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形成与马克思态度的转变

唯物史观的形成与马克思态度的转变

从1844年到1846年，蒲鲁东始终把他的理论思考建立在抽象法权或者说抽象的社会性的基础上，其学术路径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而马克思则不同，从1844年以抽象人性为基点的理论思考，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点的历史阐释，其间的学术跨度是很大的。正因为如此，1846年的马克思在学术思路上实际上已经无法容忍蒲鲁东的抽象形而上学观点了。马克思1865年再次回忆起《什么是财产？》一书时说：“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并接着解释说：“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进步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24)马克思的这一评价，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神圣家族》中的评价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显然是经历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观点全面的、批判性反思以后获得的，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对蒲鲁东的深度批评，那么这个思想转变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神圣家族》出版以后，1845年5月至7月，马克思继续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写了《布鲁塞尔笔记》，7月至8月，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访问了英国，在这期间，马克思又在曼彻斯特写下了一批经济学摘录的笔记，即《曼彻斯特笔记》（共九册）(25)。这让我们回想起恩格斯在1844年10月给马克思写的信，信中说：“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用几部著作加以阐述，一切就仍然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大多数人还得盲目地摸索”(26), 1845年1月，恩格斯再次建议和催促马克思，“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部较大的著作，以便向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不能独立胜任的知识浅薄的人提供必要的依据”(27)。于是，1845年初马克思一定已经意识到解答历史之谜必须贯通经济学和哲学，这或许也是马克思抓紧时间，大量摘录和研读经济学著作的原因。1845年春天，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皇家图书馆继续着巴黎时期的经济学研究，他已经意识到，不研究英国的材料就不能全面、批判地分析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因此，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当时经济学前沿的理论成果，为沟通经济学和哲学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摘录和研究了萨伊、西斯蒙第、威廉·配第、埃·吉拉丹、查·拜比吉、安·尤尔、弗·费里埃、罗西、汤普逊、布雷、霍吉斯金、约翰·格雷、威廉·西尼尔、托马斯·库珀、麦克库洛赫、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数十位经济学家的著作。马克思搜集的材料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往的经济学家们怎样给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下定义；他们怎样理解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价格、生产费用、资本、工资、利润、货币、信贷等经济学范畴；如何评价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过渡；如何理解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等。马克思的这些研究都在批判蒲鲁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批判蒲鲁东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通过对以莫泽斯·赫斯、卡尔·格律恩等人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明确反映了对蒲鲁东评价的质的变化。蒲鲁东与格律恩保持着特殊的关系。赫斯称“费尔巴哈是德国的蒲鲁东”，格律恩则称“蒲鲁东是法国的费尔巴哈”。马克思一直提醒蒲鲁东要同格律恩保持距离，却遭到拒绝。马克思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滥用黑格尔辩证法时，提到蒲鲁东的观念史观和所谓“系列辩证法”，认为蒲鲁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证据都是错误的”，他的平等观点只是“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幻想”。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的观点已经非常接近于《哲学的贫困》中所作的判断。

至此，我们还需提及另一位德国哲学家，即麦克斯·施蒂纳。施蒂纳是德国古典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过客，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流星式的哲学家却为终结青年黑格尔派的逻辑做出了重要贡献，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观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近70%的篇幅是用来批判施蒂纳的，而只有大约10%的篇幅才是批判费尔巴哈的，所以，对施蒂纳以及马克思针对施蒂纳展开的批判就是无法回避的。更重要的是：施蒂纳是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彻底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的路标，唯物史观正是在施蒂纳的启示下走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这一点被恩格斯首先注意到，1844年11月19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郑重地提到了施蒂纳，他指出：“施蒂纳摒弃费尔巴哈的‘人’，摒弃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是正确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是从上帝进到‘人’的，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进到‘人’的真正途径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那里，而是为了从那里上升到‘人’。只要‘人’不是以经验的人为基础，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28)

