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认为，尽管他本人在早期曾受到“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因而在研究有机界以及人类社会发展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哲学观略显差异，但他在运用历史观所采取的方法和所得的结果上与两位导师的唯物史观是一致的。在考茨基著名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他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展开了论述。
考茨基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时，强调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不能因此而僵化地理解“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到，“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4]考茨基论述到，用“建筑物”来比喻社会的做法很普通，但也容易引起部分人的误解:建筑物是按照建筑师的设计完成的，这容易使人误认为，“只有立法者能够发现、设计和建造比现有的社会建筑更完善的社会建筑”，[15]但这同马克思所强调的内容完全相反;建筑物是静止的，因而对于那些断章取义的人而言，容易放弃运动的观点而从静止状态去考察社会关系;建筑物是由诸多形式的物质建造起来的，这容易使人们误认为社会基础只限于机器、工具、原料等物质的东西，而上层建筑则完全来源于无形的思想。
考茨基为此进一步阐明，“‘物质生产力’不仅包括自然界提供的资源(和力量)，而且也包括在发现自然的物质财富及其利用方法是所付出的脑力劳动。人类拥有的全部社会财富，以及人类超出它在动物阶段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外所掌握的一切生产力，都是人类知识发展的结果。同时，在一定的时刻，社会财富主要决定于社会知识和社会精神质量的水平，而很少决定于社会现有的物的数量”。[16]既然物质生产力中也包含精神因素，与此相适应的社会中的生产关系也不例外，“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即上面竖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以及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的‘现实基础’，绝不只是‘物质’的范围，即不只是由外部世界的物质的事物所形成，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精神因素、即人类的需要和认识所决定的”。[17]正如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回答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所说:“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18]但是，“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19]“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20]因此，考茨基认为，绝不能简单地把“基础”仅仅理解为“物质的”、把“上层建筑”仅仅理解为“精神的”，从而割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考茨基强调，在理解社会这个“建筑物”时，绝不能仅仅从某个孤立的社会状态来说明社会发展现状，而是要用运动的、联系的、发展的方法辩证地理解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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