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与表现

（三）描述与表现

二战后，西方新史学虽然发展迅猛，不过，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现象亦日渐凸显，“结构”研究忽视了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叙述充斥着图表和数理公式，这种叙述方式沦为专业化的牺牲品，不仅丧失了普通读者而且影响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由此，历史叙事的问题再次成为争议的中心论题。怀特（H.White）指出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界曾围绕“叙事性的认识论地位”问题展开了两次论辩：第一次产生于40年代至70年代的分析哲学界，论题主要聚焦于“叙事话语与科学知识的关系”；第二次产生于70年代的文艺批评界，论题指向了“叙事与神话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两次论辩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1）英美分析哲学家，将叙事确立为一种解释，旨在说明历史的事件和过程，代表人有沃尔什和丹图（A.Danto）；（2）法国年鉴学派，将叙事历史编纂视为一种非科学的，甚至是意识形态再现的计谋，代表人有布罗代尔（F.Braudel）与勒华拉杜里（E.Le Roy Ladurie）；（3）符号学的理论家，把叙事看成仅是其他代码（code）中的一个论述代码，代表人有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福柯（Michel Foucault）；（4）诠释学派，将叙事为某种独特的时间意识或时间结构的论述表现，代表人有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和利科（Paul Ricoeur）等。从论辩的效果来看，无论是赞成者抑或批评者，他们皆达成如下共识，历史叙事是一种类似于文学创作的独特话语模式，具有一套诗学的比喻的深层结构。由此，怀特认为现代文学理论向历史话语理论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知识的性质探讨不可忽视“语言、言语和文本性”等一般话语理论，亦需对历史写作中的“文学性、指涉、作者、读者和语码等传统观念”进行重新表述。⁽¹⁸⁴⁾在怀特看来，历史写作不止于诸多事件的镜像描述，也关涉到历史话语的符号系统，以及蕴涵事实陈述和意义阐释两个不可分离的编码过程。诚如怀特所言：“历史叙事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它同时指向两个方面：叙事中所描写的事件和历史学家选作事件结构之语像的故事类型。”⁽¹⁸⁵⁾显然，“描写的事件”与“事件结构之语像的故事类型”隶属不同的论述层面，前者假设了语言“描写的事件”与现实“发生的事件”之间的指涉关系，即词与物的关系，可诉诸于证据规则和“客观性”标准。相反，“事件结构之语像的故事类型”并非先前给定的东西，而是史学家诗意建构的产物，表现为裹挟意识形态的象征性的言辞结构，这种言辞结构并不取决于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而有赖于史学家如何理解并赋予过去何种意义等非资料源的信息。由此，历史叙事旨在向我们传递了如何思考事件，赋予我们对这些事件的思考以不同的情感价值。就“事件结构之语像的故事类型”而言，如果历史叙事由于不同的历史学家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那么这些相互竞争的历史叙事又如何确证自身合法性？或者说，这些相互竞争的历史叙事难分轩轾，缺乏可供比较的标准吗？

在论述历史的情节建构与真实性问题时，怀特提供了一种尝试性阐述。他认为历史叙事之所以存在差别，是因为历史学家根据道德标准和审美趣味使用了不同的“情节建构模式”；这些“情节建构模式”凸显为“对事件字面意义上的再现”和“对真实事件的比喻再现”，两种再现将诉诸于真实性的不同标准，前一再现是与历史客观性相关的认识论标准，后个再现超越了历史客观性，转向“评估小说的真实性原则”。⁽¹⁸⁶⁾由此，历史叙事的合法性问题被置换成历史学家如何规范“对真实事件的比喻再现”，换言之，历史叙事的合法性将诉诸于认知的、伦理的与审美的多重标准，而非单一的认识论范畴。职是之故，文本修辞包含形式与内容两个层面，科学取向的史学家们试图藉由史料考证、文献注释和文本引用等形式确保历史叙事的客观性。然而，他们一旦涉及内容层面，语言修辞的认识论问题则被弱化，历史叙事的审美和伦理维度得以彰显，历史的客观性让位于历史表现的合理性，文本修辞转向了深层的比喻性的话语结构。

