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中国近事报道》的主要内容及其写作特点

一、《中国近事报道》的主要内容

《中国近事报道》是法国人所著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的综合性著作，内容十分广博，涉及中国知识的方方面面。全书由十四封书信构成：

第一封信，“暹罗—北京之旅行”。主要介绍了来华背景、过程、中国的地理概况和清军入关的情况。

第二封信，“皇帝接见及北京城市见闻”。主要介绍了康熙皇帝的接见、对皇宫的描述和南怀仁葬礼的尊荣。

第三封信，“城市、建筑物以及中国最巨大浩繁的工程”。城市方面主要介绍了北京、南京、杭州、苏州等著名城市；建筑物方面则主要介绍了长城；中国的一些主要的海港城市，如澳门、广州、宁波、厦门。

第四封信，“关于中国的气候、土地、运河、河流和水果”。

第五封信，“中华民族的特点，其悠久、杰出之处及优缺点”。

第六封信，“有关中国人生活的清洁卫生和雅致奢华”。包括中国人的住房、花园、待客习俗；油漆、瓷器、中国人的出行、节日。

第七封信，“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书籍和道德”。

第八封信，“关于中国人思想的特点”。包括中国人的科学、医学、茶、艺术。

第九封信，“论中国政治及政府”。

第十封信，“论中国古今宗教”。主要介绍了古代中国人的宗教精神及对佛教、道教的批评。

第十一封信，“论基督教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

第十二封信，“传教士在中国宣讲耶稣教义的方式和新基督教徒们的虔诚”。

第十三封信，“基督教新近在中华帝国全境得到皇帝诏书首肯”。

第十四封信，“我们在印度和中国所做观察的概述”。

从这些信的内容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所以1697英译本直接将内容概括为一个长长的书名，以突出此书的特点：

A compleat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 being the observations of above ten years travels through that country: containing memoirs and remarks: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topographical, physical, natural, astronomical, mechanical, military, mercantile, political, and ecclesiastical. Particulary upon their pottery and varnishing silk and other manufacturs, pearl-fishing, the history of plants and animals,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ir cities and publick works number of people, manners, language, and customs, coin and commerce, their habits, oeconomy, and government, the philosophy of the famous confucius. With an account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and many other curious particulars.

中华帝国全史：在该国十多年旅行的观察，包括回忆和评价：有关（中国的）地理、历史、地貌、博物、自然、天文、机械制造、军事、商业贸易、政治和基督教传教的专题报告与评论尤其着力描述他们陶、丝绸印染及别的制造业、采珍珠、栽培植物和家畜史，以及他们的城市和公共工程、人口、语言、风俗习惯、货币和商业、他们的服饰、经济、政治和著名的孔子哲学的详述。附有鞑靼对中国征服的报道和别的许多神奇的详情。^〔23〕

英文书名清晰地展现《中国近事报道》百科全书式的特点，但是，人们在钦佩此书知识广博的同时，也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李明在中国只有四年多，且有不少时间用于传教和路途奔波，尽管他有敏锐的观察力，在科研方面训练有素，但在这么短时间内，以其有限的精力，如何能够获得如此丰富的关于中国的资料，并写出煌煌大作？要回答这样的疑问，就必须考虑李明来华的身份和目的。

前文已经说过，五位法国耶稣会士是以“国王数学家”身份来华，他们来华之前都被接纳为皇家科学院的成员，肩负着明确的科学观察的任务。那么，当时皇家科学院会给这些“国王数学家”们什么样的任务呢？或者说，皇家科学院对中国哪些方面兴趣呢？我们很难从李明等人的言论或著作中直接找到科学院给他们的任务清单，但是，我们却可以从1684年柏应理访问巴黎时，皇家科学院向他列出的一份问题清单中找到答案。这些问题是：

