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中国的文化元典

对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几百年间人类精神领域发生的无与伦比、影响深远的变化，中国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1899—1946）曾作过洋溢着诗情和哲理的概括。他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这样写道：“在轴心时代，印度、希伯来、希腊、中国这些相互隔绝的地区，不约而同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科学、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方面的成就，凝聚在上述各文明民族的文化元典之中，从而确定诸民族文化特质的型范，指示诸民族后来的文化走向，这确实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历史现象。”^[15]所谓“文武之道（政），布在方策”^[16]（方，木板；策，竹简。方策，简牍。），就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而言，从西周到春秋，代表文化发展的一大景观，是文献的原始积累和这些文献的逐步经典化，由此出现了一批“文化元典”。因此，要洞悉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景观，“文化元典”是关键。

我们这里所谓的“文化元典”，依据冯天瑜先生在《中华元典精神》中的解释，是指能将民族的“基本精神”或“元精神”加以定型的典籍。或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创意蕴，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文化元典凝聚着民族在以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并将民族的族类记忆和原始意象第一次上升到自觉意识和理性高度，从而规定着民族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又通过民族特有的象征符号（民族语言、民族文字及民族修辞体系）将这种民族的集体经验和文化心态“物化”为文字作品，通过特定的典籍形式使该民族文化的类型固定下来，并对其未来走向产生至远至深的影响。^[17]

文化元典因其首创性、涵盖面的广阔性、思考的深邃性而成为民族垂范久远的指标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当然，哪些书籍能够成为“文化元典”，或者成为“经典”，陈来先生有过这样的分析和说明：“经典的神圣权威性不是先验的决定的，而是在共同体的文化生活实践中历史地实现的，是在人与人、人与历史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一个经典之成为经典，在且仅在于群体之人皆视其为神圣的、有权威的、有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经典的性质并非取决于文本本身，而取决于它在一共同体中实际被使用、被对待的角色和作用。”^[18]

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因《乐》亡佚，中华元典实为“五经”。某些先秦典籍也具有“元典”性质。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分支，如果追索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古老的典籍。由《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古籍组成的中国文化元典，是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大经大法（经者，贯串种种事理以成文者也，常也，历万世而不变之真理也）。它们各有自身的特色与功能：

《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19]

《荀子·劝学篇》讲：“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20]

《国语·楚语》申叔时则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而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21]

《礼记·经解》将其概括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22]

杜维明在其所著《儒教》一书中，将其理解为五种理解世界的方式^[23]：《周易》象征形上学的理解方式，把占卜、命理以及伦理洞见结合在一起；《书经》象征政治上的理解方式，它为人世的统治勾勒出伦理的基础；《诗经》象征诗学的理解方式，强调人类共同情感中的儒家价值；《礼记》象征社会的理解方式，界定社会并不是基于契约关系的竞争系统，而是一个重视交流以诚相待的信赖共同体；《春秋》象征历史的理解方式，强调集体记忆对于社群自我认同的重要性。

同时，从符号学角度看，不同于希腊元典的逻辑编码，中华元典以诗学编码见长，这不仅体现在以“赋、比、兴”为基本表达手段的《诗经》中，而且常见于其他中华元典，例如穷理尽性的《易》、《老子》、《庄子》，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哲理诗，其他元典也不追求系统的逻辑结构而接近哲理诗风格。这种诗学编码倾向，不但表现在它们讲究文辞的形式美、语音美，富于诗的韵味，而且广为采用比附、隐喻、引申、转义等修辞手段，造成一种“言简而义丰”的格局，为此后两千多年间的阐释多歧准备了前提。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正是这一特征的必然结果，中国哲学的诸多特性均可由此而得到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