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辩证评析当代西方各种和平主张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对辩证评析当代西方各种和平主张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战以后，尤其在冷战结束前后，人们对未来世界的看法首先仍是围绕战争与和平的前景而展开的。很多西方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和平与战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和平观点和看法，从不同方面探讨了冲突根源及和平实现机制。如何正确看待这些和平主张，不仅关系到新形势下和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关系到和平实践的展开。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理论为辩证评析这些和平思潮提供了科学的准则。

（一）当代西方主要和平主张

当代西方较有代表性且引起较大反响的和平主张主要有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自由主义的经济依赖和平论（经济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制度和平论（自由制度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三角和平论以及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

1.霸权稳定论和单极稳定论

“霸权稳定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主要适用于国际经济学领域，其主要观点是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需要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此后罗伯特·基欧汉进一步为该理论奠定了基础，罗伯特·吉尔平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初将其扩展到国际军事、安全等领域。“霸权稳定论”的理论框架是紧密围绕政治与经济、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而构建起来的，认为国际霸权体系与国际秩序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其理论前提是认为国际关系具有激烈竞争的性质，现代民族国家是一部战争机器。为了避免大规模的战争爆发，造成全球经济倒退、政治混乱，就需要一个居霸权和支配地位的强国来维持秩序，发挥“稳定器”的作用。霸权国由于经济实力超强能够提供自由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地区安全等国际公共物品为其他国家免费或低成本享受，使世界经济健康运行，因而霸权体系的存在对于世界经济乃至国际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霸权国具有的生产竞争优势和控制原料、资本来源和市场的经济力量是霸权实力的最基本源泉，它靠其超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所产生的威慑力和制定相应的国际规则来维持霸权体系、管理国际事务，不但可以营造稳定发展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且可以稳定国际政治秩序，有利于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公益的实现。因而霸权国实力越强，国际社会在政治经济层面上越稳定，世界和平越容易得到保证。相反，如不存在霸权国，国际秩序将会混乱无序和不稳定。随着霸权国的衰落，自由市场规则乃至自由经济秩序也将遭到严重削弱，全球秩序也会陷于动荡不安。

20世纪末，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沃尔弗斯在继承“霸权稳定论”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单极稳定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而这一单极世界是稳定的。其稳定性首先在于和平，即单极不易使大国间发生战争，能减低为威望或安全而进行竞争的烈度；其次在于持久，因为美国具有绝对的综合国力优势和战略安全上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即便有其他国家的抗衡和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也难以终结单极世界。因此，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时代已经到来，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世界和平的保障，要想维护世界和平就要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单极。

2.经济依赖和平论

“经济依赖和平论”又称“贸易和平论”，是当代很有影响的自由经济主义国际理论。冷战期间及冷战后，美国学者罗斯克兰斯等继承发展了以往理查德·科布顿、诺尔曼·安吉尔等人自由贸易带来和平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完善了该理论。罗斯克兰斯把国家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商业促进福利的“贸易国家”（trading state），另一种是靠军事扩张加强国力的“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他认为，现代世界经济无处不在的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相互贸易的国家间必然发生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在经济生活上的相互依赖。世界经济和相互依赖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贸易国家，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相互依赖。在高度依赖的现代国际体系下，发动战争的动力已不复存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成为不可想象之事。因为战争不仅成本太高，而且一国本来可以从贸易中得到的利益也可能通过战争被他国抢走。一个现代理性的贸易国应该认识到通过贸易和市场完全可以把国家搞得更好。^[11]总起来看，该理论认为交易纽带的存在是经济相互依赖并能够创造和平的关键所在，具有依赖性的国家因为担心这种纽带的断裂而失去贸易利益，所以不愿意发动战争。其基本论点主要包括：贸易程度高可以促进国家繁荣，成为制约统治者减少战争决策的国内因素；经济或贸易上的相互依赖可以促进国家间的相互了解，减少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从而可以减少因误解所导致的战争；贸易可以改变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提高那些在和平贸易中获利的利益集团的影响力；高程度贸易可以产生“外溢效应”，增强贸易伙伴之间的政治纽合，这种政治纽合反过来又可促进国家间的合作。