——中国人的史学家及其史著的权威性和忠实性如何？那里现在是否仍继续以同样精益求精的精神工作？

——尊敬的耶稣会士神父们是否对中国的经纬度做了某些具有相当规模的考察？

——中国人的科学及数学、天文学、哲学、音乐、医学的优点以及他们诊脉方式如何？

——荷叶、大黄及其药品与奇花异木到底是什么？中国是否出产某种香料，他们是否消费烟草？

——中国人的日常饮食及其饮料是什么？他们是否有葡萄、面包、磨坊、印度子鸡、鸽子和鸽棚、印度或土耳其小麦等？

——他们的家禽和家畜是否与我们相似？他们是否拥有禽畜中的所有品种？如毛驴、骡子和骆驼。

——他们最优良的飞禽、野味和鱼类是什么？

——他们的大炮、火枪和其他进攻与防御性武器的形状与用法如何？他们是否有短枪、卡宾枪、手枪、炸弹、手榴弹和烟火？

——他们的阵地设防方式、进攻和保卫阵地的方式如何？他们是否有地雷和战壕等？

——他们的节日、舞蹈、乐器、节日篝火如何？

——他们的丝绸、白色毛织、棉织、瓷器、印刷术、作坊以及他们使用罗盘的方式如何？

——他们大船的形状以及小船、灌渠和闸门的方便性如何？……

——诸如北京、南京、广州那样的主要城市的规模和居民如何？

——全国的幅员？

——他们的住宅的形状、家具、庭院、果树、甬道、喷泉、花坛、街道上的石铺路面、寺院的形状与规模如何？他们的崇拜偶像和供像是什么？

——他们有什么矿藏？

——他们的丧葬、婚娶如何？女子是否拥有自由或是否可以抛头露面？他们的财产所有制如何？他们是否有遗嘱或捐赠？继承和分配遗产的方式如何？

——他们的法官、巡察官和处死罪犯的方式。

——他们的宗教和信教人情况。

——万里长城。

——他们的港口、其秀美外貌和雄伟程度。

——皇帝的收入有多少？这些收入是以什么东西组成的？

——那里的风是温暖还是寒冷？气候是干燥还是多雨？是否惹人讨厌？那里是否有规律性很强的降雨和季风？在什么季节和什么地区？

——马可波罗所说的“行在”（Quinsay）是浙江省府杭州还是同一个省的湖州？其湖泊如何？

——东西鞑靼的情况如何？

——莫斯科人和那些来自印度、莫卧尔国人的旅行情况。

——朝鲜，其国王是中国的附庸还是强大的国王？

——海南岛及其珍珠的情况。

——贵州和云南等省份以西的居民。

——黔江和喀喇木伦河的宽度及其水质。

——中国的陕西、山西、北京、辽东、山东、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湖广和河南诸省份。

——澳门的地势，它是否与大陆相连接。^〔24〕

柏应理显然没有对皇家科学院的这份问题清单作出满意的回答，因为对照这些问题和李明著作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除了少数几个问题（画线部分）李明没有谈及外，其余都有所涉及，只是详略不同。很显然，李明著作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份答卷。换言之，李明等人在到中国之前就有了明确的观察目标，这就避免了在收集资料时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当然，只有明确的目标并不能帮助李明在几年时间内就能够完成这样一份包罗万象的中国报告。那么，李明是如何获得这些中国知识的呢？

李明关于中国知识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是以前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著作。虽然李明在著作中并未注明自己资料的来源，但是，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他参照了利玛窦、曾德昭、卫匡国、卜弥格（Michel Borm）、柏应理、南怀仁、安文思等人的著作。如李明关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及进入北京、崇祯之死、吴三桂降清及满族入关等内容大多来自卫匡国的《鞑靼战记》；关于北京观象台各种仪器的介绍参考了南怀仁的《仪像图》和《仪像志》；而李明关于孔子及其箴言的介绍则主要参考了柏应理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phus, Pais, 1687）……

李明此书参考较多的则是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如关于中国灯节起源的三种传说^〔25〕、成汤“桑林求雨”的故事^〔26〕、中国皇帝祭祀天坛的活动^〔27〕；中国人喜欢用9999而不用“一万”来表示数字庞大的原因^〔28〕，等等，这些都引自安文思著作。而且李明对安文思盛赞中国的一些观点也提出了批评。如安文思曾赞美中国文字，称：“中国人使用的是五万四千四百零九个字，这些字表达他们要说的事，很优美、生动和有效，以致你不会把它们看做是字，而是说话的声音和语言，或者更是表示与他们生活有关的图画和形象。”^〔29〕相比较拉丁语、希腊语及其他欧洲语言，中文更容易学，“勤奋的人用有效的方法去学习中国语言，可以在一年内学会，而且讲得很好”^〔30〕。

而李明却认为，“对于外国人，人们难以想象学习中国字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厌烦；被迫用一生时间（一般说，学中国字，一生也不算太长）往自己头脑里不停地装这数不尽的丑陋的图形，并总是忙于辨认那些东西和意义几乎毫无相似之处的并不完善的象形字，简直是个沉重的十字架”^〔31〕。“我不知道是否很多传教士宁肯下矿井做苦工，也不愿数载如一日地辛辛苦苦致力于学习中国语，这真是一个人所能经受的最苦、最易气馁的学习了。”^〔32〕所以李明称：“当我读到安文思神父的新记叙文，他说中国语比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其他所有欧洲语言都容易时，我真是感到吃惊。”^〔33〕

又如，安文思赞美北京的钟声：“声音非常响亮、清脆和悦耳，与其说它是钟，还不如说它是一种乐器。”^〔34〕李明引用了安文思对中国钟声的评价，却对此予以批评：“可能我们的作者（即安文思——引者）从未听过更美的声音。至于我，我承认所有中国的钟声发出的声音都似乎是发闷的。”^〔35〕

