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事报道》出版前法国对中国的认识

一、有关中国著作在法国的出版概况

在李明著作出版以前，较早、且影响较大的关于中国的著作首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以细腻、夸张的笔触描绘了中国，展现了一个传奇中国，在欧洲引起巨大的轰动，法国也不例外。许多人对东方竟然有这样一个经济富庶、文化发达的国度而惊奇。而不少人则觉得难以置信，以为是作者的杜撰。正如18世纪的一位法国作家所言：

我们关于中国的最初知识，来自著名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谈到了这个国家的悠久历史、优秀的法律和政府、肥沃的土地、富足的生活、繁荣的商贸、众多的居民，等等。他描绘了中国人的礼节，他们对艺术和科学的喜爱以及发展艺术和科学的热情。所有这些记述都被视为虚妄的奇谈。人们认为，这种无稽之谈与其说是事实的真实记述，不如说是善意的想象结果。人们觉得，如果相信千里之外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它的胜过治理得最好的欧洲国家，那简直就是荒谬。什么！在许许多多的野蛮国家那边，在世界的尽头，会有如那位威尼斯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古老、聪慧和文明的民族？纯粹是痴人说梦，除了头脑简单的人和傻瓜，谁也不相信。^〔1〕

所以，马可·波罗虽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但大多数人却认为他是在撒谎，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马可·波罗”竟然成为撒谎者的代名词。^〔2〕

16世纪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的舰船首先来到中国沿海，一些搭载顺风船的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也纷至沓来。他们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夸张、想象融进了信札、游记和报告，如平托（Pinto）、伯来拉（Pereira）、克路士（Cruz）、拉达（Rade）等人的游记以及一些不知名者关于中国的报道。^〔3〕由于这些关于中国的报道很零散，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然而，一位从未到过中国的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Mendoza）却让不少欧洲人开始关注中国。1585年，门多萨编辑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Histotore du Grand Royaume de la Chine, Paris, 1588）。对于欧洲人而言，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是《马可·波罗游记》以后介绍中国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受到普遍欢迎，产生了较大影响。从1585年到1663年先后再版28次，被译成七国文字。1588年，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在巴黎出版，法国著名作家蒙田（Montaign）读了此书后感叹道：“我们自诩发明了火炮和印刷术，而另一些人，即远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国人，早在一千年以前就已经拥有火炮和印刷术了。”^〔4〕

但是，门多萨毕竟没有到过中国，《中华大帝国史》的主要资料来源还是一些传教士、海员、商人和旅行者们的报告，他们往来于中国几个沿海城市，交往对象主要是商人、渔民、脚夫和少数的官员。尽管相比较马可·波罗的游记，门多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已经有了更真实的认识，但这种认识还比较片面和肤浅，中国在很多欧洲人眼中仍然是一个传奇。

1582年，利玛窦与罗明坚来到了广州，第二年，他们被获准在肇庆建立教堂，中西方的认识和文化交流有了质的飞跃。从此，耶稣会士成为中国报道的主力军，一大批关于中国的信札、著作在欧洲发表，推进了人们对中国的认识，中国也逐渐由传奇变成现实（当然，离真实还是有不少距离）。在这些著作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部：

《利玛窦中国札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或译《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这是利玛窦在华期间的笔记、信札、日记等遗稿，原文为意大利文，1614年金尼阁返欧时将其译为拉丁文，并且对原文有所增删，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用拉丁文出版。由于利玛窦的著作以传教为重点，全书80％都是讲述在华的传教史，故对中国知识的介绍较为粗略。但是，利玛窦在中国几近30年，熟读中文经典，与中国缙绅士大夫交往密切，对中国社会有较深刻的认识，所以其著对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等的描述还是比较准确。所以《利玛窦中国札记》在1615年出版后，30年间再版12次，被译为六国文字。该拉丁文版在1616年、1617年和1618年分别在里昂、巴黎出版3种法译本。^〔5〕《利玛窦札记》这部著作不仅告诉欧洲耶稣会在中国传教取得的进展，也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以至该书的法文译者贝西尔（G. Bessiere）称：“它对欧洲的文学和科学、哲学和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其他17世纪的历史著述。它把孔夫子介绍给欧洲，把哥白尼和欧几里得介绍给中国。它开启了一个新世界，显示了一个新民族。”^〔6〕

