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事报道》对莱布尼茨的影响

莱布尼茨（Leibniz, 1646—1716）是德国著名的学者，他兴趣广泛，在哲学、法学、神学、数学、语言、政治经济学等方面都有所涉及。莱布尼茨虽然发表的著作不多，但是，作为一个勤奋、敏锐、学术和社会交际广泛的学者，他给人们留下一笔宝贵财富——他的1.5万封通信，其中有不少是专门关于中国问题的通信。与莱布尼茨通信的对象有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西方派往东方的耶稣会传教士，难怪有人说“莱布尼茨一人就是一个科学院”^〔84〕。

莱布尼茨对中国问题非常感兴趣，是“17世纪所有学者中最早（可能柯尔贝尔除外）、以最大的顽强精神和持之以恒地关心中国的人”^〔85〕。1697年12月14日，莱布尼茨致冯·布兰登堡（Kurfürstin Sophie Charlotte Von Brandenburg）的信中称：“我准备在我的办公室的门上挂个中国事务处的牌子，只要是有关中国的事情，人们皆可写信给我。”^〔86〕

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对莱布尼茨的影响体现在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ca）和他对“礼仪之争”的态度。莱布尼茨虽然是新教徒，却与不少耶稣会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白晋、闵明我等人还成为他的长期通信人。1696年，李明发表了《中国近事报道》，1697年2月1日，莱布尼茨写信给英国的朋友布奈特，告诉他自己收到了从巴黎寄来的李明的著作。^〔87〕同年4月，莱布尼茨发表了《中国近事》。《中国近事》是莱布尼茨第一部，也是他最有影响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与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两者不仅在内容上有不少相似之处，在观点上也相互呼应。

莱布尼茨《中国近事》的主要内容是编辑发表北京耶稣会会长苏霖（Joseph Suarez）神父关于1692年“容教令”的报告及几位耶稣会神父给莱布尼茨的简短通信。

1692年的“容教令”对在华耶稣会士而言，是天主教经过一百年的艰辛付出，在中国取得的最重大成果，李明是第一个向欧洲公开这一诏令的耶稣会士。在《中国近事报道》的第十三封信：“致让松红衣主教大人——基督教新近在中华帝国全境得到皇帝诏书首肯”一文中，李明详细介绍了1692年“容教令”的原因、过程和内容。苏霖神父的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所遇到的障碍；第二部分是讲述1692年在华传教自由之许可，也就是说苏霖的第二部内容就是李明关于“容教令”的内容。从内容上看，二者没有太多的差别，只是李明在“容教令”颁布的过程中更突出索额图的作用，而苏霖的诏令更突出康熙皇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苏霖的报告是对李明著作的补充，进一步强调了1692年诏令的来之不易和基督教在中国取得的成就。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的序言也称：

当这份由葡萄牙神父、北京学院院长苏霖从北京发出的报告，由尊贵的明斯特主教顾问科亨海姆先生的推荐转到我手中时，我觉得及时发表这份准确叙述这一天赐良机的文献，并且用来与李明神父在他的用法文写成关于中国情势的描述中提到的情况作比较，是有益于基督教的事业的。……但愿这些材料能够更多地激起虔诚欧洲的热情，去完成这一巨大的使命。肯定无疑的是，中华帝国之大，本身便决定了它的重要性；作为东方最聪明的民族，中华帝国的声望是卓越的，其影响被其他民族视为表率。基于几点，我们可以说，似乎从使徒时代以来，基督教信仰从未从事过比此更伟大的事业。^〔88〕

在莱布尼茨获得白晋的《康熙皇帝传》之前，他就从李明的著作中获得了不少关于康熙皇帝知识。李明的著作中不仅有对康熙皇帝详细的肖像描写和图像，还有不少关于康熙皇帝善待传教士、精明的统治之术、宽容的宗教思想，及学习、生活方面的介绍。李明笔下的康熙皇帝勤政爱民、聪明好学、严于律己的形象给莱布尼茨留下深刻印象，所以莱布尼茨在序言中感叹：

有谁不对这样一位帝国的君主感到惊讶呢？他的伟大几乎超越了人的可能，他被人们视为人间的上帝，人们对他的旨意奉行无违。尽管如此，他却习惯于如此地培养自身的道德与智慧；位居人极，却认为在遵纪守法、礼贤下士方面超过臣民才是自己的本职。难以理解的是，所有人君中最伟大的、在现世无所不能的统治者，竟对后世在史书中的评价敬畏三分，而且他对史书评价的畏惧远远超过对其他国王、王公大臣的畏惧。因此，他小心翼翼地躲避任何有碍自己在位声誉的行为，以防史官把他不光彩的言行记录入皇家秘密的档案内。^〔89〕

关于康熙皇帝对西方知识的兴趣，莱布尼茨称：

就像最近从中国返回的传教士李明在一份有关中国的报告中描述的那样，这位君主甚至亲自为他的皇子们编写了几本几何学课本，以便能够把一个如此重要的学科的基本知识和重要的真理亲自传授给他们，能够使他为自己的帝国开启的智慧在他的家族中代代相传。这样，他便为自己的臣民在他驾崩后的幸福做了准备。我看不出，在人生中还有比此更卓远的计划与设想。^〔90〕