从恩格斯的这封信中，我们还知道恩格斯受到赫斯的影响，“赫斯对费尔巴哈的评论，有许多地方都是对的”(29)。我推测，马克思得知施蒂纳的著作出版之后，一定是毫不延迟地阅读这本书，并开始着手写作一篇反击施蒂纳的文章，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12月底写信说：“我不可能在下星期以前把批判施蒂纳的文章交给您了。因此您不用等我的文章”(30)。马克思实际上是否写了这篇文章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来证明。马克思给恩格斯回过一封信，但是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恩格斯在下一封信中指出：“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太多地拘泥于该书给我的直接印象，而在我把它放到一边，能更深入的思考之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赫斯（他还在这里，两星期前我在波恩同他交谈过）动摇一阵之后，也同你的看法一致了。”(31)可见，恩格斯是坦言了自己的错误(32)，据他讲，赫斯当时已经完成《晚近的哲学家》一文的写作，这篇文章针对的正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赫斯也利用马克思给恩格斯的回信修改了他在《晚近的哲学家》中的观点。施蒂纳对费尔巴哈乃至对一般形而上学的批判，使得某些学者认为，施蒂纳在费尔巴哈之后对马克思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的实质是：它导致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决定性的批判，而这一思想完全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造过程中。

1845年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清算“过去的哲学信仰”，合作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总结性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派的客观唯心主义，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出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如果说，马克思在1845年之前尽管意识到蒲鲁东的观点中存在着问题，但尚无法找到正确的方法来批判其理论局限的话，那么，以施蒂纳为思想参照系，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完全具备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蒲鲁东的能力。

对蒲鲁东的超越以及对自身思想的清算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对待黑格尔哲学，这一点与蒲鲁东形成鲜明对照。在马克思看来，施蒂纳“所不同于黑格尔的地方是：他不靠辩证法而完成了同样的事”(33)。实际上，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写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也采取逻辑与历史、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辩证法去刻画“唯一者”的产生和发展，但是施蒂纳手中的辩证法更加抽象和极度主观化，这或许和施蒂纳贫乏的历史知识和生搬硬套的主观杜撰有关系。而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对分工、竞争等问题的分析与施蒂纳类似，都是歪曲运用黑格尔哲学的结果。对于黑格尔来说，世界既是精神化的，又是去精神化的。蒲鲁东始终没有理解这一点，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清理了黑格尔的遗产，从而避免成为神圣的辩证法专家或与黑格尔彻底决裂。通过批判施蒂纳，马克思彻底扬弃了纯粹的抽象思辨，代之以实证的政治经济学，并回到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中探究生产力，一直回溯到原始人手中的“微不足道的棍子”，同时，马克思又保留了辩证法，但却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辩证法，代之以生产力自身变化发展的辩证法，以及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辩证法，并把它理解为“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施蒂纳哲学是极具典型性的，马克思把施蒂纳作为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的标本来批判，这对于马克思清算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创立唯物史观，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正是以施蒂纳的哲学为参照，马克思也同时具备了穿透蒲鲁东经济学的能力。

另一方面是如何看待人本主义。施蒂纳关于“唯一者”的观点是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观点的反题，它们具有两极相通性。马克思对施蒂纳利己主义的批判，也促使他认清了费尔巴哈理解的人的本质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马克思指出：“决不是人这个神圣概念，而是处在现实交往中的现实的人创造了经验关系，只是在后来，在事后，人们才把这些关系虚构、描绘、想象、肯定、确认为‘人’这一概念的启示。这一点不值得再重复了。”(34)如前所述，蒲鲁东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也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而此时的马克思把个人理解为现实的、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个人，是在实际生活中时刻生成着生产力的“个人”，这些个人按照一定的关系组织起来，形成各种社会关系，从而实现了个人概念的变革。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最后到达的是使“人”成为“现实”的人，生成生产力的人，并时刻处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之中的人，“现实的”这个修饰语就意味着要参与到生成生产力的过程中，参与到归根究底受生产力制约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受到某些社会关系的制约和塑造，从而使人自身的“现实”成为一种社会性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塑造，进而在历史上形成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积极互动，而不是仅仅挖掘自身内在的、独有的东西并使之生发和成长起来，进而在哲学上表述为抽象的人本主义。

总之，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终结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逻辑，它是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的重要路标之一。马克思也是在批判施蒂纳著述的过程中，产生了建构唯物史观的灵感与正面阐发唯物史观的动机，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正面阐发了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它也成为“有决定意义的论点”被明确地写入《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态度也从此彻底地改变了。当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捍卫《什么是财产？》时，当然无法看到与此有关的蒲鲁东后期著作。即使当他在1865年应施韦泽《社会民主党人报》之请而为刚逝世的蒲鲁东作盖棺论定时，还未能读到蒲鲁东的遗著《财产原理》，所以在论定时还没有看到“财产就是盗窃”的真实意义。不过在那时候马克思对《什么是财产？》一书已由满口赞许而后转向“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