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茨—沃尔夫派和休谟的哲学对康德的影响

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1724—1804)，早年是莱布尼茨—沃尔夫派哲学的信徒，但同时又接受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牛顿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很多影响。这一矛盾已表现在他“前批判时期”的代表作《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11](1755)中。在这本著作里，与莱布尼茨的纯粹思辨的形而上学不同，他立足于牛顿力学的基础之上，对天体起源和宇宙发展提出了自然科学的假说，即“星云说”。而这一假说也突破了牛顿的机械论和循环论，闪耀着辩证的历史发展论的火花。但同时他又认为，牛顿力学并不能解释有机体的起源和整个宇宙的最终目的，因此他最终又还是倒向了莱布尼茨—沃尔夫派对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证明。可见，经验派与理性派矛盾的交织，一开始就从自然观、宇宙观的高度，亦即从本体论或“认识对象”的角度，向康德提出了如何调和矛盾的难题。

1765年才得以由后人整理出版的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无疑给了康德解决这一难题以极大的启发。在这本书里，莱布尼茨已明确提出了在认识论上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任务。莱布尼茨承认洛克的“凡是在理智中的，没有不是先存在于感觉中的”这一经验主义原则，但却作了一个保留，即“除理智本身之外”。人的理智有一些天赋的内在原则，它们依靠经验所提供的“机缘”而形成为知识;理智和经验不可分离，缺了一方则不可能构成知识。但是，莱布尼茨这种对感性和理性的调和仍然是不成功的，他基本上仍然是站在一种独断的“理性心理学”的立场上，离开人的一切经验而主观任意地设定了人的天赋认识能力，并最终由上帝的“前定和谐”、由“理性神学”来保证人的理智和经验相互结合的可能性。因此，莱布尼茨的尝试还仅仅给解决康德的难题提供了一种希望，而没有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

把走出这一迷宫的阿莉阿德尼线团交给康德的是休谟的怀疑论。接受了休谟的影响，这标志着康德哲学“批判时期”的开始。正如康德自己所说的:休谟“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12]因为休谟指出，一切脱离人的直接感觉印象而独断地设定的灵魂、宇宙整体、上帝，都是提不出什么可信根据的，因而是值得怀疑的;对上帝存在的种种理性证明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面对休谟的挑战，莱布尼茨体系的一切虚弱性和内在矛盾都暴露无遗了:如果我根本不相信任何外在“实体”的存在，甚至也不强求我的知识具有客观的普遍必然性，而只相信和承认直接呈现于我面前的鲜明生动的印象，那么莱布尼茨和整个理性派的一整套煞费苦心的思辨体系就都成了无聊的游戏，而且想不出任何理由来支持它不至于全体垮台。

休谟对理性派哲学的攻击是激烈的、摧毁性的，但这样一来他也把自己的哲学搞得极端片面而不近情理。与其说休谟战胜了理性派哲学，不如说他使理性派哲学与经验派哲学同归于尽了。康德并未完全接受休谟认识论的结论。他庆幸的是休谟站在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上对理性派独断的形而上学的摧毁，而不赞同休谟对人类认识的一切普遍必然性的否定。他的认识论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要调和经验派与理性派，而休谟使他看清了:沿着独断地设定某种认识结构的理性主义道路，这种调和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只有沿着经验主义的方向，首先从人们现有的经验知识出发，但不是(像休谟那样)只限于单纯地承认它们，而是对它进行深入的分析，从中发现那隐藏着的知识本身的先天结构，并把这个先天结构的超经验的客观基础(物自体)存而不论，这样才能既坚持了经验主义的“实在性”(非独断性)，又不至于完全否定人的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而是把这种能动作用提到使一切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这样一个最高的位置上来。

正是从这样一种考虑出发，康德在1781年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他的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他认为，必须要寻找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之所以可能结合起来的认识论基础;经验派只承认感性的“后天综合判断”，否认了认识的先天能动作用;理性派只承认“先天分析判断”的可靠性，否认了认识的经验基础。莱布尼茨提出“充足理由律”来补充“矛盾律”，在康德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因为它企图把后天的经验知识也先天地综合起来;但康德认为莱布尼茨独断地用上帝的“前定和谐”来作为充足理由律的保证，这是对经验的一种不合法的超越。在康德看来，不必设定什么上帝的作用，只要对人的认识能力本身进行一番批判的考察，就可以找到先天综合判断的最终根据。他发现，感性和理性的“前定和谐”是确实存在的，但不是存在于超验的客观世界或上帝那里，毋宁说，这种和谐“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能力的和谐，在这同一事物里感性和理智相互一致而成为一个经验认识”^[13];它并不由一个外在的上帝来保证，而是人的知性本身的最高统觉能力的表现;这种“先验自我”的能动的统觉或综合能力就是感性和知性能够结合成知识的根本保证，也是人的个体经验知识能具有普遍的客观必然性的先天条件;只不过这样形成起来的知识仍然只是有关人心中的经验现象的知识，而不是对客体本身(物自体)的认识。正是休谟把上帝、灵魂和物质实体作为不可知的东西从认识论中驱逐出去、把知识完全归于主观经验范围之中这一做法启发了康德，但休谟由此引出了人的认识没有任何理性的普遍必然性的结论，康德却在不可知论之上重新建立起这种普遍必然性，依靠把人的一切知识局限于人由经验界限所划定的主观认识结构之中，来避开经验派和理性派因各自的片面性所陷入的矛盾，使它们相互调和起来。康德认为，这种矛盾归纳起来有四类，他称之为四种“二律背反”:(1)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有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无限的。(2)世界上一切都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上一切都是复杂的、可分割的。(3)世界上存在着自由;世界上不存在自由，一切都是必然的。(4)世界有始因;世界无始因。在这四对矛盾的观点中，第一方面大体上就是理性派所持的观点，第二方面大体上是经验派所持的观点。在康德看来，由于双方都假定了物自体可以认识，但又不可能用感性经验材料加以证实，因此是永远也争不清的。只有把认识严格局限于主观的经验现象本身的范围之内，打消要去认识物自体的非分之想，才能使“二律背反”的幻相消失。

由此可见，康德对经验派和理性派的调和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而只是通过不可知论回避了问题。然而他对经验派和理性派的二律背反的分析，以及对产生这种二律背反的必然性的深刻洞见，为这两派在认识论范围内的长期争论作了一个总结，也为认识论的辩证法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基础。自此，哲学斗争的中心问题就从认识的途径是经验还是理性的问题明确深入到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