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论中的民主性思想成分

先秦民本论内容丰富，不仅包含了上述“民为邦本”和“立君为民”的思想内容，而且另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到了民主思想内涵，可称之为民本论中的民主性思想成分。

1．“天下为公”（天下为天下人所有）

先秦民本论认为，政治上的理想境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什么叫“天下为公”？对此，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说得非常明确：“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这句话的政治涵义是，天下并非天子一人或其一家的私产，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天子”的概念，因为管理天下的政治主权是属于天下人所有的。应该说，这个思想确实是非常宝贵的。

2．主权在“天”（民众是权力的来源）

先秦民本论中，与上述“天下为公”思想相通的观点是主权在“天”与“天民合一”。《孟子·万章上》记载了一则关于天子权力交接的对话：“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那么，“天”究竟是怎样授予呢？孟子接着说：“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万章上》）孟子认为，天子的权力来源于天与民两个方面，天子权力的转移也必须得到这两个方面的认可。但在这里，“天”与“民”实际上是合一的。或者说，“天”实际只是虚位的东西，民意才是切实的。所以，主权在“天”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主权在“民”，也即民众是政治权力的来源。可惜，这个思想未能转化为一种现实政治的制度安排。

3．“立法利民”（权力为民众服务）

《管子》提出了行政、立法的一条根本原则：“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商鞅主张：“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韩非也说：“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韩非子·问田》）但由于思想立场的局限，他的这个“利民”观念实际上只是为了达到“利君”这个根本目的的一个方便说法而已。在先秦思想家中，墨子可以说是一位彻底的民本主义者，他提出了一条原则：“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墨子·贵义》）这就是说，一切以百姓利益作为取舍的标准。在《墨子·非命篇》中，墨子还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其中之一就是“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政治实践的效果是否符合国家百姓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由此可见，先秦民本论强调立法的宗旨是为了民众，也即权力必须为民众服务。

4．“谋及庶人”（政治决策参考、听从民意）

据传，周灭商后，周武王向商的大臣箕子请教治国大法。箕子讲了九条法则，这些法则记载于《尚书·洪范》。其中，第七条是关于政治决策的：“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这句话虽然带有一些神秘气氛，但本质上是指重视民意、听取民意。《管子》很重视政治决策听取民意：“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管子·君臣上》）孟子与齐宣王之间有一段对话，把参考、听从民意表达得更为明确：“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梁惠王下》）这充分说明了进行政治决策时参考、听从民意的重要性。

5．“监于民意”（权力必须受到监督）

周公是西周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他在告诫贵族统治者时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这种以民为鉴的思想对后世统治者具有积极影响。春秋时期郑国有一位著名政治家叫子产，他很重视民众舆论。当时郑国还保留着具有原始民主意味的乡校，有些人经常在那里评论现实政治，刺激了一些人的神经。于是有人劝子产毁掉乡校，子产不同意，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在子产看来，舆论是不能禁止的，否则只会带来灾害，正确的做法是加以引导，并把舆论作为检查政治行为得失的镜子。孟子在与齐宣王论政时，也表达了与子产相似的思想主张：“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孟子·梁惠王下》）

6．“恭行天罚”（民众有权利对暴政进行革命）

据《尚书》记载，不管是商汤伐夏桀，还是周武王伐商纣，都是打着“恭行天罚”的旗帜进行的。商汤誓词：“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尔！”（《尚书·汤誓》）武王誓词：“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尚书·泰誓下》）“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尚书·牧誓》）所谓“恭行天罚”，就是“替天行道”、就是“革命”。《周易》最早明确地提出了“革命”一词：“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革卦·彖传》）战国时期，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就讨论到了汤、武革命问题：“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这说明，民众革暴君、暴政之命是正义的、合法的。这个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影响至为深远。