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近代农业的各种主张
甲午战争后一个时期，从清廷、六部九卿到各省督抚、农工商矿总局局董，以及州县官吏、地主开明士绅和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提出了一系列“兴农”主张和改革思路。归纳起来，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上沿袭古代的“农本”思想和传统农业政策的套路。按照这种主张和思路发展起来的农业，仍然不可能越出封建性的个体传统农业的范畴。1903年商部尚书载振等提出的“振兴农务折”是这类思路的代表；另一类是主张大力吸收西方的农学和农艺学，借鉴和推行西方国家发展农业的经验和政策措施，改变传统农业的模式，发展资本主义的新型农业。提出这种改革思路的主要是一些洋务派官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03年商部设立不久，商部尚书载振等人提出了“清地亩，辨土性”等两项振兴农业的政策主张。因农民战争后，各省鱼鳞册籍
不清，土地荒熟、已垦未垦情况不明，田亩多有隐匿，故载振要求清廷谕令各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躬行履勘，确实丈量” ，编造地亩册，将熟地列为一册，官荒、民荒各列一册，并绘图贴说，汇报商部备核。各省从前封禁山林，亦一律弛禁，招民开垦。同时辨别各地土性，编造土性表，将某地宜于某种植物栽培，某地已经种植或尚待试验，列表说明，报部备查，一面劝导，广兴艺植。载振还要求各地植树木、兴水利、广畜牧，以及开办学堂、试验场，传播农业知识等。载振的兴农主张得到光绪帝的肯定，谓其“所陈不为无见” ，令各省大吏“认真确查，极力讲求，一律切实兴办” 。[230]
载振的这些主张，并没有多少新内容，其主要目的仍然是清丈增赋，因此立即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认为“清丈地亩一事，最易扰民” 。而且从各省情况看，江苏业已办理清赋，田亩无复隐匿，没有重议清丈的必要；安徽、广东也曾相继举办，但“均以有扰民之弊，无增赋之利，旋即中止” 。 [231]其余各省情形大抵相同。没有必要重弹老调。
同载振相反，一些洋务派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提“兴农”主张，则把引进和推广西学、西法放在首位，强调革除陈规旧习，发展近代新型农业。
1901年8月，刘坤一、张之洞在整顿中法、推行西法的联合条陈中，提出欲兴农务，“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的主张。刘、张所说的“农学” ，是日本和欧美的新式农学。为了有效地引进和推广西方农学，改造传统农业，刘、张提出了“劝农学” 、 “劝官绅” 、 “导乡愚”和“垦荒缓赋税”等四项具体办法。建议在京师和各省城分别设立农务大学校和农务学校，选拔和培养农业专门人才；鼓励和派遣学生赴日本和欧美农务学堂学习，毕业回国后，视其学业，奖给官职。各省地方广为译刻西方农书，并结合本地情形，依法试种，认真总结，届年汇报，“有效者奖，捏报者黜” 。每县设“劝农局” ，邀集各乡绅董来局讲求农学。绅董和地方官行之有效者给奖，不举办农业者，照溺职例参革。同时，各省兴办试验场，进行新式农具、作物、肥料、病虫害防治等试验。
刘坤一、张之洞不赞成垦荒升科以增收财赋的做法，谓“今日筹度支者，多以垦荒为言。夫垦荒而责以升科，此荒之所以不垦也” 。认为“欲兴农务，惟有将垦荒升科之期，格外从缓” 。海滩垦辟升科，“尤须从宽” 。种植使用，亦不加限制，“种杂粮种草木，俱听其便，断不必强令开作稻田” 。并建议将这些滩涂作为试验农业新法之地，责成开垦者自行试验，或种美棉、甜菜、芦粟，或仿照美洲牧牛牧豕、机器耕作之法，或其他相宜耕牧新法，不予限制。数年后如有成效，土地即给予管业，且予奖赏；如不遵行或苟且欺饰，即行罚令入官。[232]
刘、张的上述主张，大体反映了洋务派高级官吏振兴农业的观点和思路。