3.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是一种从国内政治制度层面探讨和平的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治自由主义的发展而提出来的，其思想渊源可上溯到康德提出的共和体制是永久和平的最基本保证。1983年，美国学者米切尔·多伊利在其《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事务》一文中提出自由民主国家相互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的论点。认为民主政府相互间不愿发生战争的原因包括民主国家政府必须向国内人民做出交代，如战争代价过高，在以后的选举中就会失败；关于战争的决策是透明的，公众和决策者对战争代价都很敏感，可以公开辩论；民主国家间有用和平方法指导政治竞争和解决纠纷的共同愿望，并能通过关系的协调最终导致利益共同体的产生，抛弃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行为选择。^[12]多伊利的观点提出后，深受西方社会青睐，并迅速发展为民主和平论。该理论将国内民主与国际和平联系起来，得出了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之间虽然也存在许多利益冲突，但却很少或从不会打仗，而是更易于用非武力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的结论。它认为，民主国家间之所以不倾向以武力解决国家间冲突，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民主国家战争权掌握在民选政府手中，战争需要得到人民的同意，因此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制衡机制约束；二是民主国家共同享有一种民主的观念和准则，在制度、文化方面民主国家间的认同感很强，相互容易理解，不倾向于使用武力而是使用外交、政治等手段解决彼此间分歧。^[13]但专制国家或正在转向民主的国家却由于缺少民主政体和相关监督平衡机制及战争约束机制，缺少相互尊重、合作与妥协的民主精神和文化因素，更具有好战性，导致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和战争，而这时民主国家也不得不采取武力措施对付专制国家。因而民主和平的必然逻辑推论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办法是将非民主的专制国家改造为民主国家，为此目的动用武力也是合法的。因为“民主制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就意味着世界上和平地带的扩大”，可以最终为人类带来永久的和平。^[14]因此民主和平论在实践中很容易演变为民主扩展论。

4.国际制度和平论

“国际制度和平论”是在冷战后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蓬勃发展的世界形势下产生的一种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张，其主要观点是认为依靠国际组织和其他国际制度可以促进国际合作进而能够培育和平。该理论主张应充分关注并肯定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最新发展对于国际稳定的贡献。因为相互依存和全球化时代下的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国际合作已日益取代昔日的国际冲突成为主流。环境问题、人口问题、核武器问题、金融危机、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使得人类“共同利益”（绝对利益）领域迅速增长，要求各国通力合作才能解决全球性危机。而国际制度在促进和确保国际合作方面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按照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的解释，国际制度是指“规定行为角色、限制行为和塑造预期的一系列持续存在的和相互关联（正式和非正式的）的规则”。从构成要素上看，“国际制度包括正式的政府间和跨国性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15]。“国际制度和平论”认为，国际制度能够适应国际合作的需要，提供各种国际合作信息，制定国际合作规则，明确国际交往的责任与义务，规范和约束参与国的对外行为，因此，以互惠为基础操作的国际制度自然将成为构成持久和平的因素，国际制度是相互依存时代国际和平的重要推动力，国际制度约束和推动下的国际合作有助于国际和平的缔造。另一方面，国际制度和平论也承认，随着世界的相互依存程度和各国交往频率的不断增加，合作和冲突的可能性都会随之增加。国际制度能够促进合作，但是有时也可能被用作国际冲突的工具。通过运用博弈论对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趋同的分析，国际制度和平论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合作而不是冲突，国际制度对于和平的意义在于，当制度可以有效地推动绝对利益领域的多边合作时，国家间的和平和秩序就会更易于缔造和维持。^[16]

5.三角和平论

“三角和平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种和平主张，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布鲁斯·鲁塞特和约翰·奥尼尔。这一理论对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以及国际制度和平论进行了整合，把民主、经济相互依赖、国际组织这三个要素与和平联系在了一起。三角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几乎不打仗，它们在总体上也比独裁国家更加倾向于和平；经济上处于高度相互依赖的国家倾向于抑制与其商业伙伴进行战争；一个国家加入的国际组织越多，其政府使用武力反对国际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可能性越小。因此，民主、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组织这三大要素，对促进国际关系和平发展都具有独立的、有统计学意义的贡献；如果这三个变量值同时增加，冲突的可能性会明显降低，和平前景将明显增强；不仅如此，国际体系中上述三要素的扩展还会减少那些不具备这些要素的国家间的冲突。因此，一个有着更多的民主国家、更强的经济相互依赖和更稠密的政府间组织网络的国际体系将是一个更加和平的国际体系。^[17]三角和平论认为，民主、经济相互依存、国际组织是实现国家间和平的最重要的必要条件，这三角中的每一角与另两角相互作用，就可共同组成一个稳定的平衡体相互配合，就可以共塑和平。^[18]

