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全球化思维与改革开放

四、邓小平全球化思维与改革开放

全球化是我们现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它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及战略决策。早在160多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思想的形成。“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2]邓小平尽管没有撰写过关于全球化的专门文献，甚至也从来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一词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但他始终用全球化思维来思考解决中国的事情，在实践中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研究邓小平全球化思维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对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不懈怠、不动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时代观，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提供了时代理论依据

列宁把时代及其特征的分析视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战略的基本依据，他指出：只有在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客观条件的基础上，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13]邓小平坚立足时代，“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14]。

邓小平确立了“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时代观。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5]后来他多次谈到，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很多，“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6]。这些论述对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世界环境作出了科学定位。在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上，邓小平认为，现在发展问题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17]“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18]基于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西方新殖民主义兴起的现实情况，邓小平于1990年3月重申：“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冷战结束后，邓小平坚持认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个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9]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认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深刻论断，自此以后，历届党的文献都坚持这一论断。

这一论断改变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深刻地揭示了时代的基本特征，有预见地指明了世界局势的发展方向，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确立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时代理论依据，邓小平指出：“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20]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邓小平非常强调要抓住机会，他说：“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21]“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22]“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在往长远点说，“从现在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23]。

（二）邓小平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鲜明地提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观，确立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

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败得失，透彻分析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在全球化条件下，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历史必然性，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

1.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邓小平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的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24]“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5]邓小平多次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6]。1980年，在中央工作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正式使用了“对外开放”的表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实行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

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理论。所谓全方位，就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27]。各民族各国家，无论大小、无论发展程度如何、属于什么性质和类型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们都开放。邓小平说：“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28]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尊重社会经济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行业。”^[29]因此，“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30]。

邓小平主张在改革开放中吸收世界先进国家的文明成果，他指出：“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31]邓小平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32]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3]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跳出了以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来决定对外经济关系的窠臼，着眼于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符合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搞两个开放并非仅是中国的需要和愿望，同时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人类进步，对此，邓小平从全球化的角度作了具体的分析：“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我们希望国际工商界人士，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34]“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35]“从世界的角度”出发，邓小平以一种深邃的历史感和全球思维，深刻总结了近代和当代中国与世界交往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地把握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关系，从世界的整体联系出发提出了改革开放理论。

邓小平同时指出开放是我国长期的基本的战略决策。他说：“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末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36]“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以来，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37]

2.改革开放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的宝贵经验之一是“把坚持独立自主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38]。

独立自主的原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贯原则。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国家安全遭到严峻挑战，对此邓小平有清醒的认识。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明确地阐述了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39]

邓小平强调指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40]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41]“归根到底，我们的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正确外援为辅的方针”^[42]。

（三）邓小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的历史观，为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对外开放确立了坚定的社会主义方向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3]邓小平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44]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作出的客观必然的选择，邓小平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45]“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用二十多年流血斗争赢得的人民共和国，用几十年艰苦奋斗特别是十年来改革开放赢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人民不会轻易把它丢掉。”^[46]

其次，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损害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搞资本主义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邓小平指出：“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穷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47]“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48]“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49]“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50]“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吸收外资，合作经营，不可能损害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权，只会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再过三十年、五十年、七十年，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发展了。等到那一天，社会主义的主体经济发展得更强大了，更不怕冲击社会主义的主体经济了。”^[51]

再次，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强大就是对推进人类全球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指出:“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52]坚信，全球化虽然肇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只要中国不跨，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53]

（四）邓小平参照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参与全球化的基本途径，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基础

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全球化下了定义：“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54]市场经济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造成中国自我孤立的深刻原因。

邓小平根据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和根本要求，从战略层面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邓小平认为“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55]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56]1985年10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着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57]1987年，邓小平再次强调：“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58]

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59]1991年初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中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60]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特别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61]这一精辟论述从根本上否定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保证自身目标实现的最根本手段。

邓小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中国共产党人以全球化思维为指导，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62]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20世纪末，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明确目标和任务。党的十七大指出我们党的宝贵经验是“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做出了“要在加快转变经济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63]的部署。

实践证明，邓小平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特征为参照，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制定，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五）邓小平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全球化进程中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强有力的国际环境

面临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坚持认为多极化是世界格局发展的大趋势，他于1990年3月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64]但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多极化进程才刚刚起步，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邓小平强调国家利益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交往中是最高准则。邓小平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情形下，进行国际交往和发展国家间关系必须改变冷战思维，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尼克松时明确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以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65]在邓小平看来，一方面，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跳出以意识形态来划分阵营的冷战思维，大力拓展我国的对外发展空间，有力地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扩展与深化。另一方面，我们抛弃冷战思维，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削弱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西方简单的“全面接轨”，相反，我们更应该把国家的根本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

邓小平对于全球政治未来的发展趋势非常乐观，他指出：“最近一个时期，我多次向国际上的朋友们说，应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他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邓小平还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中国外交的两大任务之一，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66]要以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来推进人类的全球化进程。邓小平认为，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只有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邓小平特别强调：“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所以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势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67]“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