在继承怀特的文本修辞分析的基础上，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建构了一套有关历史表现及其合理性的理论体系，重启了历史学是科学抑或艺术的再思考。众所周知，历史学家不可能止于对过去事件进行主谓词的真实描述，还需从众多事件中构造某种叙事，建立想象和解释的思想空间。然而，史学家一度很少承认历史叙事，也较少反思他们的象征性预设，更别提他们本体论的前判断，这种漠视可追溯到他们所接受的史学训练。诚如史学理论家艾伦·芒斯罗（Alun Munslow）所言，“在历史的训练营中，历史学家仍未意识到他们的叙事不可能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获得证实。因此，历史学家关于叙事的认知本质注定要保持缄默。如果证明的逻辑无法适用于历史，像我所认为的，那么也不可用于观念的发现，当然不能应用到叙事的文本层面”。⁽¹⁸⁷⁾在芒斯罗看来，历史重构论者对历史的过去持有一种经验主义的立场。不过，安克斯密特指出经验论者“在史学文本中看到的只是描述（Description）而没有表现（Representation），看起来仿佛证据（这可以用来为关于过去的真描述提供辩护）对于史学文本来说就是一切”。⁽¹⁸⁸⁾换言之，经验主义者坚信史学文本只不过是由证据证明为真实描述的语句聚合体，历史实在与史学文本存在类似于词与物那般的符合（指涉）关系，这也构成了历史认识论的基础。如果史学文本被当作过去的“表现”，那么历史经验论者将面临怎样的疑难呢？“描述”与“表现”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分别呢？

为了区分“描述”与“表现”，安克斯密特对语句和图画进行了比较，认为“描述”指向了语句层面的个别表述，蕴涵了词与物的指涉关系。譬如，在“这只猫是黑色的”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区分出指称部分，即“这只猫”；以及将特定属性赋予被指涉对象的部分，即“是黑的”。然而，关于黑猫的图画却难以做出画中的某部分指涉了现实中的猫的某部分，图画关注整体，由此表现定位于文本层面的整个叙述，指涉与谓述在表现中却是同时发生的。安克斯密特认为，“描述”与“表现”虽然都与实在相关，不过“描述可以说是指称实在（通过主词的方式），相反，表现（作为一个整体）则可以说是关于实在的。‘指称’可客观地被确定，即通过被描述的主词所指称的现实客体而客观地被确定，而‘关于’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和不确定的，因为它是由包含在每个表现文本中的描述所不同地界定的”。⁽¹⁸⁹⁾质言之，“描述”考察的是词与物的关系，具有语句层面的真实性，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表现”本质上是对不在场某物的替代，由诸多描述构成，探讨的是物与物的关系，具有文本层面的合理性，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就历史学而言，过去的表现一旦只是过去的文本替代品，那么“既然替身或替代品真的占据了实在中某物本身的位置，因而具有了在实在中的同样的存在论地位，认识论问题就没有了存在的余地。认识论问题而今就成了美学问题”。⁽¹⁹⁰⁾显然，这种“认识论问题”让位于“美学问题”的论断规避了历史语言与历史实在的指涉性关系，凸显了审美在历史表现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评判过去最佳的文本表现将取决于认识论之外的因素（譬如美学的、政治的或伦理的因素），这就意味着历史的叙述话语及其表现对于认知和规范话语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权，美学标准比认知的和规范的标准具有在先性且不依赖于后者，这挑战了以历史客观性为标准的史学研究。