6.共同体和平论

“共同体和平论”是冷战结束后以亚历山大·文德、伊曼努尔·奥德勒等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关于国际和平的一个重要理论。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结构或国际社会结构本质上是观念结构而非物质结构，是由国际关系实践、国家间互动和话语实践构成的，这些观念结构或国际制度不但外在地制约着国家行为，而且改变并形塑国家认同及由认同定义的国家利益。在此基础上，建构主义提出了“共同体和平论”。该理论认为，只有建立在国家自律、互信和集体认同基础之上的和平才是牢固和平，才具有最高意义上的合法性，在民族国家体制尚不足改变的当代情况下，这种基于认同与自愿的和平，只能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程度不一的多元安全共同体中才能找到。共同体主要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共同体内的成员国拥有共同的认同、共同的价值观，二是成员国之间能够进行多方位的直接的互动关系，三是共同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互惠和利他主义。共同体能够帮助成员国培育出和平的性情，形成一种浓厚的共同体感，产生出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彼此间争端的强烈互信，缔建一种有关和平变迁的可依赖预期，从而造就出一种稳固的国际秩序。^[19]而共同体中“共同体感的形成有赖于有关国家在长期外交实践、良性互动中形成的相互信任和集体认同；而互信与集体认同之形成，则需要各种可能的因素，既包括国际结构因素（如权力结构、知识结构），也包括国际进程因素（如国际制度、社会学习），还包括为这种国际结构与国际进程扮演基础性或突发性作用的启动因素，如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环境变迁、外来威胁。”^[20]

（二）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为辩证评析各种和平主张提供了准则

如何正确看待与科学评析当代西方种种和平主张，是和平研究与和平实践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确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分析准则与价值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面对形形色色的和平主张以及它们之间激烈的论战就会是非难辨，无所适从。面对杂然纷呈的各种和平主张，不能仅从一时的炙手可热或风靡学界来进行评判，也不能仅从各个国家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出发大肆鼓吹甚或付诸外交实践的效果来进行评判，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超越时空和狭隘界限，判断其进步与否、是否有利于实现和平的认识评判准则，这个准则就是看其所主张的和平实质是什么样的和平，其想实现的和平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大多数或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服务的各个民族、国家彻底平等公正的永久和平，还是仅仅为资产阶级和少数大国的利益服务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短暂的和平。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是从全人类解放、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高度来阐发他们的学说的，他们的和平理论也不例外。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与对立的深刻认识，以及对种种非正义战争及其根源的批判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人类社会应当实现的和平是在被压迫阶级、民族获得解放的基础上的平等公正的和平，是在人的异化与对立彻底消失基础上的真正的永久和平。以这一标准来衡量分析当代西方的种种和平主张，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这些和平主张有着什么样的理论前提和假设，有着什么样的论证图式和逻辑演进，有着什么样的结论和实现路径，彼此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分歧和激烈论争，却在坚持的立场、代表的主体、服务的对象、利益及价值所求等方面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即都是在维持现有的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下，为少数资本主义强国尤其是美国的利益需要服务的，其所要实现的和平往往是在大国、强国控制下的消极和平。当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1]，是在物质力量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实现其思想意识的统治所惯常采取的手段，这些和平主张也不例外，它们都是以实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为标榜的，都是以运用了科学逻辑框架和分析方法为自诩的。然而，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所确立的分析准则深入探究其实质，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和平主张或明显或隐蔽地都带有为资本主义大国利益服务的用心，是建构资本主义大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理论工具。其本身固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缺陷使其在实践中不能真正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某些和平主张的推行甚至成了激发冲突与战争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霸权（单极）稳定论”重视的是通过霸权国的外部力量（强权、霸权）对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行为体施以外在的约束来获得和平与稳定。霸权或单极秩序下的和平毫无疑问是一种消极的强制和平，世界秩序被置于霸权国的超强实力之上。而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发挥作用，推动新的力量中心出现或世界多极化发展达到一定程度，霸权国的超强力量就会急剧削弱并遭遇挑战，霸权治下的和平也会为新的争霸战争所破坏。即使霸权国暂时没有衰落，它也会以强权损害别国的利益以实现最大的自我利益，或为了维持超强地位与荣誉而不惜发动战争来维护自身霸权。从根本上看，所谓霸权国提供公共产品、创设国际机制，是为强权国家控制国际机制、扩大自身权势服务的。因此，霸权（单极）稳定论实际上是替某些大国尤其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辩护的理论武器，不仅不会给世界带来稳定，相反恰恰是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根源。

