游者出售的生产者和仅依靠这些收入而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贫困人口。

[16]通常在一些旅游接待地中，相关的重要决策常由外界部门或一些在地区有特别影响的人制定，很少考虑处于劣势地位的贫困人口的意愿。显然，实践中除非少数特殊情况，公共政策很少是利益共享的。

[17]例如，需要有一定具有独特优势的乡村旅游资源、需要有旅旅游者源市场、需要具有较好的可进入性等。

[18]如节庆、户外运动、手工业品和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19]尽管如此，欧盟内部的不同国家在乡村旅游的内涵方面仍有自身的一些看法:在希腊，乡村旅游被严格地限定为在传统的民居里居住和吃农家自制的食物;在匈牙利，乡村旅游只包括在相关村庄里提供的一些旅游活动和服务;在芬兰，乡村旅游是指把村舍出租给旅游者或者是在乡村为旅游者提供膳食等方面的服务;在斯洛文尼亚，乡村旅游最重要的形式是在家庭农场的相关旅游活动;在荷兰，乡村旅游则特指在相关农场里进行野营、步行、骑自行车或骑马等方面的活动。

[20]如桂林龙胜的龙脊梯田和云南的元阳梯田等。

[21]这一时期的发展观为后一时期可持续发展观的诞生提供了认识基础。

[22]严格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部分学者(如马世骏、牛文元等)才开始跟踪国际上关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相关研究动向。

[23]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五大评价指标体系的形成上:北京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国科学院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国家统计局和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国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闽东南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叶民强，2002)。

[24]据世界旅游理事会的统计资料，1996年，全球旅游产值高达31533亿美元，由此产生的就业机会为2．55亿个，其旅游产值占全世界GDP的10．7%;当年用于新设施建设的投入为7660亿美元，为世界创造的财税高达6533亿美元。旅游产业的发展规模与意义不言而喻。

[25]吴伟光和李兰英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证分析中提出了与此类似的看法。

[26]从某种角度上分析，这种竞争态势的存在还有不少的正面意义。

[27]原因主要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虽存在地区利益诉求，但总体而言追求地方利益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现实中的表现并不突出。

[28]我国经济学家对地方政府竞争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樊纲、张曙光1990年合作撰写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一书。

[29]例如，在西方受到普遍接受的蒂布特模型中的关于“在最佳规模以下的社区会努力吸引新的居民以降低公共物品供给成本，而在最佳规模以上的社区会相反”的假设，可以说相对于我国的情况来说并无多少实用价值，因为现实中居民并非同质，地方政府怎会单纯地从居民数量角度去进行竞争决策呢?

[30]我国云南与广西乡村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特色。

[31]这一点反映了研究者在对一些基本概念的使用上还存在一些分歧。

[32]目前国内民族文化旅游研究的文献较多地集中在民俗旅游方面。

[33]对民俗应包括的内容存在着四大类、六大类等不同看法。李慧芳等人认为民俗主要包括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生活文化民俗、心意民俗(思维方式、心理习惯)、游艺民俗等四大类，西敬亭等人则把民俗的内容分为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仪民俗、经济民俗、社会民俗、信仰祭祀民俗、游艺竞技民俗等六大类，张捷等人则认为民俗可以综合为信仰民俗、社会民俗、生活民俗、经济民俗、民间故事歌谣、游艺体育及休闲民俗等内容。同样，对于民俗特征的认识也因对民俗定义及包含内容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看法。

[34]例如，李慕寒根据民俗事象的性质把民俗旅游分为物质生活方式类的民俗旅游和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类的民俗旅游;陶思炎则按民俗范畴、表现空间、产品性质、服务功能等对民俗旅游的类型作了更为细致的划分，他认为就涉及的民俗范畴而言，民俗旅游可作物态民俗游、动态民俗游、心态民俗游和语态民俗游的划分，就民俗生活的空间而言，可作市井民俗游、水乡民俗游、山村民俗游、渔村民俗游等划分，就产品性质而言，民俗旅游可作观览型、参与型、休闲型、运动型的类型划分，就旅游产品的服务功能而言，民俗旅游的类型又可分成认识型、教化型和满足型等支系。

[35]例如，可选择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依托民族民俗博物馆、自然民族村落或模拟村落建立民族民俗旅游点并围绕这些旅游区(点)的开发，实行区际合作和推动地区间联合行动。

[36]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

[37]例如，对国际通行的乡村旅游的一些研究术语、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等不了解或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在文献上出现相互转录某些不准确、甚至错误的提法的现象。

[38]西方学者往往认为这才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实施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