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

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是当代大科学形成和发展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对当代大科学的哲学反思，是立足于当代大科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时代性发展。

除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既有理论内容以外，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还应该具有以下一些新的基本规定：

首先，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是关于当代大科学的系统观。

当代大科学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整体化特征，突显了当代大科学体系的系统性质。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也就是一种关于当代大科学的系统观，它要求我们调整原有的科学概念，自觉地运用系统的观点来把握当代大科学的学科体系及其内在构成。

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作为关于当代大科学的系统观，是建立在当代系统科学的基础之上的。当代系统科学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理论、微分动力学、混沌理论以及运筹学等，本身就是当代大科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大科学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整体化特征的集中体现。系统科学的最显著特点是强调研究对象的有机整体性，把研究对象作为一种系统来考察，从部分与整体、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中把握系统运动和变化的规律，并注重运用整体上最优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实现系统运行的目标。哲学的系统观就是对当代系统科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进行高度抽象和概括的产物。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经说过：“系统学的建立也会有助于明确系统的概念，即系统观。”“系统观将充实科学技术的方法论，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化和发展提供素材。这也就是人的社会实践汇总、提炼到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系统学，又从系统学通过一座桥梁——系统观，达到人类知识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28]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觉运用系统观来考察当代大科学体系，也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的一个重要本质规定。

用系统的观点来理解当代大科学体系，首先必须从横向上完整地把握当代大科学的门类结构和复杂图景。长期以来，我们所使用的“科学”概念一直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而人文社会科学则被自觉不自觉地排斥在科学范畴之外。时至今日，不少人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仍然存有疑虑，有的人甚至断言人文社会科学永远也不能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标准”意义上的科学。显然，这样一种科学概念与当代大科学的实际情况是极不相称的。当代大科学之为大科学，最重要的标志就在于它是包含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种具体分支科学在内的完整的、有机的科学体系。人文社会科学不仅事实上已经成为当代大科学体系中不可分割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且在解决当代大实践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等方面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大科学体系的发展正在使马克思当年的预言变为现实，当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三大学科门类及其内部诸学科之间的界限已变得越来越模糊，它们正在综合为一种创造性的知识整体，正在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大科学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新兴学科，如环境科学、能源科学、生态科学、信息科学、空间科学、海洋科学以及科学学、未来学、管理学、情报学等，我们很难在传统的学科门类中准确地确定它们的位置，因为它们根本就不能定位于任何一个界限分明的学科，甚至也不属于单纯的自然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而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及其内部诸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产物。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已走到了科学发展的前沿并取得了与自然科学相当的重要地位。因此，任何否定或怀疑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企图或倾向，都会防碍对于当代大科学体系的整体把握。

用系统的观点来理解当代大科学体系，还必须从纵向上完整地把握当代大科学内部的不同构成层次。在我国，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不仅把科学仅仅归结为自然科学，而且还进而把自然科学研究视为单纯获取关于自然界的知识的活动；近年来，由于科技成果的应用对社会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一些人又转而把科学等同于技术，把科学研究等同于技术开发。这样一些科学概念与当代大科学的客观本性也是相悖谬的。早在197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科学活动与技术活动的计算》一文就曾把当代大科学研究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1)基础研究(基础科学)。它是“旨在增加科学、技术知识和发展新的探索领域的任何创造性活动，而不考虑任何特定的实际目的”。就是说，基础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研究，其目的主要是获得新的科学知识和新的技术知识，而不是实际应用。(2)应用研究(技术科学)。这也是创造性研究，但它的目的不是获得新的知识，而主要是把科学理论发展到可以应用的形式，使理论具备直接为人类实践服务的可能性。(3)技术发展或实验发展(应用技术)。这也称为开发研究，“它凭借从研究或实验中所获得的知识，用它指导生产新的材料、产品和设计、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并从本质上去改善已经生产或建立的那些材料、产品和设计。”值得指出的是，当代大科学体系中的每一个学科门类都具有从基础科学到技术科学和应用技术的不同层次，自然科学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也不例外。通常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基础科学主要有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技术科学有人才学、立法学、工业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应用技术则有管理技术、教育工程、工业布局、工业统计、市场分析、社会调查等。不管这一区分是否得当，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已经发展出了它们的技术学科和应用技术则是不容否定的。如果考虑到当代大科学体系中的其他许多技术科学和应用技术都是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就更加明确。所以，无论是把科学仅仅归结为以获取理论知识为目的的基础科学，还是把科学等同于技术科学甚或应用技术，都只是抓住了当代大科学体系的某一个别层次，都没有达到对当代大科学体系的整体把握。