与安克斯密特相似的是，柯林武德亦从非认识论的角度区分了“描述”与“表现”。在柯林武德看来，模仿虽是一种技艺，但艺术家若止于模仿，即便获得显赫身份，那种艺术品仍是缺乏独创性的赝品。譬如，在论述肖像画时，柯林武德反对摄影式的准确性（逼真性），因为肖像画除了描绘雇主对形象的逼真任务之外，还需贯注了艺术家的生命意识。同时，肖像画亦不可因屈从商业利益而牺牲艺术性，正是画家的经验和想象力成就了肖像画的艺术性，是个性化的情感表现。故此，柯林武德认为肖像或表现个别人物的手法有助于理解历史编纂实践，也适用于表现独特地貌和历史事件。⁽¹⁹¹⁾倘若历史学家承认这一点，那么他们势必对相互竞争的叙事表现进行了比较，从而甄选出最佳的历史表现。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历史表现接纳美学的标准则意味着褒扬历史的主体性，肯定了在客观性之外某种标准；不过，历史表现引入美学、伦理和政治标准并不是对实际过去的整体歪曲，主体性的涉入也不是历史学家的道德原罪。相反，历史著述会“找到政治和道德价值选择最为可靠的标尺”、成为“检验不同的政治和道德价值”的“实验园地”，进而规避“在实际社会和政治现实中检验不同伦理和政治准则的优劣时可以预计的灾难”，⁽¹⁹²⁾建立对未来有益的历史认同。与安克斯密特不同的是，柯林武德并未系统考察历史表现的审美和伦理特征，而是专注于历史真实的认识论问题。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表现具有“个别型”和“全知型”两种叙述方式，而历史学家要规避的则是后一种叙述方式，因为“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也还有哲学家）并不是上帝，高高在上或者是从外界来观看世界的。他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他自己当时当地的人。他从现在的观点观看过去，他从他自己的观点观看其他的国家和文明。这种观点仅只对他以及处境和他类似的人们才是有效的，但是对他来说，它确是有效的。他必须坚持这一观点，因为这是他可以接受的唯一观点，而且除非他有着一种观点，否则他就什么都不能明白”。⁽¹⁹³⁾显然，这种“历史表现的视角论”强调了一种“个别型”的叙述方式。由此，柯林武德认为每个历史学家都是以自己的观点和问题来安排他的“视界空间”（space of perspectives），每个历史学家都是一个从某种观点再现世界的单子，进而历史学家之间的观点迥然有别；并成了追求历史客观性的“自我中心困境”（egocentric predicament）的牺牲品。⁽¹⁹⁴⁾显然，这种历史思想的单子论强调了历史学家的个体活动身处于独特的情境之中，亦即他是通过摆在自己面前的档案、证词或证据来理解由那些个别事件和个别活动所构成的过去。由此，历史学家在弥合历史间距时，他既受制于外部资料、理论框架与语言符号等因素，又嵌入了历史学家的性格、理解与阐释等要素。譬如，法国大革命的叙述之所以多样化，部分因为不同的历史学家身处不同的社会情境，可能获得了不同的档案；部分因为历史学家存在不同的证据观念，他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阐释证据。就此而言，历史学家的史学意识不仅指他过去的研究对象的意识，而且包括他现在的情境与活动的意识。⁽¹⁹⁵⁾从此意义上讲，历史表现会因表现者的不同地域、时代、信仰和价值观等因素而发生改变。然而，柯林武德并未在此止步，他认为20世纪的历史学家比18、19世纪历史学家更好地撰写了中世纪史，也能指出摈弃先前历史著述的理由。由此，他提出了一种“历史表现的替代论”，这种观念认为历史叙述不可能在细节上做到完全的真实性，不过，历史学家却能基于客观依据而用一种叙述取代另一种叙述，即便这两种记述都不完全真实。⁽¹⁹⁶⁾