第二，是李明自己的观察、体验。李明在华四年多，经常奔波于中国各地，收集了不少见闻。他多次强调，“由于公务之需我不得不走遍几乎整个中国。五年中，我已行程二千法里。在您（富尔斯堡主教）所想了解的方面，可能我比任何人都更能满足阁下的要求，并向您讲述在这方面所应该持有的大体正确的看法”^〔36〕。“我这里丝毫没有夸大其词，也非道听途说，我亲自跑遍大部分中国，如果阁下相信我的诚实，我所走过的2000多（法）里路程使我的见证不容置疑。”^〔37〕

第三，是其他同伴的观察、研究成果。李明自己也说：

当我们肩负着国王、众大臣和皇家科学院的指示从巴黎出发时，除完善自然科学这一计划外，没有为自己规定任何目标，但由于这一计划囊括了多学科的内容，我们认为分工负责为好。因为不仅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足够的闲暇同时致力于不相同的研究，而且人的才智是有限的，一个人也很难兼备了解一切事物的才华。

因此，我们商定一部分人从事天文观察、地理和机械工艺研究，而另外一些人则主要研究与解剖学、药草知识、动物学和物理学等其他相关的学科……我们还约定彼此交流见解，让每个人都能借助集体的智慧。^〔38〕

从李明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刘应、白晋和张诚等人都向他提供了不少信息。如李明介绍了很多中国的植物，而这些知识可能来自刘应，因为当时“刘应神父正致力于《中国植物志》的翻译，该书中对各种植物的性能和特点都作了说明”^〔39〕。而且，李明也谈到自己关于茶的知识就是来自《中国植物志》^〔40〕；李明在著作中介绍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有关信息、及鞑靼地区的地理知识则来自张诚。李明在其著中称：“除了这些张诚神父手中的回忆录之外，这位神父还在国家的中心区域进行了多次二三百古里的远足……因此他所描绘的地图给我们了解这个广阔国家的真正布局以一个相当正确的概念。”^〔41〕而李明著作中关于康熙皇帝的一些信息则来自与康熙皇帝关系密切的白晋。如李明谈到康熙皇帝喜欢西学，甚至亲自为他的皇子们编写了几何学课本。^〔42〕在白晋的《中国现任皇帝传》（也译作《康熙皇帝传》）也谈到康熙皇帝为其皇子们编写几何书籍的内容。^〔43〕虽然白晋的著作比李明出版晚，但毫无疑问，李明的此信息是来自白晋。

所以，从某种意义而言，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其实也是“国王数学家们”的集体之作，是对“国王数学家”来华任务的总结汇报。但是，由于它是李明执笔，此著也深受地烙上了李明的烙印。如果说《中国近事报道》在内容上是集体创造，那么在写作风格上，它则完全是李明个性的体现。

二、《中国近事报道》的写作特点

1．写作体裁：书信体

在早期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著作中，《中国近事报道》是一部影响较大的用书信体形式出版的关于中国的综合性著作。

书信体是一种常见的应用文体，在内容上往往不受限制，作者可以称心而言、意到笔随；在写法上，完全依作者的需要而定，既可记人叙事，亦可说理言情，无拘无束，可长可短，自由灵活。而且，书信体最明显的文体特征是，无论小说中有多少人物，他（他们）总是以第一人称叙事的。而第一人称“我”恰恰是主体性的最根本特征，第一人称的描述将作者置于被介绍对象当中，略去了距离感，更有利于作者情感的表达。李明对自己采用书信体也作了解释：“尽管我总是有一种追求真实的强烈愿望，我依然不敢将由于我长期居住中国，并相当努力地了解中国的一切写成一部作品，我相信自己还缺乏成功所必须的才能，因为仅仅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44〕但是，“要想一言不发也并不容易，因为我刚从那遥远的地方归来，而且，我禁不住要将教会在东方的成就公诸于众”^〔45〕。“这些信是我有幸和他们单独交谈的摘要，信里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中国现状的；我认为可以将其汇编成册发行，不是作为这个伟大帝国全面的独特的介绍，而是作为回忆录提供给公众，这可能对想写历史的人会有些用。”^〔46〕

其实，《中国近事报道》不仅仅是一部关于中国现状的报道，也是一本论辩性极强的护教之作。作为一名耶稣会士，李明不会不知道帕斯卡的《致外省人信札》，这是一部由15封书信构成的著作，它对耶稣会士的道德、传教方式、方法都进行了尖锐批评和辛酸讽刺，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轰动。40年后，李明用14封书信^〔47〕（如果加上给国王的那篇献辞，正好是15封信）来为耶稣会士辩护，这不能说仅仅是一种巧合。