除此以外，一些有政治远见和抱负的地方官吏、地主阶级开明士绅和忧国忧民的各类知识分子，也就如何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提出了各种看法和改革思路：有泛论和综合的，也有针对某个方面或行业的；有涉及全国的，也有专论某一地区的。但不论其具体思路如何，有一点基本相同：大力发展农业是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而要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现状，加速农业的发展，就必须效法西方，引进和推广日本、欧美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经营方式。其主要内容或观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和强调农业是“立国之本” ，即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中国原本以农立国，以农为“本” ，以工商为“末” ，“重本抑末”是历代封建政权传统的农业政策和经济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国内外历史条件的变化，尤其是民族危机的空前加深，“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这里的“实业”主要是指工业和商业。其中商业又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认为鸦片战争后的社会是一个“商战社会” ，中国一切失败，归根结底是“商战”的失败。要挽救民族危亡，重振国威，惟有大力发展商业，“以商界保国界，以商权张国权，”[233]甚至有人提出“以商为立国之本”的政策主张。[234]清政府的政策也明显向工商业倾斜。1903年三月，光绪帝降旨说：“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 。[235]这标志着清政府“重本抑末”传统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此后又颁发了一系列优惠工商业的法令、法规、则例和政策措施。长时期以来，清政府早已不修农政，现在把发展工商业放于优先的地位，农业愈加被冷落，也愈加凋敝。正如刘坤一、张之洞所言，“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 。[236]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要求振兴农业的朝野人士重新提出了农业为“立国之本”的主张。认为“天下大利，首在兴农” 。这是摆脱民族危机、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在农业和商业的关系上，他们仍然坚持“农为本富，商为末富”的观点。[237]不过这不等于说，他们主张继续推行古代的“重本抑末”政策。他们“重本” ，但不“抑末” ；而是把农业作为商业、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即所谓“农业为工商之母。 ”[238]
他们也深知商业的重要性，认为“商务窳败，则必不立足立国于商战之世” ，赞成清政府创商部、立商会、兴商业、培商力的有关措施，主张“力变向者贱商病末之积习” 。但同时强调，如果“劝农、考工之政不举” ，则兴商之道“固有未尽” 。认为“今日欲振商业，非先兴农工诸业不可” 。[239]商必须以工为后盾，“欲以商胜人，先须以工胜人” ；而“工必须物，万物皆根于土，则工又资于农” 。因此，“商者，末也；农者，本也。使不尽土地之宜，无物产之富，即精于商务，何以懋迁” ？只有大力发展农业，方为“务本之要” 。[240]刘坤一、张之洞也说，“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所运” 。[241]一句话，“工为商之本，农为工之本” ，“工商之盛衰，亦视农产为转移” 。[242]没有农业的高度发展，就谈不上工业和商业的繁荣。
（二）建立在地域上包括全部国土、地尽其利，在行业上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大农业
“兴农”论者认为，农业在地域上不应该只限于现有耕地，而应该包括全部国土，做到地尽其利。[243]国家和人民的富裕程度，同地力的发掘程度成正比。他们认为，“美国之富，在能尽地力” ；“中国之贫，则在不能尽地力” 。[244]美国每10方里所产，可养200人，远远超过欧洲，因而“富甲环球” 。中国不但无法同美国相衡，即使同欧洲、日本比较，亦瞠乎其后。因此，中国“欲振兴一切物产，则尤在尽其地利” 。[245]但使“东南各省讲求水利，俾无旱潦之虞；西北各省讲求垦牧，俾无荒废之地，则每岁所收，何止亿万计” 。[246]
