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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概念的内涵

时间:2022-09-1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学界普遍认为首先提出“轴心”概念的是黑格尔。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吧,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并且认为,与轴心时期光辉的人性相比,以前古老的文化十分陌生,似乎罩上了面纱。[6]由雅斯贝尔斯系统阐发的这个“轴心时代”概念应如何理解?这种“超越的原人意识”即对人的生命的反思,它“透过超越的内化,发现生命有内在的精神本质,由此得以奠定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

学界普遍认为首先提出“轴心”概念的是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写道:“所有的历史都走向基督,而且来自基督。上帝之子的出现是历史的轴心。”在这里,黑格尔揭示了一种基督教历史观。“轴”指旋转中心,引申为极重要的所在,“当轴之中”,此之谓也,“轴心”即中心或枢纽。但是对这一概念作了更普遍意义的分析的,则是德国哲学家K.雅斯贝尔斯(1883—1969)于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的“轴心时代”这一概念[2]。在其《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雅斯贝尔斯写道:

发生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的这种精神方面的历程似乎构成了这样一个轴心,正是在那个年代,才形成今天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这个“人”。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吧,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子与老子,中国哲学中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以及诸子百家。在印度,是优婆沙德(Upanishad)和佛陀(Buddha)的时代,正如在中国那样,各派哲学纷纷兴起,包括怀疑论和唯物论、诡辩术和虚无主义都发展起来。在伊朗,左罗阿斯脱(Zarathustra)提出了他关于宇宙过程的挑战性概念,认为宇宙过程就是善与恶之间斗争的过程。在巴勒斯坦,则出现了许多先知,如伊莱贾(Elijah)、以赛亚(Isaiah)、杰里迈亚(Jeremiah)、后以赛亚(DeuferoIsaiah)。希腊产生了荷马,还有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哲学家、悲剧诗人,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所有的这些巨大的进步——上面提及的那些名字仅仅是这种进步的表现——都发生于这少数几个世纪,并且是独立而又几乎同时发生在中国、印度与西方。[3]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之间,古代旧大陆的几个主要文明地区:西从地中海,东至中国的华北,南至印度的恒河流域,都同时产生了思想与文化的突破,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形成了不同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正是在这个时代,人们开始“从超越性的高度和主观性的深度体验绝对”[4]。轴心时代以后,人类有了历史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直到近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时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5]他指出,在上述所有地方,轴心时代结束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它融化、吸收甚至淹没了古代文明,显示出某种程度的“觉醒意识”。并且认为,与轴心时期光辉的人性相比,以前古老的文化十分陌生,似乎罩上了面纱[6]

由雅斯贝尔斯系统阐发的这个“轴心时代”概念应如何理解?在中西学术领域大体上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些基本意见:

1.“超越的突破”

据杜维明先生《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中提供的信息,1972年哈佛大学史华慈教授提议,由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学院的学报召开了一个学术研究会,专门讨论轴心时代文明的特色。当时形成的共同理解,就是轴心时代文明的特色即“超越”观点的出现,[7]也就是“超越感”和“超越现实意愿”的出现,或称“超越的突破”。按照林同奇的理解,所谓“超越的突破”,意思是强调当历史进入轴心时代的时候,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一种对整个历史和现实做出全面反思与批判的能力、态度与现象,以及伴随这种反思而出现强烈的对“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反差感和超越整个现实、超越此生乃至整个经验世界的种种不同信念。[8]在史华慈看来,轴心时代人们所提出的这整套问题构成了后人难以逃避、但又无法确解的“问题性”。对这个“问题性”,各大文明的解答有很大的分歧,其产生的“超越”理想与信念也是各种各样。杜维明先生认为,作为这一“超越”的典范,最容易被理解的是犹太教一元上帝观念或希腊哲学的“逻各斯”(Logos)。另外,印度有“梵天”的观念,在中国有“天”的观念、道家的“道”的观念,都体现了对“超越”的向往。[9]史华慈认为,在这一时期,一些高度的文明“达到了一个出现危机的阶段,这种危机向某些人群和个人呼唤新的精神的、知识的和伦理道德的回应”。[10]这种对超越的向往,以及超越实体观念的出现,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突破”(break through)。

2.“反思能力”的出现

1982年,犹太思想家埃尔克纳(Elkana)认为,轴心时代的特征是“第二序思想”(second order thinking)的出现,即“反思能力”的出现。根据杜维明先生的介绍,埃尔克纳所谓的“反思能力”,就是“对思想本身进行反思”(thinking about thinking),具体表现为对于人的反省,对于超越实体的反省,对于自然真实的反省,对于人的最后得救和与“梵天”契合的反省。以犹太教为典范,即对信仰的终极关切进行反思。上帝是什么?这是我们存在的最后的真实。以希腊文明从宗教时代进入哲学时代为例,即对自然的最后真实进行反省,究竟是水、火、数还是Logos?印度文明对人的最后超升(成佛、梵天、自我合一)的思考,也是对人的内在精神和宇宙精神的结合进行的思考。而中国的特色是对人本身的反省,儒家的特色是考虑何谓人、如何做人的课题。最能代表儒家特色的反思,是修身(self cultivation)的哲理和实践。我们既是人,又要学做人。学做人的理由何在?儒家有一套设置和构想。[11]