2．写作对象：社会名流

书信体自然要有写信的对象。由于书信主要是一种私人情感的表达，它虽然可以自由倾泻自己的思想，但还得顾及收信人的态度，所以，不少公开发表的书信体著作，其对象大多是虚构的。帕斯卡的《致外省人信札》，就是通过两个虚构对象的书信，来表达自己的对耶稣会士的批评。

李明书信的对象是现实的人，而且他们都是当时法国政界、军界、知识界、宗教界的名流、要人。在一本著作中涉及如此多的当代要人，这样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李明给这些名人写信，表面上是向他们介绍中国，而实际上是公开呼吁他们对耶稣会“适应政策”的支持，因为“礼仪之争”虽然是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但最强有力的反对力量是在罗马和法国，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也是在这两处。法国的宗教派别之争背后往往有世俗权力的作用，当时支持詹森派最强有力的人物是蓬巴杜尔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48〕，身处巴黎的李明深知，获得法国各界，特别是权贵们的理解和支持至关重要。因此，李明向当时法国的十四位重要人物写信，并且公开呼吁他们的支持：“我们依然需要保护。那就是在您^〔49〕的身上，大人，我们期望找到一位热情而公正的保护者……谁还敢指责我们在中国的行为举止？”^〔50〕对克莱西伯爵（Comte de Crécy）：“像过去被摩西遣去寻找乐土的希伯来人，愿上帝喜欢我来到这里介绍中国可能给予福音使者的无尽的财富和珍贵的收成，可能见到如此丰盛的收成会把整个欧洲招引过来。至少，我希望我提供的见证不至于完全无用，随我之后而来的人数不多的传教士巨大的热情将能代替如此广袤的王朝所需要的很大数量的传教士。”^〔51〕对红衣主教布荣（B）ouillon：“大人，只要欧洲一如既往地往中国派遣满怀热情的传教士，我们可以相信，上帝最终会利用他们的宗教热情，来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52〕对拉雪兹神父：“我期望您今后的保护比以前还要更加有效和牢固，比我费心竭力要获得成功的所有活动还要更加推动我们的事业向前进。”^〔53〕

3．写作语言：准确、生动、形象，感情色彩强烈

准确：李明认为：“（文章）要想写得好，不仅要有头脑，要有格调，还要有真情实感，准确无误，文笔简洁流畅，令人信服。”^〔54〕他批评一些游记作家对所到之地的情况不求甚解，甚至故作夸张以吸引读者：

有多少人，每到一个新地方，就以为自己能够很快了解有关当地的情况。他们一上岸，就四处奔波，犹如饥饿的人群，贪婪地收集见到的一切，不加区别地用那些大众故事、民间的空谈填满他们的书。一个西班牙人曾告诉我一件可笑的事，某个作者，他本可以把他的书命名为《新世界重大事件记事》，这样会好得多，但却莫明其妙地定名为《记所有我和印度人、摩尔人、卡菲尔人、奴隶等下等人日常谈话中，他们忠实告诉我的事》。^〔55〕

李明是一位数学家，所以他非常注意语言的准确性。为了达到准确，他大量运用数学语言来介绍对象，在涉及时间、长短、深度、高度、大小、重量等需要用数字的地方，他都给出了确定的数字，而很少用约数。数字介绍是《中国近事报道》写作的一大特点。而译者大概对数字不太重视，抑或是疏忽，在数字的翻译上错误较多。

①原文：Ｉ'Empereury tient six ou sept mille hommes de garnison commandés par un général chinois.^〔56〕

中译：皇上在那里维持着由一位中国总督指挥的六七百人的一支驻军（第94页）。^〔57〕

正确译文：皇上在那里维持着由一位中国总督指挥的六七千人的一支驻军。

②原文：On le nomme le jour ou la fête de Lanternes parce qu'on ensuspend dans les maisons et dans les rues en si grand nombre que c'est une espèce de fureur plutôt qu'une f fête. On en allume peut-être plus de deux cents millions ce jour-là. (p.212)

中译：这一天称为灯节，因为是日人们在家中或街道各处悬挂数不胜数的灯笼，简直是一种狂热，而不是简单的节日。这一天可能要点燃二百盏灯笼。（第154页）

正确译文：这一天称为灯节，因为是日人们在家中或街道各处悬挂数不胜数的灯笼，简直是一种狂热，而不是简单的节日。这一天可能要点燃二亿盏灯笼。

③原文：dont chacune pese six-vingt mill livers. leur overture est de onze pieds de diametre. (p.124)