“兴农”论者认为，中国农业之所以不能尽地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受自给自足传统农业模式的制约。长期封闭的自给自足农业经营模式，使中国官民“遵古节制，流为风俗，而好古、守古、泥古之性质〔格〕遂印入脑筋之内，而难于改化” ；[247]在生产范围上，则形成单一的粮食种植模式，“惟以五谷为民食。高亢污泽，辄以为不宜五谷，弃之如遗” 。[248]这都限制了土地的开发和利用。
突破传统的单一粮食种植模式，是加速土地开发。对于综合性农业来说，没有不可利用的土地，“下隰宜稻，高原宜桑；山林宜树果，堤岸宜栽柳……”凡地皆有用。[249]这样，荒地的垦辟也就显得异常重要。 “开荒种植乃天地自然之利，国家致富之源” ，振兴农业的第一步。并从西方国家找到根据，认为“太西各国无不以垦荒拓土为先务” 。[250]法国遣犯人开垦荒地，大获其利，英国筑堤开发海涂，以机器抽水开发牢隰岛田，用鸟粪使不毛之地成为膏腴的经验更值得借鉴。[251]在具体措施上，除宽限升科外，还主张参照西法，集股纠款，组织公司，使用机器。并对荒地进行登记，分清有主无主，如业主无力开垦，准归公司价买垦辟，业主“不得居奇” 。[252]刘坤一、张之洞还针对东北荒多地腴的特点，拟请特定章程，给一人能开田若干顷或助资借本者，从优奖给实官，以期鼓舞。[253]
开垦的目的是为了种植。主张突破粮食单一种植传统模式的人强调要广为种植。中国古代农业，作物主要限于五谷桑麻，品种太少，“今则风气日开，嗜好日增，五谷桑麻而外，其所当务者，正不可以偻指计” 。因此，除五谷桑麻外，要大力推广其他经济技术作物和园艺作物的种植。此外，英美诸国各种土产、作物，凡能获利者，“中国务宜访求佳种，广为栽植” 。[254]有人建议推广美国广种马铃薯的经验。美国广种薯，立薯商，设薯行，贩售各国，“获利无算” 。中国若能照办，其利“亦必可以操券待” ，并可取代日益价昂的大米以为主食。[255]
在广种植上，有人特别强调植树造林，发展林业、果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为植树造林不仅可以防止水土流失，改善气候，减少水旱、风灾等自然灾害，树艺本身有极高的经济价值，而且可以改善民风和社会治安。中国“于树畜之道，素不讲求，素不推广，惟恃五谷以为足用之源” ，以致各处“童山濯濯，年甚一年” 。[256]尤其是西北各省，“赤地千里，一望童山，旱潦为灾，风沙扑面。其地则泉源枯竭，硗确难耕；其民则菜色流离，饥寒垂毙” 。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大力植树造林。 “有主之地，民种之；无主之地，则官种之” ，同时严禁乱砍滥伐。地方官则以种树多寡为考成。 “持以十年，而中国土地不肥，人民不富者，未之有也。 ”[257]
畜牧业、渔业和副业也在大力发展之列。主张突破粮食单一种植结构的人强调，必须改变过去“只注意于田功，而不旁及于树畜”的片面观念和做法。羊、猪、鸡、鸭、鹅和鱼鲜，“皆华人日用之常品” ，故“鱼池之凿不可缓矣，牧地之开不可缺矣” 。[258]马牛等的牧养，其利更厚。在畜牧业基础较好的北方，其水草相垂之处，均宜大兴牧务。当然，畜牧业的兴办，不能只限于北方，南方也要兴办。[259]为了发展沿海
蚬养殖业和海上捕鱼业，刘坤一、张之洞还提出了奖励绅富集资兴办公司的政策主张。[260]
（三）兴办优质高效农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现产品转换，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随着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产品由原来的生产者直接消费转入市场交换。决定农民收益和经济状况的不仅仅是农产品的数量，更主要的是农产品的交换价值或市场价格。衡量农业的标准也不仅仅是产量，更主要的是产值。在新的条件下，一些稍有商业和经济学头脑的朝野人士，提出了打破传统习惯，发展产值高的优质高效农业的改革思路。