我们一旦接受柯林武德的分析，那么随后的问题便是“历史表现的替代论”预设了怎样的标准？换个角度说，历史学家是依据怎样的批评标准来叙述他所选择的历史事实？柯林武德举了撰写“尼禄的政策”的案例，认为自己之所以未选择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的陈述而采纳塔西佗的论述，是因为塔西佗的叙述能构造出一幅连续融贯的历史画面。换言之，历史学家叙述的历史事实是否真实取决于他所构造的画面，这幅蕴涵意义的历史画面当然受到历史证据的约束，在叙述逻辑上也要讲究连续一贯。显然，“历史表现的替代论”蕴涵了事实与价值两个层面，事实指向了历史学家使用的资料，评断的标准是嵌入历史证据的“先验的想象”；价值指向了连续一贯的画面，评断的标准是表现主题的历史意义，进而延伸出历史叙述的部分与整体的诠释学问题。由此，当我们追问一种叙述如何能取代另一种叙述时，事实层面可诉诸于历史证据的批评和考量，这样的争论较易达成某种共识。然而，价值层面是否沦为像“趣味毋须争辩”（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那般缺乏客观的标准呢？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表现的替代论”不仅涉及到安克斯密特探究的历史学家主体性问题；而且触及了历史表现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柯林武德认为叙述实则是一种对事件的诠释，同样，历史表现则要求处理好部分事实与整个图景的关系。以“尼禄的政策”为例，柯林武德若是把“尼禄曾打算撤离不列颠”的事实纳入自己构造的画面中，那么历史叙述将产生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矛盾，一幅连续一贯的画面也难以形成。由此，在历史叙述过程中，部分事实与整个画面构成怎样的关联才是合理的呢？显然，除开事实层面的考量，争论的关键在于价值层面，主要表现为如何确定“中心题材”（Central subject）。从莫顿·怀特（Morton White）的论述中，我们可获得某种启发。莫顿·怀特将“中心题材”界定为如何把单称命题叙述成融贯的蕴涵因果解释的整体，其功能在于建立区分编年史与历史的标准。编年史记录纯粹的个别事实，它引向读者去追问诸如“And then what？”之类的问题；历史却蕴涵了内在的因果逻辑，它提示读者去探讨像“So what？”那般的问题。怀特曾以“忧郁的历史故事”来解释“中心题材”的内涵，“英国国王死了，之后英国王后因悲悼亦死了。王子由于母后之死，异常悲痛以致自杀了；随后公主因孤寂落寞，忧郁而终”。⁽¹⁹⁷⁾怀特在此想表明，此段叙述蕴涵了解释王室悲惨的中心题材，是有意义的历史叙述，而非单纯的历史编年。不过，莫里斯·曼德尔鲍姆（Maurice H.Mandelbaum）认为，如果历史叙述仅遵从历史编年和因果解释，忽视中心题材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构不成真正有意义的历史叙事。由此，他修正了“忧郁的历史故事”，以此阐明历史叙述与中心题材之间的契合性。“英国国王逝世了，随后王后由于悲伤也逝世了，随后王室大臣为他们举行葬礼。由于葬礼的缘故，交通阻塞，我乘坐的公共汽车晚到了。因为我回家比平时晚，所以在我的朋友离开伦敦前我没有看到他”。从这段叙述来看，曼德尔鲍姆认为该故事尽管基本事实都获得了证据的支撑，但由于“王朝的问题”与“我与朋友的关系”之间构成了非兼容的诠释性关联，中心题材偏离了历史叙述的内在逻辑。⁽¹⁹⁸⁾具体而言，上述基本事实之间看似存在前后相续的因果关系，不过，这些基本事实由于各自回答不同的问题，叙述的故事背离了中心题材，它并不构成融贯的历史叙述。假使中心题材致力于凸显“王朝的问题”，公共汽车晚到和错过跟朋友相见则大可删去；倘若中心题材旨在表明“我与朋友的关系”，那么没有必要叙述谁举行葬礼和王后因何而死等基本事实，因为它们破坏了叙述的整体结构。就此而言，“历史表现的替代论”在价值层面上凸显为整体结构与部分事实之间的诠释性关联。

上文述及，安克斯密特认为表现乃是对“不在场者”的再呈现，并不局限于从语句层面上分析词与物的认识论关系，而是关注整个叙事文本。由此，安克斯密特认为，令人满意的表现理论是“表现的替代论”，而非“表现的相似论”。譬如，衡量肖像画的基础并非摄影式的准确性，而是画家向受众展示被描绘者的人格和审视世界的经验感受。由此，这种图像逻辑并不遵循“表现的相似论”，因为认识论的问题并不是图像逻辑关注的焦点；相反，“表现的替代论”预设了表现与被表现者同属于本体论的世界。安克斯密特指出，在统治认识论意识形态开始失去信仰的今天，我们“不可能将之以某种方式塞进认识论分析的传统模子”。⁽¹⁹⁹⁾就历史学而言，“表现的替代论”意味着拒斥摹本论的史学观念，历史学家不再纠缠史学是否向我们呈现过去的实像，而转向考察表现与被表现的合理性问题。在职业的历史学家看来，这种观念显然颠覆了传统史学的认识论基础，宣扬了历史学家可以胡编乱造，甚至谋杀了历史学。这些误读引发了像杰夫里·埃尔顿、劳伦斯·斯通、拉斐尔·萨缪尔、阿瑟·马维克等经验主义史学家的强烈指责。理查德·艾文斯也语带讥讽地指出，像安克斯密特那般的后现代主义者是“一些智识领域的蛮族在历史学的城下逡巡，腾腾杀气扑面而来”。⁽²⁰⁰⁾同样，安克斯密特也奋起反驳艾文斯的指控不分青红皂白，在史学理论领域只满意“浅尝辄止的涉猎”，⁽²⁰¹⁾浑然未察傲慢的指责与谦卑的主张之间的悖谬。诚然，这场论辩夹杂些火药味，却重启了历史学性质的话题，奠定了一种史学理论研究的新范式。史学理论研究日渐重视从叙事文本的角度探讨历史表现的审美、伦理及政治等问题。历史表现超越了认识领域中的客观性问题，确立了历史叙事的合理性正当标准；再次引起了历史学与艺术、文学等人文学科关系的讨论，无疑具有解放思想和丰富史学认识的意义。