《大中国志》（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a Chine）。这是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Semedo）所著。曾德昭在华30多年，《大中国志》原稿是他1637年返欧期间用葡萄牙语写成，1642年在马德里用西班牙文出版，1645年译为法文，以后又多次重版。^〔7〕《大中国志》是继《利玛窦中国札记》后又一本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著作，在体系和内容上与《利玛窦中国札记》有很多相似之处，是对利著的继承和发展。

卫匡国（Martini）的《中国新图》（Novus atlas sinesis）、《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及《鞑靼战记》（Histoire de la guerre des Tartares）。《中国新图》是欧洲关于介绍中国的第一本地理学专著，1655年以拉丁文出版，1696年被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8〕；《中国上古史》是一本介绍中国古代历史的专著，从远古一直到汉哀帝。由于此书详细地展示了中国历史的古老性，对《圣经》纪年造成了巨大的冲突，引起欧洲社会持久的争论，1658年以拉丁文在慕尼黑初版，1672年被译为法文在巴黎出版。《鞑靼战记》主要记述了满清入关和明朝覆灭的这段历史，1654年在安特卫普出版，同年被译为法文在巴黎出版。^〔9〕

安文思（Magalhaens）的《中国新史》（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a）。《中国新史》是安文思在中国所著，写于1668年，1670年才完成。原文是葡萄牙文Doze excellencias da China（《中国十二绝》），1682年被柏应理带回欧洲，由克洛德·伯努（Claude Bernou）首先译为法文于1688年在巴黎出版。这本书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包括历史、地理、语言、政治、风俗习惯和皇城等。虽然在介绍中国历史方面他比卫匡国晚，但以其清晰和通俗赢得了众多的欧洲读者，成为当时深受欢迎的一部书。拉赫（Lach）认为“这部书是由门多萨、金尼阁和曾德昭勾勒的中国早期图像的最好丰富与补充”^〔10〕。

二、16—17世纪法国知识界的中国观

从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到安文思的《中国新史》，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期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的重要著作在法国都有译本，有的还不止一种。这些译本对法国人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很难确定，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位在当时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法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识来了解知识界对中国的认知。

1．蒙田（Montaign）：《随笔》（Essai）

蒙田，16世纪法国著名散文家。在他那脍炙人口的《随笔》中，中国是一个惊奇，他对中国也是由衷的赞美。1581年，蒙田在游览梵蒂冈图书馆时，第一次看到来自中国的书，大感新奇：“我见到了一些好东西……一册中国书，文字怪异；纸张的质地远比我们欧洲的纸张精细而透明，由于纸薄透墨，只能印在一面，所以折叠为双页。据说这些纸是某种树木所产的薄膜。”^〔11〕在《随笔》中，他认为像法国那样仅有对失职的惩罚是不够的，还应有对恪尽职守的奖赏。当他看到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后，知道中国政府早就这样做了，大为兴奋。他在《随笔》的边页上补入了这样一段笺注：

在中国，其国民与我们没有多少交际与理解，该帝国在治国术与艺术等许多杰出品德方面都远远超越了我们的表率行为。该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要比古人与我们曾进入的地区更为辽阔和差异更为悬殊得多。皇帝的钦差官吏巡视其诸省国情，他们惩罚那些凭借职权而贪污受贿者，他们也可以完全自由地犒赏那些在该地区清廉或刚正不阿者，尚且不谈他们的正常出巡和应尽的本职责任。他们在那里出现不仅仅是为了确保治安，而且还是为了给那里裨益，不是简单地为了向那里的人横征暴敛，而且也是为了在那里放粮施赈（以礼品相赏）。^〔12〕

所以，在蒙田笔下，“当时谈论中国就已经意味着指一个更为公正的社会，一个最佳社会，它不是乌托邦，而是一个真实的社会”^〔13〕。虽然蒙田的言语中充满了对中国的赞美，但是，由于他那个时代关于中国的著作还不多，中国并没有引起他太多的关注；而且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在巴黎出版时，蒙田的生命已经接近暮年，他也无精力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他的庞杂的散文集里，中国只是一个插曲。