事实上，前述有关突破粮食单一种植结构、实现耕牧并重、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政策思路，都是从农业本身的经济效益来考虑的。在江西德化，有人建议改变单一的粮食种植结构，广种苎麻，认为种麻之利，“较种稻不下二十倍” 。其荒山隙地，多栽桐樟等树，“获利亦不可胜言” 。[261]山东临清等地历来有种桑卖椹的营生，但收益不高。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该省劝业公所建议将种桑卖椹变为种桑养蚕，这样可“利增数倍” 。[262]
罂粟是一种害国害民的毒品作物，但因获利丰厚，屡禁不绝。行政手段无效，于是有人试图用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即动员用经济收益更高的作物取代罂粟。这就是蚕桑。据说“种植之利过鸦片者莫如种桑” 。种桑亩可获值五万余文。若自己养蚕，“利且倍，每亩之获将十万” 。而种罂粟，亩得万余钱已罕见。印度已有部分烟田改为桑田或茶田、棉田。他们认为中国也应照此办理。[263]
在粮食作物内部，也有精粗和产值高低之分。有人建议用价格和产值高的精粮作物取代产值低的粗粮作物。在东北，多种质轻价昂的黄豆、小麦，取代质重价轻的高粱，以减少运费在价额的比重，提高经济效益。在北部人稀地广而又平坦的地区，尤宜推广小麦种植。[264]
兴办畜牧业也可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论者认为东北垦区应兴办牧羊业。其最大优点是羊毛质轻价高，省人工、省运费，不忧远途运销之难。因此，牧羊比高粱乃至黄豆、小麦种植获利更大。[265]
实现农产品的转化，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在一些人提出的振兴农业、挽回利权的政策思路中，占有重要的分量。
实现农产品的转化，主要是用粮食或庄稼青苗喂养猪、牛、羊和家禽，把粮食转化为肉、乳、蛋、毛和皮革，提高农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有人提出应借鉴美国的经验，在东北地区“广种包米，畜牧牛豚” 。据说美国之富，“富以农” ，但农产的1/3是玉米。绝大部分（96%）作为饲养牛、羊、猪之用。使量重值轻的玉米转化为量轻值重的乳、肉诸品。东北中、南部适宜种植玉米，以之饲养牛、猪、羊，再加工成冻肉、腌肉或乳、肉罐头，运往他处销售。因“畜产之所值，十倍于等重之普通谷产” ，可大获厚利。[266]
由于我国的加工业不发达，在对外贸易中，绝大部分农产品是以农产原料或初级加工品的形式出口，外商贱价收购后，进行加工，又高价返销中国，使我备受双重剥削。对此，朝野爱国人士无不痛心疾首于“以我国所出之产而夺我国之财” 。[267]在这种情况下，国人要求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愿望愈益强烈。只要我们能改良工艺，使用机器，工速品良，则“足与客货颉颃” 。且我工价最廉，成本更轻，材料就地取给，无远贩之劳，“以视彼之贩生而去，沽熟而来，劳尤少而费尤省” 。如此，中国“不特敌外货之内流而可以为守，且争外市之销场而可以为战” 。[268]
前面那位主张在东北广种包谷、饲养牛猪，把粮食转化为乳、肉的论者，同时提出在东北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制生货成熟货，变粗货成精货”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主张。这些加工业计有：面粉业、甜菜制糖业、纸烟业、织呢业、缫丝业、屠制业、肥料制造业、制革业、皮工业、制胰业、罐肉制造业、罐乳制造业、乳油酪饼制造业、酿酒业、榨油业、酒精制造业、淀粉制造业、制纸业、饴糖制造业、高粱菰子碾磨业、制绳业、制麻业等20余种。这些加工业除变生为熟、变粗为精，提高产品质量、耐储性能和价值外，还可扩大就业机会，解决农业劳动力的均衡使用问题。[269]
察哈尔晋化垦务公司的“经营事业方针书”也提出，鉴于该公司地处僻壤，交通不便，各物运费，所费甚巨，认为将所有农产、畜产、林产全数加工制造，缩小其容积，则便于运输，“价格不增自贵，获利自厚” 。该公司拟办的农、畜、林产品制造有：制油、制粉（麦粉、淀粉）、酿造（烧酒、酒精、酱油）、制肉（火腿、熏肉、盐肉）、制乳、制皮、制罐头、制炭、制醋酸、锯木、制林等，如将来事业进步，还准备酿造啤酒。[270]