事实上，艾文斯等人的指控并非毫无根据，历史表现一旦以合理性作为检验历史叙事的正当性标准，那么客观性标准将处于弱化的地位，甚至被抛弃；由此，表现的相对主义则不可避免，语言实体化的叙事也很难规避怀疑论的指责，史学研究滑向了意识形态、审美旨趣的价值争论，历史客观性与真实性的问题被搁置一旁。无疑，这将削弱历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学科地位，也影响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鉴于此，为了回应相对论的指责，安克斯密特后期从语言转向了经验，重新估量了“历史经验”予以史学研究的实际价值，纠偏了史学过分热衷于碎片化的研究取向。此外，20世纪晚期像心态史那般的新文化史研究实践也启发了安克斯密特。他认为语言是将经验理智化，历史经验却是“一种未经中介的对于过去的经验，视作过去与历史学家的接近”，而且“许多当代史学著作（就像心态史所体现出来的）关注的是经验而非描述和表现”。⁽²⁰²⁾诚然，柯林武德并未系统阐释“历史经验”的史学内涵，但考古学的实践经验却让他重视认识论问题，尤其确立了一套问答逻辑的研究方法。

由此，独特的经验成为叙事偏好的根源，而叙事偏好也取决于不同史学家的生活方式。凯斯·詹京斯结合参观伦敦国家美术馆的经验指出，“这些经验可能包括认识论要素，但不能只简约成它们；可能包含认知要素但它们却不是决定性的”，在经验领域并不存在“‘真正的真理’、‘客观的客观性’、‘中立的中立性’、‘绝对的绝对’及‘普遍的审美’，存在的只不过是汲取的、有目的的、图像的、表述的及活着的经验，存在的仅是某些嗜好，存在的只是某些偏爱。这是一条底线，虽然无法确保万事万物的真实，但不管怎样却能维系独特的个别生活”。⁽²⁰³⁾就此而言，历史的客观性及合理性最终可归结到研究者生活方式的实践问题，历史叙事为读者提供了社会历史实在的实践知识。与詹京斯稍有不同，安克斯密特坚信“历史经验”不仅是理解历史过去的有效工具，也为多元的历史叙事提供了理性基础，为历史认知遗留了现实空间。关于“历史经验”的论述被整合成一种融客观性与合理性为整体的真理标准，纠偏了从描述到表现造成的认识论的缺席，注入了重建历史理性的经验要素。显然，历史叙事中的描述与表现属于不同的话语体系，各自目的也迥然异趣，历史描述探讨语句层面上的真假叙事问题，属于分析词与物关系的认识论范畴，进而要求史学家考察史实，检讨证据及其规则，客观性成为衡量历史描述的正当标准。为此，历史学家建构了一系列证明叙事文本准确真实的科学法则，欲使历史学跻身为一门职业化研究的硬科学。诚然，历史表现包含历史描述的成分，但历史表现乃是对不在场过去的再呈现，表达了科学之外的理论诉求，它不止于个别语句的真假，也不局限于单个史实如何编排，而是阐释整个叙事文本的编纂风格，关涉到历史学的审美、伦理及政治等维度，重塑了历史表现的合理性标准。另外，历史合理性的标准蕴涵着弱化历史学的认知功能，然为多元的历史表现提供了评判标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历史经验的思考也纠偏了历史表现的缺失，重构了由描述到表现欲解答真理标准的问题，史学理论研究愈来愈倚重历史学家反思叙事文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