中译：（北京的大钟）各重1.2万斤，钟的开口处直径为12法尺。（第90页）

正确译文：（北京的大钟）各重12万斤，钟的开口处直径为11法尺。

其他数字译误简要指出：“人们从300法里外远来朝圣”（第101页）原文为200法里（deux cents lieues, p.140）；“就像五十年前所曾发生的那样”（第113页），原文为五十二年（cinquante-deux ans, p.155）；“由八个或十二个轿夫抬着”（第153页），原文为十六人（seize, p. 210）；“他（孔子）在出任鲁国一项重要官职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惊人的变化。”（第179页）原文为三个月（trois mois, p.248）；“（释迦牟尼）他于六十九岁上涅槃”（第263页），原文为七十九岁（soixante-dix-neuf ans, p.368）。

为了准确，李明还有比较严谨的科学态度，注意调查研究。如：很多著名的传教士都把长江称为“洋子江”，即海洋之子。^〔58〕李明经过调查认为：“长江，或扬子江，通常译为大海之子。但是，我认为是以讹传讹，因为中国人用以书写扬子江的‘扬’字与海洋的‘洋’是不同的，尽管二者在发音和声调上相似。在‘扬’这个字的含义中，过去所给予它的这个含义对于我们有相当的意义，禹帝统治时期，‘扬’是中国南部该河流域的一个省份的名字。”^〔59〕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志》对长江的介绍采用了李明的说法。^〔60〕

正是李明注意对事物准确性的介绍，所以，相比较其他传教士的著作，李明的著作对中国更多了一种研究的态度。

生动、形象：根据耶稣会的规定，传教士著作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才能发表，而编辑者的任务就是把传教士的信件“变得更文明些”。《中国近事报道》却幸运地未遭此厄运，“李明的风趣、他的毫不动摇的独特性，文笔的幽默和自然流畅都未经任何文学上的包装。这是一个非凡的个人人格的体现”^〔61〕。

中国对17世纪的许多法国人而言既遥远，又陌生。要想让他们了解自己所言之物，生动、形象的描述是关键。例如，初到中国的很多欧洲人对鸬鹚^〔62〕捕鱼很感兴趣，元代来华的僧侣鄂多立克（Odoric）大概是最早将鸬鹚捕鱼作为一个“罕见”的方法介绍给欧洲的人：

我看见他（指店主—引者）在那里有几艘船，船的栖木上系着些水鸟。这些水禽，他现在用绳子圈住喉咙，让它们不能吞食捕到的鱼。接着他把三只大篮子放到一艘船里，两头各一只，中间一只，再把水禽放出去。它们马上潜入水中，捕捉大量的鱼，一当捉住鱼时，就自行把鱼投入篮内，因此不多会儿工夫，三只篮子都满了。我的主人这时松开它们脖子上的绳，让它们再入水捕鱼供自己吞食。水禽吃饱后，返回栖所，如前一样给系起来。^〔63〕

鄂多立克除了未能正确说出这种水禽的名字外，基本上指出了鸬鹚的特点，如鸬鹚能捕鱼，捕鱼时要把脖子系上以免吞食鱼，在捕够鱼后将其放开，让其自由捕食。所以，从知识上来说，鄂多立克已经将鸬鹚捕鱼介绍清楚了，但是，从语言的生动、形象而言，还是略显简单。明代来华的欧洲人也不少人提到鸬鹚捕鱼。先看看伯来拉的介绍：

在规定捕鱼的时刻，所有的船都集中一处，在河的浅水处围成一个圈，把鱼鹰的嗉囊系住，叫它们跳入水中，有的在水面，有的在水下，值得一观。每只（鱼鹰）把袋子装满后，再倒入自己的船，然后再返回去捕鱼。这样捕到大量的鱼后，把鱼鹰放开，让它们自己去捕鱼吃。我所在的那个城，至少二十艘鱼鹰船。我差不多每天都去观看，但仍没有完全看够这种稀奇的捕鱼。^〔64〕

伯来拉正确地说出了这种水禽的名字，但是，它也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克路士在《中国志》对鸬鹚捕鱼记载与伯来拉基本相同^〔65〕，门多萨也记载鸬鹚捕鱼^〔66〕，他的资料来源于伯来拉、克路士等人，但是，他在记述中加入了自己的想象，称鸬鹚“三个月捕到的鱼那样多，足够供全国吃一年”^〔67〕。

耶稣会士庞迪我（Pantoja）也有关于鸬鹚捕鱼的介绍：

鸬鹚大小和小点儿的鹅差不多，有着长长的嘴，像是一个弯弯的钩子。中国渔民训练鸬鹚捕鱼并在水鸟的脖子上绑上一个套子，使鸬鹚捕到鱼后，不能吞下去而只能含在口中，用这种巧妙的方法渔民就能捕到鱼了。如果是小鱼浮出水面，鸬鹚就可轻易将鱼叼到船上；如果是条大鱼，鸬鹚就用嘴紧紧将鱼叼住，渔夫看到后，迅即用一面网将鱼捞上船来。只一会儿，鸬鹚就能捕到一磅或一磅半的鱼。这种捕鱼方法收益很大，渔夫是按其拥有鸬鹚的数目来向皇帝纳税金的。^〔68〕