其他一些主张扩大种植、进行农业综合开发的人士，也都是将增加作物品种和进行有关农产品的深加工结合起来考虑的。如有人提出在南方和北方分别发展桑、茶和葡萄、棉花等四种高效作物，就是考虑到养蚕缫丝、制茶、酿葡萄酒、棉纱纺织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并通过其产品加工，获取更高的货币收入；提出在江西德化一带广种苎麻的主张中，也包括苎麻加工即麻纺织业的兴办。在内蒙古，多伦诺尔抚民同知提出发展畜牧工艺、进行畜产品深加工的主张，加工范围包括制造皮革骨角、罐藏肉酪奶油、织制呢绒等，办有成效者给奖。[271]山东劝业公所建议在通过嫁接改良鲜果品种的同时，“兼施酿造之工” ，“讲求酿造之法” ，桃李则“宜学罐藏之术” 。认为果品就地酿造、罐制，“非特可遏利源之外溢” ，而且通过酿造比较，可以进一步改良品种。[272]还有人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农产品深加工的“树艺八利”的主张，即植桑养蚕，缫丝织绸；种葡萄酿酒；种棉花纺纱织布；种甘蔗榨糖；种竹编制竹器；种樟树熬樟脑；种橡胶树制橡胶；种烟草制卷烟，外加种咖啡树制咖啡。据说种制咖啡如能成功，“其利较种茶尤厚” 。[273]
（四）大力发展农业商品生产，促进农产品的商品流通
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人们的商品和市场意识明显增强。
这一时期有关振兴农业的绝大部分改革主张和各种论说，无论是强调以农立国、农业为工商之本，还是主张扩大种植、发展经济作物和林、牧、渔业、兴办农产品加工业、进行农业综合开发，无一不是立足于市场，以发展商品生产、开拓市场，满足市场需要为目的。
发展商品生产的作物种类和范围，自然不限于经济技术作物和果林园艺作物，历来商品率最低的粮食作物也在其列。 “兴农”论者对中国粮食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甚至日益衰退的状况，十分忧虑。尤其是稻米，中国栽培历史最长，食米人数最多，本应“考求此业独精” ，但实际情况却是“广土抟抟，占地无数，内地仅供自用，邻米之来源一绌，且惧不敷” 。以致运米出洋之禁终不能弛，还不如地少人多、但有稻米出口的日本。他们认为，“以我中国粮食所登，不能与彼争粮，固已足羞，而又查之究之，若恐流一粟出洋，致赢彼毫米之利，此尤可为长叹息者也” 。因此，“兴农”论者主张撤销运米出洋禁令，发展商品生产，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通过市场竞争，促进和加速稻米生产的发展。[274]
在主张发展商品生产的前提下，“兴农”论者一方面以“获利”为动力和是非取舍的依据，认为在农业耕作、作物品种、产品加工方面，“无论守旧更新” ，均须以是否“确能获利”为依归，俾收“一人获利，众人争趋”之效；[275]另一方面也不满足于某些短缺农产加工品的高价高利，而主张扩大生产，以充分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如在一段时间内，国内外市场对蚕丝的需求兴旺，中国蚕丝“仅顾外洋销数，而不敷内地丝货之用，以致绸缎之价日增一日，虽丝商之利可以内外兼收，而华人日用之需，其费亦殊不省” 。他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总由蚕利未兴，出数太少，且不知讲求，俾臻精美所致” 。因此强调大力推广蚕桑之利。 “若销数日多，而所出只有此数，即使逐日加价，终非振兴商务之道” 。[276]
为了促进农业商品生产和农产品流通的发展，一些“兴农”论者呼吁废除禁止某些农产品尤其是粮食流通的法令，取消对某些农产品流通的限制。如有人主张撤销运米出洋禁令。江西有人在“请兴实业条陈”中提出了“弛谷禁以通民财”的主张。认为江西致贫之由，“鸦片而外，漕折为大宗” 。漕折纳钱，农民只能运谷出口，易钱完缴，而各府县乡皆岁有禁谷出口之习，这无异于“缚人手足而驱之走也” 。由于粮食不能自由流通，致使丰歉差价悬殊，丰年乡斗常跌至四五百文，而荒年常涨至一千四五百文，农民“不获沾流通之益” ，既苦丰年谷贱，复苦荒年谷贵，“虽欲不贫，得乎” ？谷禁非撤不可。[277]为了促进内蒙古畜牧业和马匹商品生产的发展，刘坤一、张之洞提出取消蒙古与内地马匹交易的有关限制。按清政府的章程规定，每年内地省区到口外买马，须在兵部请领马票，进口后尚需赴部烙验。章程严密，手续繁琐，道途亦多波折。购马费用既多，则马价必求省减，故内蒙古马匹销路不旺，畜牧业发展缓慢。基于这种情况，刘、张奏请改定章程，取消限制，此后不论蒙民贩马入口贸易，内省商民出口购马，“均听其便” 。这样，“口马之销路既旺，而蒙古生计，亦可稍纾矣” 。[278]
（五）兴办教育，开启民智，效法西方，引进和推广外国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实现农业的生产和经营近代化