总之，作为关于当代大科学的系统观，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纵横交错的当代大科学体系，做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并重，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技术并举。

其次，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是关于当代大科学的产业观。

当代大科学研究的巨大活动规模和空前的社会化程度，特别是当代大科学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趋向，表明当代大科学已成为工业化社会的支柱性产业之一。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又是一种关于当代大科学的产业观，它要求我们把当代大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产业来认识，破除科学的社会功能问题上的各种小科学观念。

当代大科学与社会的其他产业的区别在于它属于一种知识产业或信息产业。科学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精神生产活动，科学研究是一种知识生产过程，它的产品是各种以理论形态和技术形态存在的知识。科学知识也是一种劳动产品，它除了内禀的学术价值外，还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是，科学知识这种产品与物质产品有很大的不同。在使用价值上，科学知识不像物质产品那样会因消费而消失，它不仅可以被反复运用，而且还会在“消费”过程中再生。科学知识使用价值的这种不灭性和再生性又进一步带来了它的馈赠性，就是说，科学知识一旦被生产出来，人们使用它便无须再费分文。在交换价值上，科学知识也不像物质产品那样服从劳动量与时间的线性关系，它的价值不能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度量，因为社会根本不可能对科学发现或发明规定出必要劳动时间。此外，科学知识也不像物质产品那样可以批量制造。科学知识是独一无二的，重复的科学研究、生产已有的科学知识则毫无意义。当然，科学知识的生产与物质产品的生产一样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生产力。当代科学研究的巨大活动规模，当代社会在科学研究上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促成了并标志着当代大科学产业的形成，也促进了科学生产力和科学知识的加速增长。据英国技术预测专家詹姆斯·马丁测算，人类的科学知识在19世纪是每50年增加一倍，20世纪中叶是每10年增加一倍，70年代每5年增加一倍，而90年代大约每3年就增加一倍。现在，全世界每年出版10万种科学期刊、50万种书籍，发表500万篇论文，登记70万件专利。所有这样，都是那种把科学研究看作是科学家个人的兴趣和爱好的小科学观念所无法理解和解释的。

当代大科学产业不只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产业，而且还是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产业，它为当代社会输送着极其宝贵的大量知识资源。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密集型生产已经逐步取代了劳动密集性生产和资本密集型生产，产品或商品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其科学技术含量。据估算，以每公斤产品的出厂价格计算，如果设定钢为1，那么钢筋则为1.3，小汽车为5，彩电为30，计算机为1000，集成电路则高达2000。电子计算机存储器所用的原料比相同重量的铁锅还便宜，但通过科学的加工，其售价竟相当于相同重量的白金。与此相应，科技成果的应用在社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在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世纪初，科技进步因素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所占的比例还只有大约5%～20%，50年代开始上升到50%，进入80年代则达到60%～80%。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3%，其中四分之三是依靠科技因素来实现的。可见，当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主要地不再是通过增加劳动力或资金，而是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在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中，科学技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波得·德鲁克所说：“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成为最主要的工业，这个工业向经济提供生产需要的重要中心资源。”^[29]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也已成为一个国家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的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种核武器的制造和军备竞赛，充分地显示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力量是它的军事力量的最重要构成部分，从而使科学与政治的结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相应地，对于当代世界的各个国家来说，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已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战略。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就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震动了美国各界，甚至造成了美国政府的信仰危机。当时的白宫科学委员会成员、著名物理学家E.特勒警告说，美国在一场比珍珠港事件更重要和意义更大的战斗中失败了。为了奋起直追，美国在60年代制订并实施了“阿波罗登月计划”，终于在1969年把阿波罗号飞船送上了月球，实现了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的梦想，完成了“管理上的革命”，重振了美国的国威。

当代大科学产业的形成也对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学本身是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特殊子系统，它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历来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和制导性作用。科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特征不仅表现在科学活动的产品即科学知识上，而且还表现在生产这种产品即科学探索和求知活动所必须具备的科学精神上。科学精神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应当具有的意识和态度，是科学工作者所应有的信念、意志、气质和品质的总称。科学精神的内容极为丰富，求实精神、创新精神、怀疑精神、协作精神、自由探索和争鸣的精神以及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等是其最基本的方面。在历史上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对人类文化的基础性和制导性作用主要是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应用而表现出来的，至于科学精神，它主要是在科学界内部作为科学探索和求知活动所必须遵循的传统、规则或指导原则而起作用。与此不同，当代大科学产业不仅空前强化了科学知识的文化意义，而且也使科学精神广为传播并日渐深入人心。不仅如此，随着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崛起及其社会地位的空前提高，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关心人的生存和发展、关注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等人文社会科学所特有的科学精神也已成为当代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在当代，是否尊重科学知识、服从科学规律和具备科学精神，已成为衡量不同个体、集团乃至民族的智慧和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