庞迪我的介绍比前面的介绍更详细、生动，也增加了一些新知识，即渔夫要按鸬鹚数量多少向皇帝缴税。

再看看李明对鸬鹚捕鱼的介绍：

在许多省，人们饲养鸬鹚并驯养它捕鱼，正像我们驯养狗或甚至训练鸟打猎一样。一个渔夫可以很容易地掌握一百只鸬鹚；他使鸬鹚安静地栖息在船沿上，耐心地等待他发号施令，直至到达捕鱼地点。一声令下，每只鸟都振翅飞向自己被指定的方向。看鸬鹚之间如何分别负责整个河面或湖面，真是一件令人心旷神怡的事。它们寻找着，上百次地潜入水底又回到水面，直至找到自己的猎物；于是，它们用自己的长嘴叼着猎物的中部，并将它立即带到它们的主人那里。如果捕到的鱼太大，它们也会相互帮助；一个叼着尾巴，另一个叼着头，结伴而行直至主人的船上，到了那里，主人向它们递上长长的桨；它们叼着鱼栖息在桨上，直到它们又接到去捕鱼的命令时，才会将口中的鱼交给主人。当它们实在累了，才让它们休息一小会儿；一直要等到捕鱼结束才喂它们。捕鱼时，它们的喉咙用一根细绳扎着，以免它们吞食小鱼，从而不想接着捕鱼了。^〔69〕

李明生动、形象的描述使一幅鸬鹚捕鱼的画面跃然浮现脑海，正因为如此，李明关于鸬鹚捕鱼的介绍被后人广泛引用。^〔70〕

为了使所介绍的对象生动、形象，李明还大量采用了对比手法，把法国人不熟悉的中国事物与他们熟悉的事物相比较，获得一种感性认识。如李明在介绍中国的首都北京时，就将它与巴黎相比较，通过一些数据的比较，让法国人对北京城的大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巴黎至多相当于北京城的四分之一。”^〔71〕

又如李明在介绍中国的城市时，没有直接说中国城市有多大、有多少，也是采用对比方法：

比巴黎大或至少一样大的城市，我在这里见过七八个，还不算我未曾去过、而中国地图标明的同样大小的城市。像里昂、波尔多那样的第一类城市有八十多座。在第二类二百六十座城市中，有一百多座像奥尔良那么大的城市。而在一千多座第三类城市中，有五六百座城市和拉罗歇尔或昂古莱姆规模相当。……^〔72〕

对于见惯了小国林立的欧洲人而言，中国面积的广大又从城市的角度变得更容易理解了。

感情色彩强烈：在李明的著作中，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在谈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时候，李明毫不掩饰自己的钦慕之情：

在古代形成的各种政府思想中，可能没有比中国的君主制更完美无瑕的了。这个强大帝国的创立者当初倡导的君主制跟今天几乎一模一样。根据世界上事物消长的正常规律，其他帝国在幼年时期都是根基薄弱、极不完善的，跟人类一样需要经过各种年龄段才能臻于完美。中国似乎并没有受普遍规律的约束，好像上帝就是她的缔造者，虽然经历了四千多年的风雨，当初的政府与目前相比具有同样的威力。^〔73〕

李明甚至不惜冒着被欧洲人责难的危险，将中国的政治制度当作奇迹绍给欧洲人，而“只要得到令我钦佩的中国人的认可并对我多少有所感激就够了”^〔74〕。

看到中国南方丘陵地区的梯田时，李明赞叹道：“它们像是强迫大自然在其原来已形成的山脉之处，人工造就一些平原；望着绵延不断的，被层层叠叠的越来越窄小的无数梯田环抱，又像是被梯田做成的花环装饰着的丘陵，实在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事。”^〔75〕在介绍平原上的插秧后，李明感叹：“整个平原更像一些宽阔的花园，而不是简单的土地。”^〔76〕看到四通八达、船帆忙碌的运河，李明更是感慨万千：“我为看到如此恢弘的景色感到意外，也惊诧不已。站在欧洲人的立场上，我有时暗地里对中国抱有忌妒之意。欧洲应该真诚地承认，在这方面，她没有什么是可以与中国相媲美的。”^〔77〕

李明的批评犀利、尖刻。他批评欧洲人不相信传教士们关于东方的介绍，“他们不能容忍别人在游记中谈论奇迹……好像那些为丰富完美而尽全力的大自然在别处再也不会产生什么稀奇事物似的，或者说，在东方的教堂里，上帝也不如我们这里那么强大有力”^〔78〕。