2．帕斯卡（Pascal）：《思想录》（Pensées）、《致外省人信札》（The Provincial Letters of Blaise Pascal）

帕斯卡是17世纪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对中国的认识源于他对耶稣会的敌视。帕斯卡是一名虔诚的詹森派（Jansenist）^〔14〕信徒，强烈反对耶稣会士的“适应政策”。在《致外省人信札》（详见本书第五章）和《思想录》中有为数不多的关于中国的论述，主要是对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批评，从中却可以看出帕斯卡对中国的认识相当模糊：

中国的历史——我仅仅相信凭它那见证就扼杀了它本身的多种历史，两者之中，哪一个才是更可相信的呢？是摩西呢？还是中国？这不是一个可以笼统看待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其中有些是蒙蔽人的，又有些是照亮人的。只用这一句话，我就摧毁了你们全部的推论。你们说：“可是中国使人蒙昧不清”，但我回答说：“中国使人蒙昧不清，然而其中也有明晰性可寻；好好地去寻找吧。”^〔15〕

3．笛卡尔（Descartes）：《谈谈方法》（Discours de la Methode）

笛卡尔是17世纪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就目前所见，笛卡尔对中国的议论也不多。在他的主要著作《谈谈方法》中，一共提到了三次：在第二章里，他写道：“在我旅行的时候，我更承认凡与我的意见冲突的未必就一定是野蛮的，或者比较我们具有更多的理性。一个相同的人，并有相同的精神，如自儿童起即养育在法国或德国比较他一生是在中国的或野蛮人中，一定有极大的不同。”^〔16〕在第三章里，他说“我开始视我自己的意见为一无所有，因为我想把他们一一加以研究，我曾料定最好是服从靠得住的判断。虽然在中国人、波斯人中与我们自己中一样，也有这种靠得住的判断，但在我以为最好使我的行为能与我在一块生活者的思想结合。”还是在第三章，他又说：“大概要使我相信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以外，没有一件东西能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这正如我们不能具有中国或墨西哥的王位，就觉得这是我们的不满足。”^〔17〕

从上述言论中可以看出，中国在笛卡尔的思想中并无多少真实意义，它只是一个模糊而时髦的概念而已。

4．培尔（Bayle）《历史与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培尔，法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培尔对中国的认识以1700年为界。在此之前，虽然有关中国的著作已经不少，但却没有引起他的关注。他的《历史与批判辞典》（1697年版本）“没有为中国写过一个条目，没有写一条附带的注释”^〔18〕。而1700年后，由于索邦神学院对李明著作的批判，使培尔对中国的兴趣大增。并且，中国成为他的无神论思想的有力证据。^〔19〕在1702年版的《历史与批判辞典》，培尔将“礼仪之争”加入其中，并充满激情地宣称，“耶稣会士们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响彻整个欧洲。他们在罗马互相指责，世界红衣主教会议、巴黎大学、国王、作家等，都在这一问题上轰动起来了”^〔20〕。

5．博絮埃（Bossuet）：《世界史简论》（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

博絮埃是法国著名神学家和历史学家，1681年他为教育王子而著的《世界史简论》对中国却只字不提。正如法国著名汉学家高迪埃（Cordier）批评的：“博絮埃在他的《世界史简论》中谈到了斯基泰人，却绝口不提中国人，他没有想到这个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群在世界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他不知道或忘记了惟有这个民族的历史从远古至今延续不断，中国早在埃及和亚述时代就存在，而且至今依然存在。”^〔21〕当然，博絮埃不把中国纳入他的世界史之中可能一方面出于宗教的偏见（博絮埃反对耶稣会士的适应政策）；而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中国在法国知识界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一般而言，知识界对新知识的反应是最敏感、最积极的。对欧洲人而言，中国的发现是16、17世纪的一个重大事件，是欧洲人在认知领域的一次巨大突破，从耶稣会士们关于中国著作的出版、翻译的情况可以得到体现。从上述几位法国知识界著名学者著作的分析来看，也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知识在法国出现也是有所反应的，在自己重要的著作中都或多或少提到中国（博絮埃除外）。但是，同样明显的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个概念，并无多少实际内容。所以，普通的法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就更有限，以至一个欧洲女子可以在巴黎公然冒充中国人，并成为一件轰动事件。^〔22〕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有不少关于中国的作品已经在法国翻译出版，也有不少法国知名学者关注中国，但是，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更谈不上对中国进行研究。一方面，与法国政府没有介入中国事务有关；另一方面，也没有一本法国人写的关于中国著作的出版。李明著作的出版，极大地改变了法国人对中国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