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对于译者意识形态的构建

社会对译者个性、风格、特色等方面的养成具有深厚的影响，而译者在社会中所获得的“前理解”也是他得以进入和理解文本的前提条件，并会直接影响他的整个翻译过程。译者的生活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他在这一环境中不断地被熏陶、被影响也被塑造着；不仅他的意识、目标、关注点等离不开社会活动，而且他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也往往会受到所在社会的“权力话语”的操控。福柯提出了“权力话语”的概念，指出“不存在一种不受权力影响(powerfree)的话语，也不可能用这样一种话语来推行批判。”包亚明 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 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编者前言，第3页。 这与他对“真理”问题的思考是分不开的。在当今西方社会中，真理往往被视为科学或者科学方法的产物；福柯则对真理的这种理所当然的地位提出了质疑，他挑战的“并非科学所产生的真理，而是对于它们的生成而言必不可少的条件(conditions)。”Alec McHoul and Wendy Grace, A Foucault Primer: Discourse, Power and the Subjec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58. 他认为，在自然科学以外，知识与经济学、医学和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之间也存在着直接而牢固的关系；但在这些知识的范围内，真理产生所必须的条件并不稳定，甚至是难以控制的，“然而，有些令人困扰的是，这些也恰恰是最能够从整体上断言人类的本性，人类的潜能，人类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人类未来情况的相关知识。”Ibid. 自然科学的实证性方法并不能保证知识的正确性，而“这个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尽管它们并不是必然会产生科学，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 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03页。 福柯认为，科学技术在当今已经变成了一种操纵和控制人的力量，其理念就在于“将人类转变为可知的(knowable)——也就是说，可控制的——‘主体’。”Edited by Victor E. Taylor & Charles E. Winquist, Encyclopedia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303. 科学以纪律为形式加强了对人的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控，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 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56页。 在他看来，权力功能失调的根源在于中央的权力过大，也就是说，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superpower)，“这种至上权力将惩罚权力视为君主的个人权力。这种理论上的同一使国王成为‘正义之源’，但是其实际后果甚至表现为反抗他和限制他的专制统治。”同上，第89页。 作为社会中普通一员的译者，自然也无法摆脱权力话语的控制，因此，无论是原作的选择、译作中的传达还是作品的出版过程，都离不开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权力话语的操控。

对于社会文化的研究固然有助于译者进入和理解文本，但是另一方面，社会文化也会对译者形成一定的限制。因为译者对作品中的异域文化的理解，大都是基于自己在阅读、游历、交谈中形成的认知和经验知识，然而，作者所处的生活世界毕竟不是译者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因此其中渗透的文化因素对于译者而言仍然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距离感，译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它，却未必能够真正理解它。正如萨义德笔下的东方学家，他们虽然能够接触到最新最直观的信息，掌握直接而翔实的材料，也具有阐释东方的自由权，但是他们与东方文明之间始终会存在一定的隔膜: “不管东方表面上看来是多么可得到理解，但它仍然被遮隔于西方之外。人们认为这一文化上、时间上和地域上的距离深不可测、神秘难寻、充满性的诱惑: 像‘东方新娘的面纱’或‘神秘莫测的东方’一类的词语已经进入到了公众语言之中。”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 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83页。

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欧洲人心中东方的形象并非是真实的东方，更不拥有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性，而是由欧洲人一手构建出来的: 一方面，他们通过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想象认为它是神秘、浪漫而美丽的；而另一方面，由于东方长期作为欧洲的殖民地，始终是作为一种依附性的他者(the Other)形象而存在着的，因此东方只是由欧洲根据自身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利益创造出来的受其统治的对象。萨义德说: 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此外，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 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0页。

欧洲人建立自己的“东方学”(Orientalism)，将西方意识强加给东方，以低于、服从于欧洲并有利于后者发展为标准书写着他们熟悉并认可的东方形象，对于其民族心理、文化个性、宗教特征等进行对自己有利的表述和研究，从不理会任何质疑或挑战的声音。让我们来看一段克罗默在《现代埃及》一书中对于欧洲人和东方人的区别的论述: 欧洲人是缜密的推理者；他对事实的陈述毫不含混；他是自然的逻辑学家，尽管他也许没有学过逻辑学；他具有怀疑的天性，在他看来任何假定都必须得到证明方可接受；他受过训练的大脑像机器一般运作。相反，东方人的大脑，就像其生动别致的街道一样，显然缺乏对称性。他的推理属于最不严谨的描述一类。尽管古代阿拉伯人在辩证逻辑方面取得过很高的成就，他们的子孙却在逻辑推理方面有着严重的缺陷。他们常常不能从他们会认定为真的简单前提中得出最明显的结论。转引自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 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7页。

这里，他身为欧洲人的自豪感和对于东方人的不屑一顾跃然纸上。由于历史、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差异，欧洲人并不能真正深入地理解东方文明，但是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越性和有利地位却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于是，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去书写东方的历史，这一点即便是专门研究东方的学者也无一例外。他们按照自己的立场对东方进行重新的定位，“东方生活的怪异性及其奇特的历法、充满异域情调的空间构成、佶屈聱牙的语言、乖僻的道德观念，在作为具体的事物用规范的欧洲散文形式表现出来的过程中，被大大地简化了。”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 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15页。 于是，在西方人的话语和文本中，东方人是怪异的、离经叛道的和不可理喻的，必须得到西方世界的关注、重构甚至拯救才能够逐步走向发展和进步。这种西方社会群体普遍以救世主的姿态介入东方文明，并试图对于后者进行改造和救赎的现象，显然是其内在的统治权威和话语霸权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