3.“超越的原人意识”

张灏在《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这本书中,对“轴心时代”有比较系统的思考,他认为,“要认识‘轴心时代’的思想特征,不能只限于超越意识,而需要进一步看到由超越意识衍生的原人意识,后者才是‘轴心时代’真正的思想创新。”

什么是“超越的原人意识”?张灏说:“所谓‘超越’是指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终极的真实,后者不一定意味着否定现实世界的真实,但至少代表在价值上有一凌驾其上的领域。在‘轴心时代’这超越意识有一内化于个人生命的趋势,以此内化为根据去认识与反思生命的意义,这就是我所谓的‘超越的原人意识’。”这种“超越的原人意识”即对人的生命的反思,它“透过超越的内化,发现生命有内在的精神本质,由此得以奠定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认同,并进而对生命的本质与本源作一根源式的体认,从此把人类文化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也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2]

在《重访轴心时代的思想突破》中,张灏先生进一步拓展、申述了他的看法[13]。张灏先生认为,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出现的轴心时代里,随着超越意识的兴起,宇宙神话所反映的一元宇宙开始破裂,在人神共处的宇宙外开始出现了一个超越世界,一个“天外之天”,它代表真实、无限、神圣与伟大。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二元存有观(ontological dualism)取代了前此宇宙神话的一元存有观。按照这种“一元存有观”,人的世界与神灵的世界是缠结在一起的,人世间的秩序镶置在整个宇宙秩序里,人世与神灵世界基本上是同一实质,人与神是同生存于和同取向于一个宇宙,而非两个不同的宇宙。张灏认为,二元存有观取代宇宙神话的一元存有观,这一变化给轴心时代思想突破带来一大契机,带来了一片空前未有的视域。在这个视域的中心是一个由超越引发的理想世界与现实经验世界的鸿沟。如何跨越这个鸿沟达到理想的彼岸?这个现实经验世界的意义与价值何在?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番生存反思、价值批判和重估以及思想转化。这些问题直接间接植根于人对生存的基本境况的感受,从而产生了回向人生而落实于人的生存境况的“实化”(immanentization)。这种“实化”大体有三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有机式,如阴阳五行的思想,天人关系式全体与部分的涵摄与融合关系;第二种,乌托邦,超越化身为人世间的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第三种,超越的内化,相信个人有一个内在的精神核心,这是人上通超越的关键,这也是“实化”最重要的形式。环绕这些超越内化的观念凝聚了一些对人破天荒的新认识,形成了一种超越的人文主义。归纳张灏先生的分析,这种超越的人文主义有这样一些特征:

首先,以普世性的超越的关系而产生对个人的认同,有了明晰的普遍性的人的观念,也开始有人之所以为人的观念,并形成了一个统一而又核心的自我观念,这个核心就是“内在心灵”,内在心灵作为统一自我的核心,同时也是上通神圣超越的管道。它带来了人类一些空前的自觉和自我发现。人们开始发现自己不仅是一个躯体生命,而且也是一个以心灵为核心的有深度的精神生命。这精神生命的深度有它来自超越的神圣性与神秘性,随之而来的是对心灵认知能力的自信。相信人的心灵可以产生一种精神性或灵性的认知。

其次,是“生命道路”的观念。人的自觉意识把个人生命分成二元,即精神生命和躯体生命,并且精神生命高于躯体生命(孟子将其区分为贵我与贱我、大我与小我、大体与小体,在轴心时代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的本质是以心灵为核心的精神生命,但是人的生命实相、现实状态则是精神生命与躯体生命的结合。在这种结合当中,人的精神生命本质常常被掩盖、遮蔽、缠结而不能显发出来。人的自觉意识可以用思想把精神生命本质投射到未来,作为生命的终极目的,从而产生一种生命自觉:生命是一个有目的有定向的发展过程,一条由现实生命通向生命本质实现的道路。从生命的目的看,这是一个精神不断提升与超越的过程,是一个质的自我转化的过程。张灏先生进一步指出,如果从衔接生命的现实与生命的理想的途径去着眼,轴心时代的生命道路观念是与道德感分不开的。

归纳上述观点,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在轴心时代,世界各大文化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种精神觉醒或“突破”,出现了一系列的思想发展,由此而诞生了人的自觉意识,尽管其产生形式各不相同,或是哲学论辩,或是后神话宗教想象,或是像中国,产生了一种道德、哲学和宗教混合而成的共识。这种精神觉醒或“突破”导致一个超越世界的出现,由超越现实世界的出现所形成的新视野提供给人们必要的超越观点,藉此检视并质疑现实世界。人们相信在经验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与“此在”世界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更真实、更本质,它拥有三重性质:一是终极感。认为超越世界是经验世界中万事万物的终极源头;二是无限感。经验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有限的,但超越世界是无限的;三是神圣感。当人们想到超越的时候,总是带有崇高敬畏的感觉。古希腊、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这些轴心时代的文明,虽然超越的方式不同,但都有这样一个超越世界的存在,它与现实世界构成了紧张和冲突,也使得古代世界显得非常的有张力、有节制和有意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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