“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民主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平论”以及整合三者的“三角和平论”，虽不像“霸权（单极）稳定论”那样赤裸裸地注重权力追求和强制和平，但其试图确立的依旧是资本主义强国占优势地位下不平等公正的和平。“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依托当今经济全球化推进下各国日益紧密的经济依赖关系这一事实，但从世界政治的历史和现实经验看，相互依赖并不是国际合作、和平的充分条件。当今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全球统治。建立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基础之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具有不对称性，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凭借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的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交换获取巨额利润，发展中国家则获益较少乃至被剥夺，利益分配极不均衡，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与南北差距日益严重，这恰恰是当今世界各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冲突不断发生的重要原因。而改变这种不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愿望，也易造成民族及国家间争夺权力与利益的斗争加剧的后果。此外，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不仅不能制约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有利于其利用优势地位发动战争。同时还应看到，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也使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扩大到世界范围，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国际扩散成为不可避免的经常性的事情，由此造成的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会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以及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而并不必然是世界和平的局面。“民主和平论”所主张的民主实质是西方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由全民普选制、议会辩论和议会立法及社会舆论监督制度构成的资产阶级民主尽管具有越来越完备的民主形式却没有反映广大人民利益的真正的民主内容，它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是资产阶级以民主为旗号维护统治和扩张资本利益的工具。历史上，为了资本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之间争霸、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不胜枚举，两次世界大战及二战后美国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民选政府的干涉和颠覆（如1965年侵入多米尼加共和国推翻了经合法选举上台执政的总统博希；1973年暗中策划政变推翻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扶植皮诺切特为独裁者），更是对“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极大讽刺。冷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扩张已经开始触及世界的各个角落，资本越扩张，越需要将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扩展到各个国家以克服所谓“无赖”、“邪恶”的“集权专制”、“暴政”国家这一障碍和阻挠。因此，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尤其是美国之所以将民主、人权与和平联系在一起，极力推崇民主的价值所在，以武力为后盾来扩展“民主”、输出“自由”，大力推行扩展战略和“民主和平”外交，极力“扩展全世界由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组成的自由社会”，实际上是为了独霸全球的资本利益。“民主和平论”不仅掩盖了“民主国家”在历史上一再发动的对其他弱小民族和国家的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还为它们对外输出民主、引发冲突与战争的干涉与扩张行动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借口，为国际政治中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提供了虚伪的“道义合法性”的基础，成了美国为首的一部分西方国家实现国际霸权和国家利益、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工具。不仅没有带来世界和平、稳定与合作，反而造成了局部地区的动荡不安，加剧了世界紧张局势。“国际制度和平论”则回避了任何国际制度都是为维护和延续某种国际社会体系服务的，都具有阶级性这一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国际制度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从根本上维护的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体现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个别利益和共同利益。美国在冷战后一直力图加强现行国际制度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并借助其推行市场经济模式和自由民主制度，使国际制度成为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现行国际制度的阶级性和工具性决定了其所实现的和平从根本性质上看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尽管各国在国际制度规范下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受益，但在国际制度机制中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获益多寡不均甚至有天壤之别，极易引致各国间的利益冲突，使合作难以实现，当然也就无法有效推进和平。“三角和平论”强调民主、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三角的矢量叠加是维护和平的最重要因素，其言下之意是民主的、相互依赖的、广泛参与国际组织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更可能是和平的。而其最终要实现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和与之紧密相关的国内国际制度安排下的和平，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与其主导下的国际制度一统全球下的服务于资本主义强国的世界和平。

“共同体和平论”强调建立国家自律、互信和集体认同基础之上的和平，但其很多理论假定前提如集体认同的形成意味着共同体的形成、社会沟通能够带来共识、相互依存的发展促进国际合作等并不能充分成立，尤其回避了共同体中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之间实际不平等的地位和由此导致的矛盾冲突。该理论将国际体系转换等同于国际政治文化的变迁，突出知识结构、国际制度和社会学习在共同体形成中的关键性以及集体认同的形成在国际体系和平转换中的作用，没有给予经济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忽视了共同体归根到底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以及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国际体系的转换起着根本的推动作用，试图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与“民主和平论”的民主输出异曲同工，对国家主权原则提出了挑战，从根本上看不利于真正和平的实现。

总起来看，当代西方各种和平主张为资本主义大国利益服务的色彩和大国强权的气息仍然是很浓重的，其美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为确立资本主义强国主导下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提供理论支撑的意图相当明显。当然，这样说，决不是要全盘否定这些和平主张，抹杀其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方面的积极探索和起到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和平理论的时候，批判吸收了西方历史上诸多思想家包括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和平问题上的真知灼见，因此，对于当代西方的各种和平主张，我们在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认清其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利益服务的理论实质、不为其所迷惑的同时，还应结合时代和形势的发展变化，吸收借鉴其中有价值的某些方面，以利于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例如，“经济依赖和平论”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使各国经济联系空前紧密，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态势对增进国家间共同利益进而维护世界和平的积极作用。“民主和平论”在将内政与外交相联系、揭示不同的国内制度与对外战争之间的相关性方面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和启示作用。“国际制度和平论”拓展了国际和平的缔造主体，注重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国际制度在营造国际和平中的作用，揭示了国际关系中共同利益的日渐增长与多边合作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密切联系，进一步论证了国际关系趋于缓和，国际合作潜在范围明显扩大的情况下武力作用的局限性，强调了国际制度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共同体和平论”则发展了以往的和平理论，从世界各个地区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进程出发，注重深入国家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构成中，从集体认同的形成角度研究共同体对于国际和平缔造的意义。因此，对于西方和平主张中的有益方面，我们亦应给予科学的分析和充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