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斗争史观的形成

儒法斗争史观的形成，既有一定的历史事实基础，也有理论的逻辑必然性。所谓历史事实基础，如战国时期存在法家韩非对儒家的批判等；所谓理论的逻辑必然性，则是说在1949年后尤其是“文革”期间的极“左”逻辑下，形成儒法斗争史观，褒扬法家，批判、抨击儒家是很顺理成章的。1949年起实行范式转化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批判儒家、褒扬法家即成为必然。至于这一观点被表述出来，则是早晚的事。以冯友兰为例，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赞扬孔子，批判韩非的。但到了1962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他已经明确地提到了“儒法斗争”的概念，评价也发生了逆转，孔子成为遭到批判的对象。出于“感情”问题，也仅只是在谈到开办私学、整理文献等不具有思想意义的次要方面，给予孔子积极的评价。韩非则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唯物主义者、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等。这都是范式转换理所当然会带来的结果，也是在“革命史观”的逻辑下水到渠成的结论。所以，儒法斗争史观与其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偏向，毋宁说是“革命史观”逻辑所包含的极端扭曲化的“服务史观”的彻底展示，“学术为现实服务”被推到了编造历史的地步。学术和当时政治的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学者观点的改变既是迫于政治压力的迷失，也有自愿和取悦政治的成分，两者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从程序上看，政治的压力在先。而所谓政治的压力，还不限于某一领导或机构对学者发出命令，当时的气氛和学者屈从后来自群众的赞扬，也足以促使和推动学者沿着扭曲的道路走下去。如前所述，冯友兰在批孔以后就收到不少群众来信，鼓励和赞扬他。群众也好、学者也好、国家也好、领导人也好，都是沿着极“左”的逻辑往下走。在社会的强大的惯性运动面前，学者是无力的。

1972年12月，杨荣国在《红旗》上发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指出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形成了儒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儒法斗争的实际是，孔子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主张唯心主义、保守，与孔子对立的是商鞅，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他的“耕战思想是唯物论的观点”。^[110]荀子是儒家，但他所说的“礼”近似于法家的法，他的政治主张和商鞅近似。从荀子的积极部分产生了韩非和李斯的法家思想。儒法斗争的实质是“新兴力量对日趋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反映”。^[111]这是一篇较早提出儒法斗争问题的文章。次年，杨荣国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石仑发表了《论尊儒反法》，^[112]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反动学派，法家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守旧与革新，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深入批判尊儒反法思潮的反动实质，对于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113]“孔子是坚持奴隶主本位的顽固派”，“焚书坑儒是镇压奴隶主复辟的一场革命”，“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几百年来儒法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秦始皇‘焚书坑儒’，击溃了儒家的复辟活动，坚持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在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114]文章说，历代尊儒反法思潮都是同反动势力结合在一起的，其本质就是倒退复辟。深入开展对尊儒反法的批判，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更好地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此后，评法批儒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红旗》、《学习与批判》等杂志发表了大量此类文章，在撰写人方面，出现了梁效、^[115]罗思鼎、^[116]唐晓文，批判文章的题目也扩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军事路线”、“儒法斗争与我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法家在中国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等。《学习与批判》还整理了一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尊儒反法资料摘译》。^[117]北京大学儒法斗争史编写小组编写了《儒法斗争史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此外还有大量的儒法斗争读物。

罗思鼎认为，秦汉时期是封建制战胜奴隶制复辟，建立和巩固政权的决战时期，秦王朝统一中国，宣告了封建制在全国的胜利，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赵高是奴隶主阶级的后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118]潜伏在秦王朝内部，“掌管皇帝的印玺和起草机要文件”，等到秦始皇一死，便伺机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政变，篡了权。赵高夺权后，“立刻用儒家的路线代替了法家的路线”，重新扶植起奴隶主，公开主张重新实行分封制，企图使贫苦农民重新沦为奴隶，终于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在罗思鼎看来，“以赵高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教训是惨痛的。它证明秦王朝没有能够最后战胜奴隶主复辟势力，这一历史任务自然落到革命农民的肩上”。^[119]陈胜吴广起义的失败是由于旧贵族和反动儒生的破坏。项羽是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所以失败了，刘邦是地主阶级的代表，继承了法家路线，坚持统一，反对分裂。“楚汉相争，从路线上看，是一场儒法斗争。”刘邦胜利，原因在于他的路线正确。罗思鼎得出结论说：历史证明，即使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光有一代人的努力是不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所以“更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长期的斗争”。^[120]据说，这篇文章是影射周恩来的。

梁效认为：“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121]秦王朝的胜利，是儒法斗争中法家的胜利，但政权被奴隶主贵族头子赵高发动的政变所覆灭。汉王朝是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刘邦死后，吕后、汉文帝等继续执行刘邦的法家路线，保证了法家路线的胜利。西汉以后，随着奴隶主阶级复辟的危险的消失，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地主阶级转化为纸老虎。“法家思想已经开始为地主阶级所厌恶，而经过适当加工改造的儒家思想则适应了他们的需要。这种转化是一个剥削阶级所不可改变的历史命运。而无产阶级则不同，它最富有革命的彻底性，它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122]方锷也提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研究儒法斗争。”^[123]

在评法批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哲学史就是儒法斗争史，而且儒法斗争一直贯穿到当今的观点。在这一视野下，许多中国哲学史人物被重新排队。屈原、^[124]荀子、^[125]王充、^[126]柳宗元、^[127]王安石、^[128]李贽，^[129]甚至沈括，^[130]都被认为是法家。

《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3期和第4期发表了《青年工人讲儒法斗争史》的文章，认为先秦到秦王朝建立，儒法斗争有三个回合：一是孔子和少正卯的斗争，二是孟子和荀况的斗争，三是秦始皇、韩非和吕不韦的斗争。汉代盐铁会议，桑弘羊和以霍光为首的贤良文学等之间的斗争，是儒法斗争。^[131]唐代柳宗元《封建论》，对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和分封制进行了总结，清算了当时的复古思潮。宋代王安石的“荆公新学”是吸取法家思想建立的体系，王安石变法就是在法家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变革。明末李贽歌颂了秦始皇，称赞柳宗元的《封建论》和王安石变法，具有尊法反儒的思想。文章最后指出，儒法斗争说明，“儒家搞复辟倒退，搞分裂割据，搞卖国投降，是反动势力的思想代表；而法家则坚持革新，主张团结统一，反对外来侵略。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在思想路线上也是完全对立的。儒家总是搞唯心论的‘天命观’、‘先验论’，鼓吹‘法先王’的复古倒退的历史观，因此儒家是尊天派。而法家则大都坚持唯物论，否定‘天命’论，主张‘人定胜天’；否认‘天才论’，主张才能依靠后天的学习积累。因此法家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是坚持历史进化论观点的‘法后王’派。由此可见，法家的政治路线，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而儒家的政治路线，是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灭亡的破产命运”。^[132]

儒法斗争史观还进入了中国哲学史著作。杨荣国、赵纪彬、冯友兰都根据儒法斗争史观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进行了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