再次，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是关于当代大科学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观。

当代大科学成果的应用，既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展示了光明的前景，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当代，科学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必须关注这一问题，并相应地建立自己关于当代大科学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观。

在当代大科学体系中，科学与技术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出一道明确界限。也正是通过与技术的内在结合，当代大科学不仅直接地作用于当代人类实践，而且使当代人类实践成为一种高度科学化的实践。因此，前述当代人类实践中大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所带来的正负双重效应，同时也就是当代大科学应用的双重效应。其中，当代大技术的应用在当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当代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也就是当代大科学的应用所带来的消极社会后果。当代大科学的应用所带来的这些问题已对当代人类社会及其未来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也是当代大科学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而引人注目的主要之点。

对科学应用的消极社会后果或负效应的关注，在历史上曾促使了卢梭等人对科学进行的道德上的谴责，在当代则直接导致了科学悲观主义甚至反科学主义思潮。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就曾出现过一种“科学破产论”。对此，梁启超曾作过生动形象的介绍：“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的还加几倍，我们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30]这种科学破产论虽然很快消声匿迹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以更大的势头重又兴起，并终于演变成一股反科学主义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那冉冉升起的蘑菇云和四处飘散的放射性尘埃，在将几十万无辜平民推向死亡线上的同时，也开始动摇了公众对科学的信念，给人们的道德心理投下了一层无法挥去的阴影。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相继发生的因科学在工业中的应用而导致的环境公害事件、与现代医学发展密切相关的全球人口剧增、核军备竞赛、电子装置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实际使用和可能利用、美国在东南亚战争中所使用的化学武器、因分子生物学进展所引起的遗传工程的潜在危险等等，这一切使公众对科学应用后果的忧虑和戒心与日俱增，也是反科学主义者们的主要论据。问题在于，当代的反科学主义并不是一般地关注科学应用的消极社会后果，而是把这些消极社会后果完全归罪于科学本身，主张用“完全刹车”的办法即通过阻止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全球性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深切关注当代大科学成果应用所带来的巨大负效应，但它并不是一种科学悲观主义，更不同意反科学主义的论调。科学悲观主义和反科学主义把科学应用的负效应完全归罪于科学本身是没有道理的，而其弃绝科学的主张更是完全错误的。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看来，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因科学的应用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科学应用的必然后果，科学应用所带来的消极社会后果也不是科学本身的过错。爱因斯坦在谈到科学与战争的关系时曾经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31]事实上，科学应用所带来的种种消极社会后果是由科学成果的不合理运用所导致的。诚然，这种不合理运用也有属于人类科学认识本身尚不完善方面的原因，但由这一方面的原因导致的科学应用的消极后果也只能通过进一步发展科学认识去克服。例如，人类要最终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这样的难题，在具体做法上还得借助于新的科学技术。值得指出的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在克服科学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各种消极社会后果、防止和避免科学技术的不合理运用上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正是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得到迅速发展并取得前所未有的重要社会地位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以乐观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当代大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但是也不赞同那种夸大科学作用的科学至上主义或科学万能论。上述的科学悲观主义和反科学主义是作为历史上的科学至上主义或科学万能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但即使是在当代，后者也并没有完全绝迹。在当代的科学至上论或科学万能论看来，当代科学的发展不仅能够克服科学应用所带来的各种消极社会后果，而且能够帮助解决当代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甚至能够帮助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普遍富裕和幸福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认为，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万能的东西不是科学。单纯依靠科学的发展，并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普遍富裕和幸福，甚至也不能克服科学应用的消极社会后果。科学成果的不合理应用，不仅有属于科学认识本身尚不完善方面的原因，更重要地还有属于科学利用的社会机制特别是社会制度不健全方面的原因。在当代，要从根本上克服科学应用的消极后果、防止和避免科学成果的不合理运用，还必须从根本上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看来，只有进一步完善人类科学认识本身，健全科学利用的社会机制，才能消除当代大科学应用所带来的负效应或消极的社会后果，实现当代大科学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4]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2页。

[5]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4页。

[6]D.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世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7]汤浅光朝：《科学文化史年表》，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2～37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18]《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2页。

[19]《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4页。

[20]《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8页。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22]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84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9页脚注(89)。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25]《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26]罗素：《科学观》，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86页。

[27]罗素：《科学观》，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02页。

[28]钱学森：《再谈系统科学的体系》，《系统工程的理论和实践》1981年第1期。

[29]参见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30]梁启超：《科学万能之梦》，《时事新报》，1920年3月号。

[31]《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