所以，当得知白晋将他的《康熙皇帝传》赠给自己的时候，莱布尼茨非常高兴：“您说要寄给我您已出版的有关中国皇帝的作品，能在我的书里增加这样一段中国皇帝的小传，真是太完美了。我也十分期待您关于中国皇帝颁布容教令并允许自由传教前因后果的新作。我对您给予我的恩惠深表感谢，唯愿自己不致辱没您对我的好意。希望您的大作不仅用法语，也用拉丁语出版，让更多的民众都能拜读、受益。”^〔91〕因此，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第二版时便增加了白晋的《康熙皇帝传》。

莱布尼茨是新教徒，但是，他却对新教徒的劲敌耶稣会士，特别是在华耶稣会士十分友好，并在中国“礼仪之争”中一直公开支持耶稣会士。阎当主教的禁令传到欧洲，在罗马和巴黎掀起了另一轮对耶稣会适应政策的批评。当李明发表《中国近事报道》为耶稣会的适应政策辩护时，莱布尼茨也发表《中国近事》为耶稣会士摇旗呐喊。在《中国近事》的序言中，莱布尼茨含蓄地批评那些反对耶稣会士的言行：

我发现，有时是罗马教会自己听信了值得怀疑的报道而过分谨慎，犹豫不前；有时是一些对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无知或不甚了解的人们，置明哲人士的反对于不顾，硬把我们西方信仰者恪守的所有戒律一味地强加在异域的基督徒身上。而正是这些错误导致了在埃塞俄比亚本来已经繁荣的天主教的衰败。^〔92〕

当李明期望容教令的颁布“或许将迫使罗马教皇把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到这项巨大工程的完全竣工上。……即把大公无私的、博学的、苦修过的、结合了谨慎和福音传教的纯洁的、只寻求耶稣基督荣耀的、而不谋求他们个人的或是他们国家的荣耀的传教士派来。最后我们期望所有的基督教国家都能够争先恐后在教廷的准许下把他们的教士派到这些广阔的教区，以便分担我们的工作，扩大我们的征服”^〔93〕。莱布尼茨则在序言的最后呼吁：“上帝保佑，但愿我们的欢乐是有道理的——而且能够持久，但愿我们的欢乐免受来自愚昧的宗教狂热或者那些肩负传播福音的传教士内部的纷争以及我们自己同胞的不明智行为的损害。”^〔94〕

莱布尼茨在与很多友人的通信中表达自己在“礼仪之争”问题上对李明的支持。1698年5月4日，莱布尼茨写信给法国神父克洛德·尼凯瑟（Claude Nicaise）称：“按照我个人的看法，人们在这个（中国礼仪）问题上错怪了善良的耶稣会士”^〔95〕。从1699年10月起，当他（莱布尼茨）预感到李明神父很快就要受到抨击时，他便认定大家错误地指控此人，因为那样做就是抨击在此名掩饰下的大多数耶稣会士们：“他倾向于认为大部分耶稣会士都受到了不公正的指责。”^〔96〕

当有人指责莱布尼茨对耶稣会的支持时，莱布尼茨却称：“有人指责我很少批评耶稣会士。是的。这些博学的人为我那本小书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因此您也会理解，为什么在书中没有批评他们的地方；相反，这扇门给我带来了许多新的消息，我想让这扇门开着。”而且，莱布尼茨认为“我也不想让人们轻易地谴责中国的哲人，特别他们中的古人，对于他们，我们知道的还非常有限”^〔97〕。

1700年巴黎索邦神学院对李明的批判及教皇关于禁止中国“礼仪之争”的结果令莱布尼茨很失望，因为“一个欧洲的法庭在没有听取中国人的意见，也不让他们辩护的情况下就指责中国人和他们的皇帝是无神论和偶像崇拜者”是“极不公正的”^〔98〕。

1712年2月5日，莱布尼茨与一位友人的通信：“如果罗马教皇硬要中国基督教徒放弃相沿已久的尊孔敬祖习俗，那里的教会不是毫无疑问要消失吗？……除非罗马教廷从中设法干预，只怕中国传教区将会搞得很糟，这是我不愿看到的。”^〔99〕

莱布尼茨在“礼仪之争”中坚定地站在耶稣会士一边。他在“致奥尔良公爵夫人的书简”中说：“我在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上，同样也是耶稣会士理论的支持者，我曾就这个问题与维也纳的欧仁（Eugéne）国王讨论过。他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像我这样的新教徒，也站在罗马观点的一方，但我是不偏不倚的。”^〔100〕

莱布尼茨称，“多年来，欧洲人，尤其是耶稣会士以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致力于将上天赐予这份圣礼传入中国。他们的那种投身事业的坚忍不拔精神，甚至使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得不表示赞叹。我知道，我昔日的好友，当代一位杰出的人物安托万·阿尔诺极力反对耶稣会，对它的传教士横加指责。以我的观点看，这类指责在某些情况下言过其实、过分激烈。……推崇孔子，就其本质而言，似乎与宗教崇拜毫不相关”^〔101〕。

甚至在莱布尼茨去世前夕，还念念不忘中国“礼仪之争”。1716年5月20日，莱布尼茨致奥尔本的信中，“我始终认为，中国人的祭祖活动以及对其他有贡献的人的崇拜可以被看做是世俗政治性质的，因为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他们并不向死者提出任何要求，也不期望得到什么”^〔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