清末民初，中国农业生产在装备和生产技术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必须效法西方，迎头赶上，已在朝野成为共识。有人进行中西对比说，西人农具，咸用新式机器，中国之犁，一人一牛，入土仅得五寸；西国之犁，一人两马，入土既深，而又快捷过之。他如镰耙斧铲，皆利便适用，故以播种，“一日可及数百亩” ；以刈禾，“一人可兼数百工” 。水利灌溉方面，西国以机器除水患，以挖泥船去淤疏浚河道，抗旱则有凿井机、抽水机。汽机车水，“非若中国徒用人力，劳而鲜功” 。种子培育、土地粪壅、病虫害防治、蔬果栽培、畜牧孳育，以及饲蚕、养蜂、养鱼等等，“莫不殚心考求，备收天时、地利、人事之益” 。反观中国，“新法不知，物理不讲，坐令田野不辟，树艺不广，微特种植垦牧之利，远逊欧洲，即颉颃东邻，亦瞠乎其后” 。[279]
中国农业为何如此落后？ “兴农”论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长期“农政不修，以本富大计付诸终岁勤动、目不识丁之愚氓” 。[280]农民没有文化，思想保守，不懂科学，只能按传统经验办事；而谈农务的士大夫之流，只能“按图索骥” ，隔靴搔痒，无济于事。这就根本谈不上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农业的发展。有人以浙江瑞安为例，全县农田50余万亩，“野无惰农，地无旷土” ，然而中稔之年才足自给；稍有歉微，人心惶遽，“懦者折粒而忍饥，强者攒食而煽乱” 。问何以至此，曰“不辨土质也，不考热力也，不察物性也，不讲肥料也；选种不精也，取材不广也，利用之器不备也，种植之书勿读也，防害之法不周也，除虫之术勿习也” 。[281]一句话，生产装备和耕作技术保守落后。
“兴农”论者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使农民掌握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和耕作方法，而这又以农民识字、有文化为前提。因此，“不讲农务则已，若讲农务，须先俾农人识字为第一要义” 。他们强调，要想振兴农业，就要推行新法，让农民识字，并掌握有关作物、土壤、肥料等知识，合理浇灌、粪壅。这样，“瘠土可成沃壤，更倍增腴美。虽有旱潦，可免荒芜” 。因此，他们的结论是，“农为工商之本，而农人识字尤为农务之本” 。[282]
除了让农民识字以外，他们还主张兴办农业教育，设立各级农业学校，培养农业专门人才，学习和传播农业知识，并向日本和欧美派遣留学生，回国量才录用；翻译、出版日本和欧美各类农学书籍；在各省建立农业试验场，对一些新的作物品种和耕作方法进行试验，取得成效后加以推广。而这又只有识文断字的士大夫才能办到。因此，他们特别强调，要劝导和奖励官绅热心农务，掌握农业科学，进行农事试验。
在土地开垦、农业耕作、经营管理和农产品加工等方面，一些“兴农”论者主张完全参照西法，借鉴欧美经验。 “各省地方均宜仿照西法，设立垦荒公司，纠股集款，大兴耕作” 。垦荒一切事宜，“均宜参以西法” ，凡地之卑湿者，以机器竭其水；地之硗瘠者，以粪壅其土；更宜以西国耕具机器济之。作物品种方面，凡欧美诸国有的，中国都要“访求佳种，广为栽植” 。育蚕、缫丝、焙茶、烘茶诸事，“一律参用西法，以臻美善而合时好” 。[283]民国元年，北洋政府农林部也决定，改良农林种植法和农业器械，扩大种植规模；农械的改良，“其形式参仿美俄英法等国” ，并选派干员多人赴各国考察农林两业，以便归国后“研究” 。[284]
不言而喻，按照上述改革思路发展起来的中国农业，应是欧美式的近代化大农业，前景是诱人的。就这些主张本身而言，多有精辟和科学合理之处。但也有一个共同的和根本性的缺陷，即单纯从生产力的角度观察和思考问题，没有看到当时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统治，已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这些“兴农”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大多只能是纸上谈兵，根本无法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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