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对于文本的去蔽

以下，让我们来看一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去蔽活动。一方面，如果译者刻意保持与文本的距离，完全独立于作品之外进行认识和理解活动，那么他就无法真正倾听作者的心声，了解作品对于读者的召唤；因此，译者一般会采取浸入式的阅读方式，即在充分地尊重原文作者的前提下，使自己全身心地沉入作品之中。这时的译者希望可以与原文作者形成默契，体验作者的个人情感、心理状态和生活经验，但是，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个性特征会对此造成障碍，译者渐渐会发现，无论如何努力，他都无法像作者一样去思考、去创作、去表现，更无法与作者真正融为一体。即便是译者本人的性格特征、创作风格、人生经历等都恰巧与作者的极为相似，他对于同一事件、同一人物、同一景观的理解和阐释也必然会和作者存在一定的距离。主体之间的差异性是译者无法抹去的，也是他可以形成自己的翻译风格、展现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前提和基础。其实，我们不需要强求译者和作者在性格、风格、经验等方面的一致性，只要译者能够充分认识到作品本身的价值，认同作者的观点，并在译作创作中努力保持与原作的一致性，就可以创作出令作者和读者都满意的译作。另一方面，译者为了深入理解原作，往往会对作品所涉及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信息进行全景式的搜集和分析；甚至会运用各种理论方法，试图找出作者潜意识的创作动机和目的，找出文本与现实世界之间潜在的对应关系，希望能够比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然而，这种对深层意义不知疲倦的挖掘往往会让译者忘却文本本身，忘记作品才是真正可分析可理解的客体对象。解构主义译学范式一味地强调译者的阐释自由，结果却让译者沉迷于自身个性化的阐释而忘却了文本背后还有作者潜在影响力的存在，也忘记了文本的形式结构和语言规律同样会形成对译者的种种限制。毕竟，翻译有别于创作，译者并不能在尽情展示自我风格的同时忘却了作者的特点，也不能过分偏离原作去顾自进行个性化的解读，否则，译作是难以得到大多数读者和批评者的认可和接受的。比较典型的例子是17世纪初期，法国著名翻译家佩罗·德·阿伯兰库(Perrot dAblancourt)作为自由翻译派的代表，主张译者在翻译中只需表达出原意的大半即可，而为了让译作的文学性和可读性，甚至可以让原作带上本国的色彩；而且只要当代读者喜欢，译者完全可以任意增删原作的内容。尽管他的译作长期享有盛誉，翻译评论家梅纳日(Ménage)还是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批评，将他称为“胆大包天的德·阿伯兰库”，并评价他的译作“使我联想起一位我在图尔时曾经爱恋过的女人，她很漂亮，但不忠实。”转引自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11页。

事实上，一些读者常常对译者怀有偏见，认为是译者加大了他们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他们无法透过译作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然而，谁又能够否认，正是译者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可以看到异域风景的窗户，译作正是原作在新的国度的生命延续，而译者确实也能够通过特定的作品引导、影响和激励一批读者，既促进了物质交流，又丰富了人们的内心世界？翻译，可以看作译者以自己的知识、理解和立场进行的一种为作品去蔽的过程，由此，作者的意志、思想和情感得以传递，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得以彰显，异域的文化和风情亦得以进入读者的视线；同样，也正是在这一去蔽的过程中，译者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均能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