他批评道教创始人老子：

如果相信老子传人的说法，那么他的出生也是一个奇迹，其母怀胎达八十年之久，直至母亲临死前老子才从她的左肋降生出来。这个怪物生存了下来，却是国家的不幸，不久他就以歪理邪说而名扬天下。^〔79〕

对发动“历狱”教难的杨光先，李明更是用近乎诅咒的语言给予批评：

这个可恶的人，他的罪行倒比他的无知更可怕，他丢了官，被判处死刑。因为年纪太大了，皇帝决定延期执行。^〔80〕但是，上帝却充当了判决的执行者。他得了可怕的毒痈，一命呜呼，而基督教也从这个道德败坏的家伙手下解放了出来。^〔81〕

可以说，生动、形象的描述和内容丰富的报道，再加上别具一格的书信体裁和名人效应，使得李明的著作成为畅销书，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并多次重版，李明也被誉为“是当时最佳的法国作家之一”^〔82〕。

注释

〔1〕　Roussed de Surgy. Mélanges intéressants et curieux（《奇趣轶闻杂录》，也有译为《杂录与奇谈》），第4卷，巴黎，1766年，第1—2页；转引自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第1—2页。

〔2〕　［法］安田朴著，耿昇译：《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72页。

〔3〕　16世纪初欧洲人关于中国的著作可以参见G. R博克舍编著，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版；澳门《文化杂志》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4〕　转引自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第82页。

〔5〕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Vol. Ⅱ, p.810.

〔6〕　《利玛窦中国札记》，1678年法文版序言，见《利玛窦中国札记·附录》。

〔7〕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Vol. Ⅰ, pp. 809-811.

〔8〕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Vol. Ⅰ, pp.623-627.

〔9〕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Vol. Ⅰ, pp.623-624.

〔10〕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Chicago, 1993, Vol. Ⅲ, p.1679.

〔11〕　［法］蒙田：《蒙田意大利、瑞士、德意志游记，1580—1581》，转引自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第72页；另见［英］C. R博克舍著，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6—57页。

〔12〕　［法］蒙田：《散文集》，第13章，转引自雅克·布罗斯：《发现中国》，第126页；另见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载戴仁：《法国当代中国学》，第2页，译文稍有不同：“在中国，其政府和艺术既不与我们这一领域交往，又不为我们这一切所熟悉。该帝国远远超过我们典范中最优秀的部分。该帝国的历史使我认识到，世界该是多么辽阔无垠和五彩缤纷啊！以至于无论是古人，还是我们，都不能深入其中。巡视各省的官员们，惩罚那些贪官污吏，也自由地犒赏廉洁奉公者。”

〔13〕　［法］雅克·布罗斯：《发现中国》，第83页。

〔14〕　詹森派是天主教内部的宗教习俗的革新派，其代表人物是詹森。詹森（1585—1638）在其著作《奥古斯丁》（1640年在其逝世后出版）中，以圣人和教父奥古斯丁的思想为根据，阐述了恩宠论的思想。他认为，如果人的意志不被上帝的恩宠征服的话，那么它是堕落的，完全陷入对恶的欲望之中。与耶稣会的乐观的学说相反.他宣扬一种人类的悲观主义，同时又追求严格的道德准则和宗教禁欲的内在化。1642年，教宗乌尔班八世发通谕，否决了詹森的《奥古斯丁》。这一举措首先在法国教会内部引起了激烈的斗争。从17世纪40年代起，詹森派就成为耶稣会最激烈的反对者。

〔15〕　［法］帕斯卡著，何兆武译：《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6页。

〔16〕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页。

〔17〕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第19页。

〔18〕　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319页。

〔19〕　培尔称：中国的例证“表明了无神论远没有阻止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生存，这种无神论似乎帮助它维持生存和繁荣昌盛”。在培尔看来，“中国人的例证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文人都是哲学家，他们‘共同比较了有关上帝存在的理论和相反的学说’，这都是一些‘积极的无神论者’”。转引自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376页。

〔20〕　［法］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注13，载《法国当代中国学研究》，第62页。

〔21〕　Cord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Paris, 1920. Vol. Ⅰ, p. 10．转引自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第271—272页。

〔22〕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中的“中国女人”。

〔23〕　Lecomte. A Compleat History of the Emprire of China. London, 1697.

〔24〕　［法］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502—504页。

〔25〕　［葡］安文思：《中国新史》，第67—69页；《中国近事报道》，第156—159页。

〔26〕　［葡］安文思：《中国新史》，第59页；《中国近事报道》，第259—260页。

〔27〕　［葡］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74—176页；《中国近事报道》，第161—162页。

〔28〕　［葡］安文思：《中国新史》，第82页；《中国近事报道》，第208页。

〔29〕　［葡］安文思：《中国新史》，第43页。

〔30〕　［葡］安文思：《中国新史》，第49页。李明在引用安文思此话时，将“一年”改为“一天”：“他（安文思）并且说，用不着怀疑，如果我们都认为学习语言的困难在于记忆的话，那么，说比之其他语言来说，仅有很少词的中国话，几乎可以不费任何功夫，而在一天内掌握它。”《中国近事报道》，第166页。可能是李明引用错误，或是他故意夸张安文思的话，以此来批评安文思。

〔31〕　《中国近事报道》，第170页。

〔32〕　《中国近事报道》，第166页。

〔33〕　《中国近事报道》，第166页。

〔34〕　［葡］安文思：《中国新史》，第77页。

〔35〕　《中国近事报道》，第90页。

〔36〕　《中国近事报道》，第63页。

〔37〕　《中国近事报道》，第93页。

〔38〕　《中国近事报道》，第367页。

〔39〕　《中国近事报道》，第198页。

〔40〕　《中国近事报道》，第201页。

〔41〕　《中国近事报道》，第382页。

〔42〕　《中国近事报道》，第303页。

〔43〕　参见白晋：《中国现任皇帝传》。载莱布尼茨编，梅立谦、杨保筠译：《中国近事》，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44〕　《中国近事报道》，第14页。

〔45〕　《中国近事报道》，第14页。

〔46〕　《中国近事报道》，第14页。

〔47〕　有些著作称李明著作是由12封书信构成，可能是笔误。如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第95页；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第270页。

〔48〕　蓬巴杜尔夫人初为路易十四的情妇，后来虽然与路易十四秘密结婚，但始终没被公开承认为皇后。蓬巴杜尔夫人对路易十四后期的政治影响很大。

〔49〕　指斯特拉斯堡大主教，富尔斯登堡的吉约姆·埃贡（Guillaume Egon, 1629—1704）。他建立了培养耶稣会士的中学，并支持耶稣会反对詹森派的斗争。

〔50〕　《中国近事报道》，第97页。

〔51〕　《中国近事报道》，第117页。

〔52〕　《中国近事报道》，第275页。

〔53〕　《中国近事报道》，第302页。

〔54〕　《中国近事报道》，第11页。

〔55〕　《中国近事报道》，第12页。

〔56〕　Louis Lecomte. Un Jésuit à Pékin-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1687-1692. Paris, 1990, p.130.

〔57〕　《中国近事报道》，第94页。下面举例文后注（第……页）是指引自中文版的《中国近事报道》页数；（p）是指引自1990年法文版页数，以下同。

〔58〕　如：“朝南京方向航行，就有一条来自湖广省的大河，在它的浊水和利玛窦神父所走的那条河的汇合处，失去它的名字。因为河身宽大，它就叫做扬（洋）子，意思是海洋之子。在这些地方航行是危险的，有时海洋之子像父母亲一样风暴猛烈。”（《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85—286页）；“河名叫扬子江，意思是海洋之子；它不负虚名，在世界上已知河流中它的水量最充足，而且有大量的鱼。”（曾德昭：《大中国志》，第17页）。

〔59〕　《中国近事报道》，第111页。

〔60〕　Du Halde. Description of Emprie of China. London, p.326.

〔61〕　《中国近事报道》，1990年法文版序，第8页。

〔62〕　鸬鹚，俗称鱼鹰，或鱼鸭。

〔63〕　《鄂多立克东游录》，载《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第72—73页。

〔64〕　伯来拉：《中国报道》，载［英］C. R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内部纪行》，第29页。

〔65〕　克路士：《中国志》，载［英］C. R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内部纪行》，第95页。

〔66〕　［西］门多萨著，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0页。

〔67〕　［西］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第140页。

〔68〕　［西］庞迪我：《书信》，第65页。转引自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69〕　《中国近事报道》，第212页

〔70〕　参见Du Halde. Description of Emprie of China. p.316；［美］卫三畏：《中国总论》，第594页。

〔71〕　《中国近事报道》，第64页。

〔72〕　《中国近事报道》，第93页。

〔73〕　《中国近事报道》，第217—218页。

〔74〕　《中国近事报道》，第217页。

〔75〕　《中国近事报道》，第99页。

〔76〕　《中国近事报道》，第102页。

〔77〕　《中国近事报道》，第108页。

〔78〕　《中国近事报道》，第12页。

〔79〕　《中国近事报道》，第261页。

〔80〕　议政王大臣会议判决：“将杨光先仍即行处斩，妻子流徙宁古塔可也。奉旨：杨光先本当依议处死。但念其年已老，姑从宽免，妻子也免流徙。”《熙朝定案》，第82—83页；黄伯禄：《正教奉褒》，第317页。

〔81〕　《中国近事报道》，第291页。

〔82〕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与基督教》（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史料来源，注I，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